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论文

浅谈《史记》之“仁”的思想

园艺院景观122 14512230 谢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很多能够充分表现出了儒家的核心思想“仁”的内容。“仁”即是和谐，而和谐作为中国社会珍贵的思想传统和恒久的价值追求,它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儒家思想；“仁”

“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是中国社会珍贵的思想传统和恒久的价值追求,它起源于儒家学派，被孔子所倡导，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包含着古代人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学智慧,“大同社会”也成了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1]58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中,也充分地表现出了“仁”思想和理论。

司马迁《史记》的“仁”思想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为“天人合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早在先秦时代,主张“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但对其经典论述则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类必须以遵循自然规律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儒、佛、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因此,“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的人文精神。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2]

‘天人合一’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3]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与“王道政治”的完美结合。孟子提倡绿化,反对破坏森林,要顺应天时,保护生态环境。这说明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乐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养生丧死无憾”和谐幸福的理想社会。司马迁《史记》中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正是先秦“天人合一”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史记》中,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观念,首先体现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善待鸟、兽、草、木。强调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必须依靠自然,只有保护自然,才能国兴民安。

《史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还体现在要节用自然之物。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记载,“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黄帝“节用水火材

物”。在《孝文本纪》中记载,孝文帝“保护山川无改”,驾崩前告诫臣子,为自己修陵墓时,“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史记》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也体现在顺应天时,按自然规律去耕种务作。在《五帝本纪》中,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这是说黄帝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这说的是要顺自然之道。

司马迁《史记》“仁”的思想还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和谐,表现为“以德治国”“仁政”“礼乐之治”。人与社会的和谐主要包括政治和谐、经济和谐和文化和谐。政治和谐是指在处理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时,就像孔子说的,“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意思是说,人民有伟大的力量,执政者应该懂得敬畏人民的意志,把人民视为安邦立国的根本。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王子之歌》)的民本思想。因此,统治阶级只有行“王道”才能“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即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朱熹《孟子集注》)。

司马迁提倡德治,他在《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中,都从历史上的成败来说明“德治”的必要性。是否实行“德治”,成为司马迁评论历史,评论现实的根本出发点。司马迁首先强调以德治国的重要性。

“以德治国”,就要“以民为本”。因此,司马迁的社会和谐思想也表现为“以民为本”。孟子以帝王之师的身份教导统治者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充分表明了这一思想。在《周本纪》中,记载古公的主张和态度,“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子,予不忍为。

在我国古代,农是本业,虞工商被视为末业。但也有认识到四业(农、工、虞、商)并兴重要性的论断。《逸周书·文典》又说:“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此四者(指农、工、虞、商,引者注),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指出了“四业”的重要性及其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司马迁把商业作为人民衣食之源放到国民生产总体结构中进行考察其作用,“四业兴旺,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国家贪弱。”这就说明了人们并不是都能生产自己所需的一切,各生产者之间,必须进行协作交换,以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和谐,使国家富强,社会发展。

司马迁《史记》的“和谐”思想还包括着民族和谐,体现为“民族统一”“协和万邦”。司马迁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华夏周边各民族都是中国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撰《史记》从上古写到当世,从体例到内容,大一统思想贯穿其中,用他的《史记》为上古以来至当世的大一统政治和大一统思想作了全面的反映和总结。据学者统计,“一统”一词作为国家统一的意思,在《史记》中出现过6次[4]他在称赞秦统一时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吴太伯世家》中,他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他还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史记·楚世家》)司马迁的这些表述,说明不仅中原诸侯列国,而且周边各民族始祖,都可溯源为黄帝子孙。这就是司马迁的大一统的历史观与民族统一历史观。

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乃是有意识采用传说,用作他民族统一思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目的是“为消除各种民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5]顾颉刚先生也曾论述了“大一统”思想的作用。他说:“中国的能够统一,就靠在这个荒谬的历史见解上。因为必须有了这个向来统一的观念,才可把种族的成见消融,把中国的土地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联合。[6]

参考文献:

[1]张贷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的贡献[N].台湾:联合报.1990-09-23.

[3]季羡林.人生絮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1996.

[4]周啸天、尤其主编《史记全本导读辞典》（上、下），四川辞书出版社。

[5]张大可.司马迁经济思想论述[J].上海:学术月刊.1983,(4).

[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