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_周军

2011年第2期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2011

第38卷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Vol.38

（总第195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General No.195

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

周

军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乡村文化的变迁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程相伴而生。变迁过程中农民的主体人格、职业

意识、乡土意识都发生了转变，其原因主要是内源性文化危机与外缘性文化注入、文化异质性的增强、现代教育与大众传媒的普及等因素。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小城镇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

中国乡村；乡村文化；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2-0060-05〔收稿日期〕2010-10-22〔作者简介〕周

军（1969－），男，辽宁朝阳人，法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变迁及其建构问题研究”（项目

编号：10YJA710095）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变化，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真正开启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程。伴随着农民身份的不断转换以及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在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下，乡村文化主体的观念、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乡村文化形式、乡村文化结构设置、乡村文化载体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一、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

文化变迁是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现代化，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乡村文化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1.计划经济引发的內源性文化危机是乡村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

文化作为社会基本样态的综合反映，具有非常稳定的自组织系统，在没有外来文化影响和外来文化注入的情况下，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的基

本文化价值体系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文化的自组织系统也会随社会的发展在自身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由于主导社会文化反映形式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而特定民族或特定社会却会从自身内部产生出质疑、怀疑、批判原有文化模式的新文化因素，并与原有的自在的和自发的文化模式发生冲突，而引发文化的变迁。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封建文化思想被民族、科学、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所代替。建国初期中国面临异常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在经济上，我们采用了前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使传统乡村文化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控制。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僵化性弊端日益显现。

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强化，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依然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国家依靠政权的力量对乡村社会实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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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摧毁和抑制了传统家族宗法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消除了农民对宗法组织的依附性，并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硬灌输”到乡村社会，用新的政治伦理渗透和改造了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活，用社会主义道德冲淡了农民的传统乡村文化意识。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所有社会活动、生活行为及文化意识都被限定在集体范围内，使农民对集体村落产生新的依附意识，农民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思想文化意识，并产生了对乡村新政权组织的依附和盲从。

2.市场经济引起外缘性文化注入是乡村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抛弃了历史上形成的农耕文化传统，而且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和僵化的文化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封闭的、以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文化样式向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转变，无论从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还是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都与文化传统形成一种隔离。

城市化的推进，松动了城乡二元结构，打破了乡村社会文化的封闭性，为乡村社会带来了现代性的文化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传统的宗法伦理和家族意识被国家政权打破，官方文化通过强化的政治控制渠道传递到农村，但并没有成为农民的自觉文化意识，传统的乡土情结并没有淡化。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壁垒被逐步突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乡镇企业带来了全新的市场意识、契约意识和经济理性。工业化的技术要求，培养了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和经济理性的农民企业家，也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工人实现了身份的转换。市民化使农民的小农意识在逐渐弱化，逐渐萌发和孕育了现代性的文化理念和开放意识。同时，大规模的农民流动，使城乡以及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出现了流动与融合的机会。农民流动不但改变着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带来了大量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特别是市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外出务工改变了农民传统的收入结构，多种多样的收入形式打破了土地经营收入的唯一性。经济收入的增加，知识视野的日益开阔，激发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其政治人格不断向现代公民人格转型。由于流动农民的日益年轻化，特别是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增多对乡村文化转变有很强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生活意识被他们辐射和扩散到乡村社会，增强了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的开放性。

市场经济为人们带来了现代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价值，但其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也产生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诚信缺失、伦理失序、道德滑坡等许多负面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乡村社会，由于传统文化日渐消失而主流文化又缺乏影响力，加之农民文化素质的局限、文化生活的贫困、消费观念的偏差，导致纯朴勤劳的人文价值缺失。面对市场大潮下各种鱼龙混杂的思想文化意识和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农民感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激发了农民的物欲意识，并导致他们文化心态的失衡和行为的失范。

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带来市场文化向一切领域的渗透，乡村社会也不可能避免。市场文化一旦进入乡村社会，在彻底改变农民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农民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不但将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数十年努力建立的思想和文化范式基本瓦解，而且也将残存的以亲情和乡情为纽带而形成的朴素的道德规范和乡村文化基本瓦解。［1］

3.文化的异质性因素增强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必备条件

在市场经济体制普遍化和全球化趋势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已成为必然趋势。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和推广下，农耕文明时期那种局限于内部交流与对话的文化模式被彻底改变，意识形态堡垒也被冲破，多元的文化价值理念瓦解了泾渭分明的文化隔离状态。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文化的消费功能、休闲功能、审美功能被强化，在更大程度上重新塑造着社会心理意识和社会价值观，而文化在传统意义上具有的对整个社会心理的规范教化作用被相对弱化。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文化多元性还具有多变性、不确定性。文化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使传统农耕文明正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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