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古典经济学派从利己主义人性观出发，认为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最明智的判断就是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个人主义象征的所谓经济人”的幽灵在古典经济学中无所不有。这种“经济人”利己心的发挥是经由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的。通过这种引导可以使社会走向私利与公益的和谐一致和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在政策方面，他们竭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调节，政府应力求节约，税收数额应尽量减少，每年的财政收支都应保持平衡；税收应尽量避免干扰社会经济活动。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和以财政收支平衡为基本原则的财政税收思想，统治资本主义世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集中表现是20世纪30 年代初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经过这场危机，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与事实不符，通过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均衡就业的说教已经破产。因而，他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使财政税收成为刺激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他的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后来又被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加以补充和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采纳，并收到一定效果。

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宏观经济方式的观点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即由自由放任主义转变为国家干预经济，由把收支平衡作为理财的基本原则转变为以促成经济平衡发展为基本原则，由把税收仅作为收入的因素转变为经济平衡发展的因素。

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在西方世界风行了半个多世纪，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曾奉若神明。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历史条件下，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对于缓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减轻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刺激需求，税收负担重，政府开支大，规章制度繁琐，必然会影响资本家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和政策失灵，受到西方经济学界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挑战。

经济从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在此期间，经济会遭受损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该学派的理论结构并不精致、完善，而且说法不一。

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精神实质也始终是一句话：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这两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我们不能说谁是谁非，而只能说哪一派的观点和主张较符合真实世界。从这一点看，新凯恩斯主义可能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符合实际些。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能理性预期的假定条件实在太苛刻。

人们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尽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获知的信息，不断修整与完善其中的一切错误。但由于世界的千变万化，一切经济现象无刻不在变动中，加上人们总有某种为自己利益而欺骗和损害别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尽可能作出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定，但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存在这些假定的情况。可能正因为如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没有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去做，对经济的形形色色干预从未间断过，哪怕是在经济自由主义呼声最强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终担任着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角色。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无疑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衣钵，但力图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寻找价格粘性和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竭力证明这种“粘性”和“非出清”同样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他们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结果”，这些“理由”有些看来很不充分，证据不足，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这些“理由”都是从经济主体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发的，因而是合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微观基础上；二是这些“理由”尽管各不相同，说法各异，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某种反映。

显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歧和区别，并不在于认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要不要“理性预期”或力求“理性预期”，而在能不能“理性预期”或做到“理性预期”，也不在于认为要不要“市场出清”，而在于能不能“市场出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标准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能比新凯恩斯主义离真理更远些。

美国大危机爆发后，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不谋而合。这两者都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而这促成了国家干预经济这一新的形式的出现。凯恩斯主张采取赤字政策，通过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在短期内缓解了资本主义大危机带来的灾难，凯恩斯主义在二战之后被更多的国家采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罗斯福新政，曾被媒体认为违背了资本主义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做法，这也与当时苏联经济的成功有关。所以在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措施中，尽量避免国家垄断经济的出现。

通常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是不可能并存的。因为，通常下，通货膨胀可以使得就业率上升。但是，上个世纪的一次经济危机中（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这个事实，而使得该理论观点被否认。西方经济学中政府政策有几个目标即：经济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这个观点是凯恩斯提出来的，他认为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即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存在，但在70年代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凯恩思主义受到质疑。

如何应对人类经济史上大大小小数百起金融危机,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信贷,刺激需求；而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总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预只能让情况变得更坏,应该让萧条自行结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让市场冷静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去碰壁,而不是人为的降温。

正是这种迥异的理念决定了对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历史地位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凯恩斯主义认为,罗斯福新政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和干预措施防止了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并通过恢复有效需求帮助美国走出萧条；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救助,扰乱了市场自身调整的周期,反而延缓了痛苦结束的时间,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才依靠战争带来的繁荣摆脱了危机,因此是战争而不是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走出萧条。

对于中国而言,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经验显然要远逊于欧美等国,如果说1998年因为及时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波及亚洲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008年年底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大单。4万亿救市政策可看做是凯恩斯主义药效的最佳发挥。4万亿投资和2009年货币投放约9.6万亿元贷款，是配合刺激计划所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似乎一时取得了抵御金融危机的“重大胜利”。但如何诊断并开出有效的药方,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4万亿刺激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经济学界的分歧也很大。特别是,最近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在很多场合都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中国问题的答案,中国不应该采取干预政策,而应该让市场自身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