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的发展

元代文学概况
元代在中国古代史中虽然时间不长，但元代文学却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它的突出标志就是自元代文学始，叙事性文学第一次取代传统的抒情性文学而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同时，古代文学的审美情趣也因此发生了由“温柔敦厚”而转向“自然酣畅”的历史性新变化。

因此，我们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演进历程中，元代文学处于一个新的转折期：即新兴的通俗的戏剧小说开始取代传统的典雅的诗文词赋的正宗地位，从此，叙事性文学逐渐成为文坛创作的主流。

一、元曲
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是元曲。

它包括叙事体的剧曲和抒情体的散曲。

元曲是元代文学之主流，亦是一代文学之代表。

剧曲包括杂剧和南戏，其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杂剧，它是中国戏剧成熟的标志，也是元代文学最高峰的标志。

(一)、剧曲----杂剧和南戏
元杂剧是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把唱、念、舞等艺术结合起来表演故事，并用北曲演唱的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

元杂剧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兴盛一时，主要是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都市经济的繁荣、通俗文艺的发展、戏剧演出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以及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为元杂剧的繁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

2、元代以前的诸种歌舞伎艺，尤其是宋、金以来戏剧事业本身的进步，为元杂剧的产生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艺术实践。

4、最高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爱好和提倡，鼓励了元杂剧的发展。

4、也是最主要的，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沦落下层，成为剧本的创作者，他们的直接介入，大大提高了元杂剧的艺术品位，这是元杂剧得以繁盛的根本保证。

元杂剧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元杂剧的黄金时期。

大都（今北京）是前期杂剧创作的中心，剧作家也主要是北方人。

元杂剧前期大家纷出，佳作叠现。

产生出了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杰出的戏剧家王实甫、马致远、白朴，著名的杂剧作家高文秀、杨显之、纪君祥、石君宝等。

他们创作出了《窦娥冤》、《救风尘》、《西厢记》、《汉宫秋》、《梧桐雨》、《墙头马上》、《李逵负荆》、《赵氏孤儿》等等优秀的剧作。

后期是元杂剧由鼎盛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

这一时期除少数作品成就较高外，大部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如前期。

后期的著名剧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优秀作品有《倩女离魂》(郑光祖)、《两世姻缘》(乔吉)等。

还需指出的是，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第一次把关汉卿、郑光祖、白朴、王实甫并列，而现在大家公认的元曲四大家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另外，元杂剧的最高成就，是四大悲愤和四大爱情剧，元杂剧的四大悲剧：《窦娥冤》(关汉卿)《汉宫秋》（马致远）《梧桐雨》（白朴）《赵氏孤儿》（纪君祥）；四大爱情剧：〈拜月亭》（汉卿）《西厢记》（王实甫）《墙头马上》（白朴）《倩女离魂》（郑光祖）
南戏是南戏文、南曲戏文的简称，是与北方杂剧相对而言的。

它是用轻柔婉转的南方曲调演唱的戏剧形式，最初产生在南宋时期的浙江温州一带，所以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南戏是明清传奇的前身。

南戏的形式至元末基本定型，元代后期出现的著名南戏有高明创作的《琵琶记》和尚不能确定作者的《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四大传奇，后四者又简称为荆、刘、拜、杀。

其中《琵琶记》代表了南戏创作的最高成就，被誉为“南戏之祖”。

(二)、散曲
散曲作为元代韵文的主体，散曲是与剧曲相对而言的，它是金元时期北方兴起的可合着
乐曲歌唱的一种新型抒情诗体，在元代又被称为乐府。

在体式上，散曲大体上可以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种。

所谓小令，又称“叶儿”，是独立的单曲,即每首由一曲组成；套数又称散套，是连贯成套的曲子,每首由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组成。

元代散曲的发展也以元成宗大德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元曲作家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大都，作者中最有成就的仍是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张养浩等人。

他们的作品真率爽朗，风格浑朴自然，带有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最能体现散曲通俗化、口语化的本色。

其中马致远的散曲成就居全元之冠。

后期元曲作家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南方的临安，此时出现了许多专写散曲的作家，较为著名的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等。

他们的作品大多含蓄凝练，风格清雅典丽，格律谨严，辞藻雕琢，逐渐脱离了前期俚俗生动、质朴坦率的风格，体现了元代散曲由通俗化向文人化发展的趋势。

二、白话小说----话本小说和讲史话本
与元曲大力发展的同时，通俗文学的另一重要样式――白话小说在元代继续盛行。

在继承唐宋以来说话伎艺的基础上，元代话本小说的创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元代话本与宋代话本之间区别很小，很难将它们区别开来，所以一般统称为“宋元话本”。

元代的话本小说有两种：话本小说和讲史话本。

所谓“小说”和“讲史”，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

“讲史话本”通称平话，又称评话，大多是根据各种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

宋元讲史话本一般篇幅较长，分卷分目，文字质朴浅拙，情节生动曲折，有虚有实，成为后来长篇白话章回小说的发端。

如讲经话本《唐三藏取经诗话》就对《西游记》的成书着有直接影响。

宋元话本第一次用白话文来描写社会日常生活，开创了白话小说这一崭新的文学样式，并为明代拟话本短篇白话小说的出现开了先路。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三、诗文创作
相对于戏剧、小说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言，元代正统的诗文创作要逊色许多。

元代的诗文作品很少有爱国热情的宣泄，更多地是在感叹世事和歌咏隐逸，并在其中抒发自己的彷徨苦闷，带有浓厚的悲情与幻灭之感。

元代前期的诗、词、散文，主要作家，在北方，除元好问外，重要作家还有刘因、姚燧、卢挚等；南方主要是由宋入元的赵孟頫、戴表元、邓牧等。

元代中期，随着元仁宗延祐初年科举制度的恢复，诗文创作也活跃起来，出现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所谓“元诗四大家”。

元代后期，主要诗人有王冕、杨维桢等。

其中，杨维桢的诗号称“铁崖体”，标新领异，别具一格，他的诗想象奇崛，气势飞动，与李贺的诗风一脉相承。

关汉卿杂剧的题材内容
关汉卿，字汉卿，名不详，，号已斋，又作一斋。

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戏剧家，被后世称为杂剧之祖。

他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齐名，被称为“元曲四大家”。

1958年，在他的戏剧创作700周年之际，曾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各国人民的纪念。

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60余种，今存18种，现在全部收入《关汉卿戏曲集》中。

18种杂剧从题材内容讲大致可分为三类：
1、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间疾苦，歌颂人民反抗斗争的作品。

从题材上讲，这类作品多属于公案剧。

代表作有《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
其中《窦娥冤》是关汉卿整个杂剧创作的代表作。

2、反映妇女命运和为改变命运所进行的反抗与斗争，歌颂她们的智慧与美德的作品。

这类作品从题材上讲属于儿女风情剧，大都充满喜剧气氛。

作品有《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谢天香》、《诈妮子》、《金线池》等。

其中《救风尘》和《望江亭》是关剧中著名的喜剧代表作。

《救风尘》全名《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是一部著名的喜剧，同著名悲剧《窦娥冤》同属关汉卿的重要代表作。

剧写汴梁妓女宋引章急于从良，但她年轻幼稚、贪图富贵，禁不住纨绔子弟周舍虚情假义、甜言蜜语的哄骗，不顾同行姐妹赵盼儿的苦苦劝阻，抛弃了原来与他有婚约的忠厚秀才安秀实，嫁给了周舍。

而周舍原本是个喜新厌旧、惯于玩弄妇女的花花公子，婚后宋引章被朝打暮骂，几乎被活活折磨死，只好写信求救于赵盼儿。

赵盼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对周舍好色的本性，她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带上结婚的财物，找到周舍，假说自己要嫁给他，但他必须休了宋引章，赵盼儿的美丽，使得周舍欢天喜地，于是写了休书休了宋引章，结果既没娶到赵盼儿，又使宋引章逃出了虎口，弄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后经太守审理，宋引章与安秀实团圆。

剧本成功塑造了妓女赵盼儿的感人形象，她与窦娥一样，有着同样的反抗精神、但个性却迥然不同。

3、歌颂古代英雄，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

这类作品从题材上讲属历史剧，作品有《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其中《单刀会》是关汉卿历史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

《单刀会》全名《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以三国故事为题材。

写关羽应东吴鲁肃之邀，只身赴吴国赴宴的故事。

当鲁肃在宴会上提出要索还荆州时，关羽愤然而起，说：从汉高祖到汉皇叔（刘备）乃是一脉相承的正宗，因而也只有“俺哥哥”才是“汉家基业”的合法继承人，绝不容他人染指。

在元代舞台上如此大张旗鼓地一字一句地突出一个“汉”字，显然不是为了再现历史，而是意在借古喻今，关汉卿借关羽单刀赴会的故事，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维护汉家气节的大义凛然的坚定立场，不啻是对现实斗争的呼唤，也不难想见，肯定会引起深受民族压迫的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
《窦娥冤》故事的本事及窦娥的性格特征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作之一。

1、《窦娥冤》故事的本事
《窦娥冤》是从我国长期流传的“东海孝妇”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这个故事的记载见于汉刘向的《说苑》和晋干宝的《搜神记》及《汉书·于定国传》中。

《汉书·于定国传》中记载得较为详细，说的是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在东海郡当狱吏时，郡里有个寡妇，很孝顺婆婆，为侍奉婆婆，她矢志不嫁，婆婆于是自缢而死，她的小姑因此诬陷她杀人，把她告到官府，审理案件的官也不详察，就冤判了她死刑，于公对此力争，最后却没能为她翻案。

寡妇死后，东海郡大旱三年，新来郡守听了于公的话后，洗刷了孝妇罪名，天上立即下起大雨。

《窦娥冤》吸取了这个故事的外壳，概括了更多、更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

先是通过平民女子窦娥先遭遇高利贷、夫权、神权和政权的迫害含冤屈死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吏的草菅人命，后又通过鬼魂复仇，表现了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因此，它虽然取自历史传说，却反映的是元代的社会现实。

2、窦娥形象的性格特征。

首先，窦娥具有坚强的反抗精神。

窦娥的反抗经历了一个由安于命运到与命运抗争的发
展过程。

窦娥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人生的重大不幸，但她默默地忍受着，她开始时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之于“命运”，认为“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

她不怨天不尤人，对生活也不再抱任何幻想，只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来世，她以“贞节”与“孝道”的观念作为约束自己身心言行的信条，又以“节”、“孝”来作为自身防卫的武器，甘愿屈服于夫权、神权和礼教的约束，只希望服侍婆婆，孤若伶丁地渡过一生。

但是邪恶和不幸却不放过她，张驴儿父子闯进了她宁静的生活。

辛酸的经历，磨炼出她的坚强性格，严酷的现实又培养出她的反抗精神。

她终于迈出了由安于命运到与命运的抗争的勇敢的一步。

她的反抗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张家父子的逼婚上，当然此时窦娥的反抗，还只是为争个贞洁之名，只能以贞洁作为自己的反抗武器，在同张驴父子的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不断得到发展，性格由内里刚强开始转向外露的反抗，她最初只是对引狼入室的婆婆埋怨、不满，后来才发展到张驴儿再三纠缠她时，她一把推倒无耻的张驴儿，同邪恶势力展开了正面交锋。

正因为如此，当张驴儿以“药死公公”的罪名来威胁他时，她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要同张驴儿一起去见官，宁愿“官休”，也决不向张驴儿低头，但此时的窦娥还是太善良也太天真了，她满以为“明如镜，清似水”的官府会公正执法，却不料太守桃杌却是个昏官，在桃杌太守的严刑栲打下，她终于看清了官府贪赃枉法、草官人命的真正本质，这使她的反抗性格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终于喊出了“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正义呼声。

刑场上，她的反抗精神达到了顶峰，她面对天地间那个被邪恶势力主宰的世界，发出了愤怒的控诉，这就是［端正好］和著名的[滚绣球]两支曲子：
［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

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这时，窦娥满腔的怨恨如火山一样爆发了，从官府到天地鬼神，全被她咒到了。

悲愤已极的她发下三大誓愿：死后要血溅白绫而不落地下、六月降雪、大旱三年。

当然，这种誓愿，在现实生活里肯定是不会实现的，但作者却让它实现了，作者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更加突出了窦娥坚强不屈的性格，表现出了极其强烈，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使窦娥的冤屈和反抗精神具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威力！
其次，窦娥除了坚强的反抗精神之外，还具有善良的性格。

她的善良集中表现为对婆母的孝顺：她起先宁死也不招认所谓“药死公公”的“罪名”，而当昏官要打她婆母时，为使婆母免遭毒刑，她又勇敢地招认了这一强加给她的罪名，这里她的善良已不仅是一般的孝顺，而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甚至在押赴刑场时，她怕婆母看见了伤心，还苦苦哀求刽子手押她走后街，直到死后，她的冤魂还要求父亲对婆婆多加照顾。

这种反抗精神和善良性格的和谐统一，使窦娥形象显得血肉丰满，感人至深。

作品通过窦娥这一形象，深刻地表现了它的主题，那就是：揭露元代社会法制黑暗、纲纪松驰、官吏昏庸、流氓横行的现实，同时歌颂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西厢记》的主题及人物形象
《西厢记》，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明末作家王世贞称《西厢记》是北曲的“压卷”之作，元末明初的贾仲明则誉其为“天下夺魁”之作，代表了元代爱情剧的最高水准，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向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王实甫。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

据记载，他曾写了14部杂剧，现在全本流
传下来的有《西厢记》、《丽春堂》(全名《四丞相歌舞丽春堂》)、《破窑记》(三种《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他最杰出的代表作是《西厢记》。

《西厢记》的主题，《西厢记》共有五本二十一折(第二本五折)，是一个连本戏。

有人认为《西厢记》的主题思想是反封建门阀制度：因为张生是个穷书生，莺莺是相国千金，门第悬殊，他们的爱情障碍是门第观念造成的，他们敢于私自结合，说明这部戏是反门第观念的。

这种说法，初听似乎有理，仔细推敲则有疑问。

论门第，张生家世并不低，他自称“先人曾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

礼部尚书的官品很高。

若论家世，郑恒的父亲也是礼部尚书，张生与郑恒半斤八两；若论仪表才学，张生风度翩翩，饱读诗书，郑恒则胸无点墨，庸俗不堪。

老夫人没有理由瞧不起他那么，老夫人为什么反对这桩婚事呢？原因在于，顽固的封建道德在支配着她：崔相国生前订下莺莺与郑恒的婚约，她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违背的。

后来她向张生赖婚，也是以此为理由的：“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

”《西厢记》结尾处，听了郑恒造谣说张生另娶，老夫的一番表白最能说明她内心的真实活动：“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家做女婿去。

今日不负老相公遗言，还招郑恒为婿。

”她耿耿于怀的仍是“不负老相公遗言”，可见，这才是她一再赖婚的真实原因。

《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说它反对门第观念也罢，说它反对封建道德也罢，都不是最本质的总结。

最本质的问题是，儿女的婚姻究竟由谁决定？是父母之命，还是自己？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王实甫在全剧结尾处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理想：“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在婚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反对“父母之命”的思想并不罕见，但以如此艺术的语言将这一思想表达得如此清楚，锋芒所指如此明确，王实甫是首创。

因此，他热情地歌颂崔莺莺、张生为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对封建家长的反抗，其思想锋芒确实咄咄逼人。

简言之，《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就是：通过崔、张的爱情纠葛，热情地歌颂了古代青年为追求纯真爱情和自主婚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对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了公开的抨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给人以温暖和希望，这就是它积极的精神力量之所在。

人物形象分析
崔莺莺
莺莺是我国戏剧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女子形象之一，是中国古代戏剧史上最早出现的追求婚姻自由、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形象。

她的性格具有多面性、丰富性和真实性：她既是一个温柔美丽的相国小姐，又是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贵族少女。

一方面，作为青春萌动的少女，她对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有发自内心的渴求，对张生的爱是相当热情、相当自觉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名门闺秀，她又受过严格的封建教养，有时显得优柔寡断、言行不一。

可以说，正是情爱意志与道德理念的冲突酿成了崔莺莺的矛盾性格。

这种性格上的矛盾，首先表现在自由的爱情生活追求上的表里不一。

莺莺生活在一个严酷的环境里，红娘的话很说明问题：“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雪之操。

内无应门三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得辄入中堂。

”然而封建家长如此严格的管束，并没能禁锢她对爱情的渴望，恰恰成为她对张生一见钟情的条件。

当她在佛殿于张生邂逅相遇后，便接二连三向封建礼教挑战，大胆追求自由的爱情生活。

但莺莺走上与张生结亲的决定性一步，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

尽管她深受着张珙，但她不敢贸然违背从小所受到的严格教育。

她热烈地盼望着读到张生通过红娘传来的书简，
可是，当红娘把书简拿给她时，她又拿出小姐的派头，声色俱厉地责骂红娘：“小贱人，这东西那里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第三本第二折）她约张生幽会，当张生践约而来时，她却拿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孔，兜头给了张生一盆冷水：“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夜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第三本第三折）闹了个不欢而散。

莺莺这番表演，充分地说明，这位贵族小姐要走上背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的道路，要克服封建意识在心灵深处所留下的障碍，是多么的困难和曲折。

另外，对张生的进京赶考，莺莺也是矛盾的。

她一方面希望张生能够一举得中，同时又怕她得中。

她之所以希望得中，是因为老夫人向张生下了最后通牒：“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婿。

你明日便上朝应取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

”（第四本第二折）这对张生是个刁难，对莺莺更是严重的威胁。

因为张生一旦不能考取，他们的婚姻便成泡影；而张生金榜题名，又很可能抛弃她，即使不抛弃她，张生也可以再娶一个甚或几个妻子，这对莺莺同样是悲剧。

所以，在“长亭送别”时，莺莺对张生反复叮咛：“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

”不要说什么“金榜无名誓不归”你要给我常常来信，不要一去无消息，“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

”你千万要记住：“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第四本第三折）。

这些集中体现了她的担忧。

可以说，莺莺的担忧不只是属于她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贵族妇女阶层。

这个阶层的妇女几乎不可能得到纯真的爱情，因为她们的婚姻不仅要以家族利益为基础，而且一夫多妻制也消灭了爱情本身。

所以莺莺把维护专一的爱情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把考取状元斥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张生
张生是《西厢记》塑造的又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典型。

这个典型人物，也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剧中人对他的称呼，几乎可以概括他的全部个性：莺莺称张生是“至诚种”（第二本第四折），红娘称张生为“风魔汉”（第三本第二折），又讽刺他是“银样蜡枪头”。

的确，张生是热情、诚恳、忠于爱情、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的才子，但他在争取自主婚姻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软弱性，他那十足的书生气、才子气与诚恳、热情的态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钟情近乎痴狂的喜剧性格。

张生才气横溢，对功名充满信心。

然而当他在佛殿偶遇莺莺之后，整个心思都被爱情系住了，竟置科举于脑后，在普救寺里一心一意地追求爱情。

张生这种行为无疑是离经叛道的，因此，也就必然与封建家长和传统道德发生尖锐的矛盾。

王实甫紧紧抓住张生与老夫人之间的冲突，刻画了他的反抗性和软弱性。

作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崔老夫人恪守丈夫生前的遗愿，要把女儿许配给郑恒。

她在叛军围攻普救寺时许下的诺言，是根本不打算付诸实践的。

她以为用几个钱就可以打发张生：然而，张生虽然两袖清风，却不愿因金钱而放弃爱情。

我们说，张生与老夫人的矛盾，实际上是要求自主婚姻的青年一代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

张生的反抗是动摇和软弱的，他的动摇和软弱，使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

被老夫人冷落后，张生找不到更多的言语来回敬，无计可施，竟然要在红娘面前解下腰带寻自尽。

随着爱情的进展或受挫，他一会儿喜形于色，一会儿悲痛欲绝。

这固然反映出张生的软弱性，但也表明他确实是一个“至诚种”。

当然，张生用实际行动克服了他的软弱，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为一个可爱的理想人物。

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

考取状元之后，他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改变而背叛莺莺的爱情，他甚至连官也懒得做，一心一意早日回到普救寺去见莺莺，这种真挚的感情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由于他的专一和忠贞，才保证了作品“有情人终成眷属”主题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