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侵权法案例2

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

徐爱国

佛里德曼是一个外科医生，负责一个名字叫莎瑞芬的女士的手术。手术过程中，病人突然开始渗血且无法控制，５天后不幸死亡。验尸报告显示，渗血现象源于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多佐克是死者丈夫安东尼的代理律师，代理死者丈夫对佛里德曼提起了“不当死亡”的诉讼。由于没有证据证明佛里德曼违反了医生职业准则，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医生的判决。该案结束后，佛里德曼对多佐克提起侵权行为诉讼，指控律师“过失”和“恶意”提起诉讼。在初审法官作出了有利于律师的判决后，原告不服而提起上诉，上诉院部分修改部分维持了初审判决。佛里德曼仍然不服，主张律师在病人死亡的案件中有义务进行合理调查，严格审查事实和法律，只有这样，律师才能诚实信用地为当事人提出合理的权利要求。最后，该案上诉到密歇根最高法院，该院列维大法官作出了法律裁决书。

针对原告对被告“过失”的指控，列维法官详细分析了律师是否对他方当事人负有注意义务的问题。列维法官认为，一个律师在提起一宗诉讼之前，有义务对案情作出合理的调查，但是，律师对己方当事人的这种义务，并不意味着对他方当事人也负有这项义务，否则的话，就与对抗制法律体制发生冲突。一个律师提起一个诉讼的时候，必然会对他方当事人不利。如果要求一个律师同时对双方当事人负担合理注意义务，那么，律师将无法进行调查活动，因为对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调查对另外一方当事人必然不利。当律师决定启动诉讼程序的时候，另外一方当事人肯定会指责该律师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简言之，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如果让律师同时对双方当事人承担注意义务，必然严重妨碍律师工作，降低工作效率，进而破坏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因此，原告对被告“过失”的指控不成立。

原告声称，律师对他方当事人承担合理注意义务，有利于遏制滥讼行为，防止律师仅仅为了自己利益而随意构讼。但是，列维法官主张，便利诉讼是一项公共政策，如果法律设立律师对他方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必定过度限制律师提起诉讼案件，阻碍律师的创新精神，放纵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他方当事人。

至于原告的“被告恶意提起诉讼”的指控，列维法官认为，美国法遵循了英国法中的许多规则，其中之一就涉及到恶意诉讼的诉讼形式。美国相当多的联邦州沿袭了“英国规则”，即：即使被告恶意和没有合理根据而对原告提起诉讼，如果不存在逮捕、拘留或者特别的损害，那么，提起恶意诉讼的原告也不能得到法律救济。同时，也有许多州采用了“美国规则”，即：允许恶意民事诉讼的存在，不要求原告必须受到特别损害。许多法律评论家都主张，废除特别损害的要求，从而更便利诉讼和减少诉讼困难。但是，列维法官认为，这些评论家的观点稍显极端。至于本案，因案件管辖地所在的密歇根州保留了英国法规则，所以，既然原告没有受到特别损害，那么，法院理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后，密歇根最高法院裁决：驳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维持初审法院判决。

解读

１．这个案件虽然以原告的败诉而告终，但是反映出“滥讼”侵权行为责任的一般特点。滥讼侵权行为责任是英美国家特有的现象，一般包括“恶意刑事起诉”

和“恶意民事诉讼”。

２．恶意刑事起诉的构成要件有：被告曾经对原告提起过刑事诉讼；被告存在恶意；被告没有合理理由；刑事诉讼以原告无罪而告终；原告受到了损害。

３．至于恶意民事诉讼的构成，上述案件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英国规则和美国规则。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英国法要求有特别的损害，比如原告被逮捕或者拘留，而美国则没有这项要求。在美国，恶意民事诉讼中常见的侵权行为有“被告指控原告破产”以及“被告指控原告资不抵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