为理想奋斗的名人故事3个

为理想奋斗的名人故事3个
成功的人是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并大胆去尝试，不怕任何困难，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的人。

以下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为理想奋斗的名人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为理想奋斗的名人故事1：于建嵘:理想主义者的奋斗
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在于建嵘的微博上引来网友的上千次转发——照片显示，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

此事继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发布照片的人，又在一次给一个中央机关处级干部班的讲座上，播放了宜宾市执法者殴打上访民众的录像。

学员们均表惊讶，有人言称，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坚决不给!
这样一个“上通下达”的人，就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

湘南城乡流浪
爷爷要死了。

他是一个裁缝，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家里有很多地。

爷爷死的时候，父亲还很小，不久，奶奶也死了——父亲那时才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

父亲就到外面流浪，有一次打架后，他逃到了山里面，碰到了湘南游击队，就参加了游击队。

解放之后，他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就做了一个小干部。

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他们结婚之后，父亲被调到衡阳，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

““””时，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摩擦，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挖出了我父亲的“土匪”历史，就再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抓他坐牢，就是把他晾起来。

1967年，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下放到了农村。

父亲是那样的身份，村里没有人愿意让我们留下。

冬天，他们偷走了我们家的棉被，就是为了将我们赶走。

母亲没有办法，就带我们流落到城里，成了黑户(指““””期间没有户口的人)，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很可怜。

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就是为了在扫
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

她也会到黑市去买红薯回来。

有些人说某样东西小时候吃多了，现在都不吃。

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

衡阳黑人记忆
我8岁的时候，父亲托朋友帮忙，送我去上小学。

母亲没有布票，就去讨了一个麻袋，花几毛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但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穿着它我就上学去了。

班里有个同学是班长，他认出我——我们刚搬进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窝棚里，他住在木板房里。

他说：“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他是黑人!”老师不在，他们就把我往外拖。

我拽着桌子不愿意走，缝在外面的那个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我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烂了。

他们把我拖出去，我蹲在学校外面痛哭。

父亲来了，他说他刚好路过。

其实学校在很偏的一条马路上，我想他可能是特意去看我，他摸着我的头流泪，很难过。

那是我唯独一次看到他流泪。

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到学校里去了。

因为没有户口，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们，我们到处流浪。

到后来，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口锅、两床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我们之所以生存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父亲虽然是个“坏分子”，自身难保，但因为他当年很讲江湖义气，再怎么倒霉，还是有朋友愿意帮忙。

不然的话，当“黑人”的那种感觉……“黑人”身份对我来说，整整8年，从6岁到14岁。

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

由于没有布票，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

所以我说我是奥巴马。

1974年，我直接上高一了，我不懂拼音，也不懂数理化，但好在正规读过小学的人也不懂这些。

1976年，父亲被平反，但7个月之后，他就死了。

如果不死的话，可能就当上了大官。

但他一死，事情就麻烦了。

因为母亲的工作还没有安排，母亲对这个事情总是耿耿于怀。

我说，算了，我考上大学之后，肯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大学母亲的荣耀
我考上湖南师范学院，成大学本科生了，牛得很，工作转正之后可以拿到54块5毛钱，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

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

上大学的时候，我17岁。

母亲的工作是给别人刷酒瓶，她没有钱送我去学校。

一个人去的第一天，把我吓坏了。

父亲有很多战友，都是很讲义气的人。

省公安厅的一个人到火车站去接我，我听到有人喊：“衡阳来的于建嵘!”我一看，是个警察，吓得我要尿裤子了!我年龄小，从小又被抓怕了，我说我没有犯罪。

他说：“我是来接你的。

”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衡阳日报，天天写社论。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有一年多没有工作，就干脆当律师去了。

我当律师比谁都简单。

有一个礼拜六，我和几个朋友到湘江边散步，走到师范学院门口，看到告示说要招考“律师工作者”。

那个时候，政府想通过招聘建立一支律师队伍，我去面试取得培训资格。

我什么都没学过，就去考试了。

司法局的人在那儿让我们填表，他们一看我是大学本科生，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他问我：“你懂法律吗?”我说：“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
他问了一个问题，最有意思，考倒了一大批人：“如果有三个人赌博，有两个人输钱了，输的人就合伙对付赢了的人，把钱从他那儿拿回来，你说这是一个什么行为?”
我们是脑子动得多而快的人，我说：“抢劫!”他马上问：“抢谁的钱?”如果我说抢赢了的人的钱，那我就是认可了赌博的合法性。

我们这种学哲学的人马上进行逻辑分析，我说：“这是抢国家的钱。

”他说：“怎么是国家的钱?”我说：“国家待没收的钱。

”考官把桌子一拍：“就是你了!”
海南赚钱不是目的
我是中国第一批取得律师资格证的人。

第一年，我挣了150多块钱，给母亲买了一件呢子大衣。

我天天帮别人打官司，到处赚钱，几年下来，就挣了12000块钱。

那个时候，一般人一个月挣50块钱，我有20年的工资了，我不怕，我觉得我可以下海了，就带了12000块钱去海南。

靠替人要账，在海南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觉。

那种兴奋的感觉，后来永远找不到了。

我打电话给母亲，她说：“你不要做，那是犯法的事情!”做了一年多，我发现钱好赚，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干，有一次给别人写一页纸的法律文书，就赚了60万。

我们几兄弟赚到1000多万的时候，我认为我赚的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

我说我不干了，没意思。

他们不同意，我坚决要分钱。

拿到200多万，我卖掉旧车买了一辆马自达，又买了一个2万多块钱的大哥大，还办了一张银行卡，开始云游全国。

武汉找到目标
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时，就曾经发过誓，先解决生活问题，但我这一生的目标是：1。

搞清楚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2。

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为地变成黑人。

所以，我赚钱之后坚决要分钱。

我当年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获得自由，因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

离开之后，有两年的时间，我心中有想法，但没有目标，四处走走。

后来，有人建议我找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徐勇。

徐勇接到我的电话，很怀疑：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
他和我谈过之后，说：“你应该读博士。

”我说，我一辈子没想做这个事情。

他说你不对，你一定要继续读书，一定要进入体制，否则你就只能是个江湖郎中。

我就去学校跟徐勇待了一年，但我不住学生宿舍，住外教楼，60块钱一天。

咱有钱，牛得很!
我考了徐勇的博士，他不准我走，让我老老实实待着，那一年我吃苦了，看了好多书。

第二年，徐勇说你不能在学校待了，必须去做调查。

这是徐勇对我的两个最大的启示：第一，必须读书，必须有身份;第二，你必须做调查。

我开着车沿着毛泽东走过的路走了一遍，花了一年的时间，再回来写论文。

调查的时候，我哪一天见到什么人都有记录，我们做律师的人喜欢做记录。

那时候没有微博，要有微博的话我天天发微博。

调查完了之后，论文写了3个月，我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全国评
定第一名。

北京追求理想
我起先是到农科院去做博士后，导师是个特别讲究的人，而我特别不讲究。

他还有一个女博士后。

我每次去见他，他都训我：“你怎么鞋子也不擦?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怎么不去买件新的?叫你师姐好好教教你!”说得我火大。

后来有了机会，我就去社科院了。

2003年10月，我们几个住在通州的社科院博士后，听说宋庄有几个画家，就去玩。

在小堡村我们见到了一位正在做饭，好像生活很艰难的画家。

别人却告诉我，这位画家毕业于中央美院，在老家有一所很大的美术学校，是位千万富翁。

我们都不相信。

这位画家却告诉我，千万富翁是真的。

他为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才离家出走，自愿过这种生活。

我问：“在家也可以画，为什么要离家?”他说：“画画就是画心，在我心目中，小堡村是先锋艺术的前沿阵地，一走进这个村，就像戴上红军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

”说完，他泪流满面。

我惊喜万分，激动不已。

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生活，不正是我追求和寻找的吗?我问：“还有小院出售吗?”他告诉我，附近有个画家刚搬走，有一个院子出售。

我赶紧联系，房主见我急要，开出当时的天价12万5千元。

我当场就买下了房子。

小院装修完总共花了30多万。

老师一直骂我：你是搞土地研究的，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将来它会被拆。

我说：管他，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

只要我过得高兴，愉快，我就买!
小堡村有个画家，说：“通州是北京的，宋庄是中国的，小堡村是世界的，我们是人类的。

我们为人类画画，不为人民币画画。

”这有些像疯话。

但我却感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过去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但不是为了记恨什么，我有我的目标，我为此奋斗了近30年。

为理想奋斗的名人故事2：艾默里奇,用奋斗扛住梦想
2010年的地球刚跑上新的征程，就在电影《2012》里毁灭了。

影片的导演说，我要把地球毁灭给人类看，让人们警醒。

于是斥资两
亿美元，掀起了好莱坞的最高浪潮。

三天以后，世界影迷无人不知他的名字——罗兰·艾默里奇。

1955年，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袭击了黑格尔的故乡，德国古城斯图加特。

庄稼受害，房屋坍塌，小罗兰在这样的灾难里降生，注定了他对灾难片的情有独钟。

那个年代德国很不太平，柏林墙还横亘在东德和西德之间。

十来岁的罗兰在西德接受教育，学习雕塑和建筑。

但罗兰并不喜欢这门枯燥的艺术。

每天跟死气沉沉的石膏打交道，他觉得了然无趣，只好海阔天空地幻想世界与未来。

出于厌恶，他总希望那些雕像和建筑都统统碎掉，然后自己幸灾乐祸地踩上去“捡落儿”。

如果当年罗兰只是在幻想里过一把瘾，那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20年后，罗兰的这一理想真的彻底实现了。

自由女神像、白宫、埃菲尔铁塔在他的科幻巨制里一次又一次地倒掉，而这些作品所带来的利润，足够罗兰盖一座货真价实的白宫。

因为他的票房，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

那时候罗兰成绩很差，还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和斯皮尔伯格齐头并进。

他放弃了雕塑，到广告公司做策划。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

一天，公司老板把一摞文件狠狠地摔在罗兰的面前。

这就是你愚不可及的构思?老板把腿搭在罗兰的办公桌上，怒气冲冲。

罗兰看着老板肮脏的鞋底，无言以对。

罗兰离开了公司。

天大地大，难道就没有我容身之处?第二天，罗兰又回到了学校。

知识就是力量，总有一天我会把羞辱还给你的!罗兰心想。

那时已是1977年，22岁的罗兰在慕尼黑电影学院里“闭关修炼”，学习制片和导演。

和其他求学度日的小伙子一样，青年罗兰在校的几年没有荣誉，也没有女友。

他独自一人在寂寞里打发时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也许是量的积累催生了质的突变吧，在毕业之际，罗兰的毕业作品《诺亚方舟法则》一鸣惊人，竟然博得柏林电影节的头魁。

不幸的是，年轻的罗兰虽然天纵英才，口袋里却没几个钢镚。

他在德国大手一挥，豪情万丈地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本打算大
干一场，却被狭窄的市场和捉襟见肘的资金卡住了前进的齿轮。

倔犟的罗兰不相信这是“天亡我也”，硬是咬着牙，扛住了自己的梦想。

苦心人，天不负。

一年后，好莱坞向罗兰抛出了橄榄枝，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此时的罗兰已经筋疲力尽，捉住这根救命稻草后，罗兰迅速恢复了元气，并在好莱坞登陆。

1996年6月25号，罗兰的《独立日》破幕而出。

从此，雄鸡一唱天下白。

他付出的太多，无论何时你都会看到他的汗水。

2009年11月，罗兰的旷世巨著《2012》在三天内席卷全球，震惊世界。

而真正所向披靡的，不是炫人的影片，而是他扛住苦难的肩膀，扛住梦想的奋斗。

现在，他终于可以自信地指着自己的作品回答当年老板的嘲讽：是的，这就是我愚不可及的构思。

为理想奋斗的名人故事3：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我不是什么成功女性，也不是什么女强人，只不过是干电视工作的，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的话，不过是比别人多付出了一些汗水而已。

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里都盛满了坎坷和踏实。

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黑龙江，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我的文化底子薄，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可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

当时我已经29岁了，不想再这样折腾了，但就这样放弃，我又有些不甘。

那段时间，我一直闷闷不乐。

母亲是个知识女性，她对我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真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
“什么时候都不晚”，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第3次走进了考场，30岁那一年，我终于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

入学不久，我就结婚了，丈夫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

虽然有了家，但我们依然住在各自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一日三餐在食堂里吃饭，和单身生活没有什么区别。

3年的苦日子熬过后，我留校任教了。

一个女人在大学里当教师，工作既体面又轻松，收入也不错，而且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庭，很多人都羡慕我，但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我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应该到一线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33岁那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来北广要人，经过面试、笔试和实践考核，我幸运地被录用了。

当时来自亲友们的阻力很大，他们说我是头脑发热，都30多岁的人了，还瞎折腾什么。

我想，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也许自己这辈子就只会在北广做一名教师，永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而那将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又一次犹豫了，我真的还有能力面临这次新的人生考验吗?那段时间，我不断地想起母亲的话：“人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我最后的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哪怕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

就这样，我在33岁那年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了一名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很激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只有多付出心血和汗水，才不会被淘汰，才能站得住脚。

我虚心向比我年轻的同事学习，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把每一项简单的工作当作重大的使命来完成。

经过不懈努力，我不仅在中央电视台有了一席之地，还以自己的名字开辟了“一丹话题”这个专栏，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节目，观众的反映还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一转眼，我就到了40岁，看到镜子里自己眼角细密的皱纹，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失落感。

40岁，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道迈不过去的坎，尤其对女主持人来说，更是尴尬的年龄。

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的年龄，每天患得患失，内心充满了苦涩和忧郁。

我向母亲倾诉了自己的困惑和烦恼，母亲说：“丹啊，你不觉得这十几年来，你是越来越美丽了吗?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却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么?”那一刻，我迷茫混沌的心豁然开朗，是啊，年轻女主持人的本钱是美丽和青春，而40岁的我，虽然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再，但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学识、修养和内在的气质来赢得观众的喜爱。

年龄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种负担，也可以是一种财富。

心态平和了，工作的热情又重新回来了，尽管我已40多岁了，但领导依然让我在栏目组里挑大梁。

我的人生，应该说没有被命运和机遇特别垂青过，每一步，都是自己踏踏实实走下来的。

我特别感谢母亲，是她在那些关键的时刻解开了我的心结，告诉我人生的方向应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到了50岁、60岁，又有新的梦想在诱惑我，我想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朝着它走去。

好的改变，什么时候都不嫌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