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杨沫《青春之歌》

杨沫《青春之歌》研读
一、作家自述
我的整个幼年和青年的一段时间，曾经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中，受尽了压榨、迫害和失学失业的痛苦，那生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时常有要控诉的愿望；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中，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遇见了党：是党拯救了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了光明，看见了人类的美丽的远景；是党给了我一个真正的生命，使我有勇气和力量度过了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岁月，而终于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感激，这刻骨的感念，就成为这部小说的原始的基础。

摘自杨沫：《〈青春之歌〉初版后记》，《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我塑造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目的和动机不是为了颂扬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她的罗曼蒂克式的情感，或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欣赏。

而是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的伟大、党的深人人心、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

通过对林道静生活道路的描写，我还企图表明：共产主义的思想，为人民为集体的思想，可以使人变得崇高美好；为祖国为人民忘我地工作才是最大的幸福；而脱离了革命的集体，仅为个人而活着的时候，不管是处在什么环境，都会使人感到生活空虚、烦闷和没有意义。

要创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必须掌握住这个人物生长的时代脉搏，必须给这个人物打上时代的烙印……我在创造林道静这一人物形象时，就企图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按照像她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女性在当时走向革命后必然会有的发展变化过程来描写的。

而不是按照一个成熟了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设想她应有多少优点，不该有什么缺点，她入党后就必须高大无比、完美无缺等等框框来写的。

我对于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有缺点的。

主要表现在对她这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写得还不够细致、清楚；对她身上的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感情挖掘和批判得还不够深刻有力。

为什么对于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还存在着上述的种种缺点?我觉得它不是简单的艺术技巧问题，更主要的还是作者的思想感情问题。

我自己的思想改造还很不够，生活积累也不丰富。

对于像林道静这样一个人物当她走向革命以后都要经历怎样艰苦复杂的思想斗争，自己了解得还不够全面，也体会得不够深刻。

其次，我只强调了当时的历史真实，认为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像林道静这样的知识分子，刚刚参加革命就是要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而忽略了另外的一面，即文学作品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一面。

还有一个原因，恐怕是由于我在感情上对于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偏爱造成的……所以对于她身上的缺点的批判就不能做到坚决有力、严格要求。

摘自杨沫：《谈谈林道静的形象》，《文艺论丛》1978年第2期。

我常常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每一个人的每一点有益的活动，都不是任它自生自灭，而是有多少人在关怀，在帮助。

《青春之歌》要不是得到许多同志认真热情的帮助决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像江华这个人，我过去一直写得很不好，很概念(今天看来仍不够好)。

后来作家欧阳凡海同志看了这部原稿，他提出江华不像工人出身的革命者，刚一到定县，不该不了解当地情况就向林道静夸夸其谈……我觉得他提出的意见很好，我根据他的意见修改后，江华这才比较像个样子了。

摘自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当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下)，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8页。

远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想写这部小说了。

在冀中的游击区里，有一天我偶然从一个同志
那儿看到一本名叫《牺牲》的书。

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互济会”出的纪念牺牲了的同志的书……看了这本书我激动得很厉害……许多许多年轻有为的革命同志，他们生前的照片那么洒脱、豪迈、英姿焕发，可是在这些可爱的照片下面，却是他们被国民党枪杀后躺在棺材里鲜血淋淋的照片……看了这些照片我忍不住哭了。

记得这一个夜晚我再也睡不着觉，我反复看他们的照片、生平和那些充满浩然之气视死如归的信札……当时，我就想，要能把这些崇高的英雄人物描写出来够多好啊!可是当时正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根本没办法提笔。

不过这些不朽的人物却渐渐地在我的心里生长起来(也许卢嘉川的形象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我的心里孕育。

他写给林道静的信，刘大姐的丈夫写给刘大姐的信，全是受了这书中许多先烈遗书的影响)。

摘自杨沫：《〈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杨沫文集》(第5卷)，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6页。

《青春之歌》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一、没有什么框子……我只想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斗争，反映我个人经历中体会最深的东西，可以说完全立足于真实的或者说是现实的生活……二、我写的内容，都是写使自己非常动情的人和事，都是写爱或憎的人物……三、在《青春之歌》中，我是以人物为主的。

我在构思中，头脑里情节不多，只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在我心头缭绕、翻腾。

全书以林道静为主，我总在思考这个人物怎样由一个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一步步成长的过程。

围绕她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但不是用这些人物来图解政治，书中的情节和人物是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四、坚持了独立见解，没有被周围的一切理论、“劝告”所左右。

摘自杨沫：《〈青春之歌〉与〈东方欲晓〉的创作得失》，《杨沫文集》(第5卷)，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490页。

二、重要评价观点
《青春之歌》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较之过去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发展。

30年代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共产党员林道静，同20年代“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迥然不同了。

目光短浅的子君个人终于抗争不过旧势力，被黑暗的社会扼杀了年轻的生命；而被组织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伍中的林道静，把个人的命运同人类解放事业放在一起，终能“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这充分显示了时代在前进，阶级营垒更加分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更为深人，而此时趋于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强。

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过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而林道静形象的完成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摸索过程进行了总结，做出了答案。

这正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摘自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青春之歌》叙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避个人受难和牺牲进行英勇斗争。

这是胜利者对其历史所作的确认。

这种确认，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对英雄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的创造来达到。

因而，尽管卢嘉川等在小说中并非主要人物，当时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们的存在却是首要理由。

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因素。

首先，它同时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故事，另外，还多少牵涉到女性命运的主题。

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隐含着复杂的女性问题。

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压抑、被淡化，被主要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

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

这一道路的叙说虽说早已做出，但在知识分子改造以获得“本质”成为严重问
题的五六十年代，又是必须着重强调的。

这是这部小说的“题材意义”，是它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仍获得充分肯定的原因。

摘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关于结构，作者的手法有点凌乱。

全书的主要结构是沿着林道静的遭遇一线发展的。

然而中间又插进了一些没有林道静在场的在全书是主要的情节，例如本书第七章。

这一章写得有声有色，应当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本书是写学生运动的)，可是，由于全书的主要结构是沿着林道静的遭遇一线发展，这一章就好像是一个插曲了。

如果作者的确企图通过学生运动来写林道静的思想改造，而且以写学生运动为本书的目的，那么，作者把林道静布置在定县农村的一段故事是否必要就值得研究了。

因为这一段使得全书结构松散。

如果作者主要是企图写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思想改造，并不以写学生运动为目的，那么，作者倒实在应当考虑把林道静和工农结合一番。

结构的凌乱也反映了作者在构思时只着眼于一枝一节而未能统观全局、大处落墨。

有人批评这书的缺点是作者未能站得高些，如果“站得高些”是作这样的结构上(还有人物描写上)的解释，我以为还妥当，但如果是作者未能写出当时革命的总形势，那就是要求作者变换主题了，这未免离开了文学批评的常规了。

谈到《青春之歌》的文学语言，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作者能够表现不同场合中的不同气氛，然而她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

这就使得某些紧张的场面缺乏应有的热烈和鲜艳，某些抒情的场合调子不够柔和。

尤其在描写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作者的办法不多，她通常是从一个角度写，而不是从几个角度写；还只是循序渐进地写，而不是错综交叉地写；还只能作平视而不能作鸟瞰。

人物的对话缺乏个性。

我们不大能够从不同人物的对话中分辨出他们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教养和不同的性格。

摘自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青春之歌》是一部自传色彩较浓的小说，从杨沫关于个人早期的生活经历和走上革命道路的自述中可以得知，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闪现着杨沫的影子。

虽然，《青春之歌》是小说而不是回忆录，林道静是小说人物而杨沫是隐含的作者，但从杨沫的自述和小说叙事的比较中，可以寻觅出从个体记忆转换成集体记忆的环节，从而厘清主流话语的叙事模式。

《青春之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重构作者早年的人生经验，所以把家庭作为社会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的缩影。

为了突出所指结构的意识形态性，作者还不得不对能指结构加以限定和规约，使它仅仅指涉所指结构。

其最有效的编码方式，就是对自己原生态的事件历史进行细节的虚构，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把生母改成继母，在小说形象林道静的血缘中注入佃农的血统。

由继母承担加害者的角色，便将作者的个人体验提高到了“普遍性的高度”，因为林道静生母秀妮的悲惨命运，一方面揭示了林家的罪恶，隐喻了整个旧中国的黑暗，从而使林道静背叛家庭的个人选择具有了社会性意义；另一方面也为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政治性的逻辑起点，自然朴素的阶级意识，对她最终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不言而喻的决定性作用。

故此，从杨沫个人早期生活历史中的生母到林道静成长故事中的继母，看似不过是一个细节的虚构，然而在叙事上却是一个阿基米德的移置。

这种移置的结果使小说的政治意义加强了，即宣谕家一国互义和阶级压迫：家长的权力是通过制度化的“家”这个装置，将阶级异己者置于死地，从而使个别特殊世界向着阶级观念的普遍的地平线扩展开来。

原来个人性的记忆转换成了集体的记忆，小说最终成了先在的意识形态的某种附属品。

摘自颜敏：《从个人化记忆到集体性记忆——重读〈青春之歌〉》，
《创作评谭》1999年第4期。

杨沫同志的小说《青春之歌》是一本受欢迎的书，它有其成功的地方，关于这一方面许多同志都已谈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但是这本书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点，特别是关于林道静的描写。

现在我就分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意见，与作者和读者同志们商榷。

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
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二、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三、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

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摘自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
《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

作品修改后产生的问题，在增写农村的八章里表现得最为突出。

作者说这是为了“使林道静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定的基础”，可是，事实却适得其反。

这只要看看这八章描写的主要内容就清楚了。

作者为了完成林道静阶级立场的“转变”，在这八章中给她安排了正、反两种生活教员，让她过“两关”：第一，为解决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让她过“郑德富那一关”；第二，为解决林道静对地主阶级本质的认识，让她在麦收斗争中认清地主宋郁彬的真面目，从而过阶级斗争“这一关”。

过“两关”集中到一点是过家庭出身关。

这里，作者从一定的政治命题出发，把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做了机械的阶级分析。

作者的主观随意性代替了生活的必然性，抽象的演绎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严重地损害了林道静的形象。

摘自张化隆：《评增补后的（青春之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作家把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里，写出时代浪涛对她的冲击和影响，这既为人物行为与思想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社会依据，又使人物形象概括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道静的成长变化自然引起她与远离政治、整日钻在故纸堆里的自私平庸的余永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两种人生追求与道路，分野的矛盾冲突日渐激化和尖锐，终于导致了林道静与余永泽的最后决裂。

虽然，道静的这一抉择也经历了彷徨、犹豫乃至痛苦的内心斗争，还有淡淡的怅惘与感情的缠绵，但她毕竟毅然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

这是林道静人生道路的新起点。

它表明在林道静身上两种引力的彼消此长，她终于冲破小家庭牢笼，全身心地投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也表明道静又一次摆脱中国妇女传统的依附地位，为维护独立的人格和自身的尊严而解放自己，奋力搏击时代的风雨。

此后，她又经历了群众斗争的锻炼与两次被捕的生死考验，不断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逐渐成长，成熟，入党，成了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坚强的领导人和无畏的革命者。

作家严格按照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脉络清晰地写出了林道静性格发展和思想变化的过程。

她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要求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到谋求全民族的解放，从同情劳动人民到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从天真幼稚的少女到坚定成熟的革命者，是她性格发展之必然，生活发展之必然，也是时代潮流使然。

林道静的道路概括了那个时代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概括了那一代不甘受人摆布而成为封建婚姻牺牲晶的觉醒了的青年知识女性的人生之路。

因此，这个艺术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和美学价值。

摘自王晓琴飞中外文学名著精品赏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三、作品简析
《青春之歌》初版于1958年，1960年修订。

从一出版起，它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党领导下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它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爱国青年为抗日救亡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斗争。

《青春之歌》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杨沫早年生活的影子。

实际上，作品中对于革命斗争的一些描写，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她的亲身经历。

她对于革命有感性的认识，对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历史时期的改变过程及心理变迁有实在的体会，对于在烈火和鲜血中奋斗的英雄有着深切的敬仰，对于中国共产党更是带有无比的信赖和感激。

《青春之歌》的写作，带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因素，但是推动杨沫去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最为重要的原因却是她真挚的感情。

她在作品中灌注了她自身的情感，因而一个“真”字贯穿了作品的始末。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通过作品透视革命年代青年知识分子所独具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

不过也需要指出，在《青春之歌》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存在着时代话语和文学话语的相互交织和矛盾冲突。

《青春之歌》塑造了许多英勇的共产党人形象，也明确地指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道路，它深刻地揭示了在主人公林道静身上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的缺点。

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较为忠实地依据了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没有刻意去纯化主人公。

作为那个时代历尽时代风云变幻的、在革命中逐渐成长的这类人物，作者不仅仅展现了他们作为革命者转变的过程，也表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和心灵。

因而，她的人物是立体的。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青春之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她在作品中灌注了过重的政治话语，特别是在修订本中作者所做的某些删节和增添，就由于过分追求政治理念的纯粹意义展示，而使小说的艺术完整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青春之歌》反映了一个时代青年革命者的心路历程，因而它的功绩不可磨灭，艺术上的纯熟也使其在文学史上占据较高的位置。

不过，它的艺术并非无可挑剔，叙事方式的简单、语言缺乏个性和变化等等，这些也是不可忽视的。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青春之歌)评价》，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2．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

3．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4．马铁丁：《论(青春之歌)及其论争》，《文艺报》1959年第9期。

5．心凌：《林道静的道路》，《湖北日报》1960年12月10日。

6．陈骏涛：《重读{青春之歌)——关于林道静的形象及其他》，《安徽文艺》1977年第10期。

7．徐采石：《略谈林道静形象的典型意义》，《江苏文艺》1978年第3期。

8．张化隆：《评增补后的(青春之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9．强安：《(青春之歌)的知识分子形象》，《文学报》1983年9月22日。

10．《杨沫文集》(第5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1．颜敏：《从个人化记忆到集体性记忆——重读〈青春之歌〉》，《创作评谭》1999年第4期。

(戴燕)
五、名师导评
《青春之歌》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问题的长篇小说。

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一直是20世纪中国社会运动的中心之一，更是建国以后时代政治推进社会革命的重点问题之一。

《青春之歌》以林道静的人生轨道为主线，富有层次地呈现了她的成长道路，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她告别"旧我"的复杂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个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形象。

并且从不同青年所走的不同人生道路的比较中昭示出：一个人的青春应如何度过，只要告别小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革命理论，参加社会斗争，与工农相结合才能使青春发出灿烂的光辉，才是知识分子的正确选择。

小说的叙事时段重在1931年的"九.
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是自然的叙述逻辑线路，内容侧重点的转移是"恋爱――革命"。

第一个叙述起点是由家庭而成为独立个人：叛逆出走，遇挫绝望，与救助自己的知识分子余永泽自由结合，但它只是个引子。

第二个叙述起点是在社会革命风云和事变中，由个人融入革命集体，这才是决定性的。

在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感召下，林道静接触了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受到阶级启蒙教育，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且与平庸、自私的余永泽决裂，成长为革命者。

林道静成为革命者的情节发展设计的心理动机，是为表示对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小说中塑造的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林红等，就是在危亡的时刻不避牺牲、英勇斗争，自觉承担起组织民众、民族救亡的历史责任者的革命者群象。

写林道静受他们影响，就是为体现共产党人感召与领导群众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为突出这一点，又不失其艺术魅力，小说的叙述始终在革命主题与敏感复杂的爱情、婚姻的冲突之间游走。

这可看作是小说叙述者的隐曲与追求。

从政治意义看，与其说《青春之歌》是知识分子林道静的成长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知识分子改造的小说。

小说情节的重点在描写林道静告别"旧我"--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她弃"余"投"卢"--弃个人主义、投马克思主义的人生道路，就是对五四个性主义、个性解放的彻底否定。

这在当时乃是时代思想的形象体现。

小说也勾勒了其他几个青年知识者形象，有追名逐利、庸俗卑琐的余永泽，有曾经徘徊犹疑、终究觉醒的王晓燕，有纵欲虚荣、沉沦堕落的白莉萍，有丧失脊梁、背叛革命的戴愉，等等，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

这些人物的出现与存在，无不与林道静发生联系。

他们是主人公形象与人生道路的陪衬与反衬。

小说否定了余永泽等人的选择，肯定了林道静的知识分子道路（在重复30年代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声音），证明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从崇尚个性解放到学习革命理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投身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获得真正的生命价值，这就是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

令人深思的是，在当时这一改造本身仍是要"再改造"的对象，而且一改再改仍然不能符合革命要求。

小说出版后，杨沫备受指责："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林道静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她"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众多的重要报刊都参与了讨论，著名评论家何其芳、茅盾等都发表意见，以对作家作品保护的态度为难得一见的《青春之歌》辩护。

其时。

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质转变的要求与作品中这一转变的不彻底之间的距离，仍是相当有威胁地击中了杨沫。

于是她吸纳意见。

1960年出版的修改本，删掉些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描写，增加些与工农相结合，强化参加领导学生运动，以示林道静革命的成熟。

对修改本的意见，仍是各执一端。

任你怎么改，总有不是处，当年许多的作品（老舍的《春华秋实》改过十稿）都遇到过这样的境遇，何况是知识分子题材。

当杨沫在80、90年代出版后续的另两部长篇《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时，已经错过了历史语境，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

这部小说可看成当年知识分子宿命的象征。

尽管这部小说的情节框架与人物关系及其演变恰好体现了当时主流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设计与革命要求，但是这部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又不同于一般革命历史叙述以革命叙事完全取代个人经验，它依稀保留着五四风韵，有自叙传的色彩。

当杨沫揉合了个人经验来描写林道静时，就使这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成为女主人公女性心理的"自我表现"。

个人情感、心理的抒写大都细致真切，如林道静对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情感纠葛难解难分的描写，林红在狱中倾吐与丈夫的夫妻之情，笔锋细腻，满贮诗情。

杨沫是从女性心理体验出发，把小说中的女性作为女人来描写，体验她们的心灵与感情，在这些女性心灵中爱情与革命已经融为一体，而作者描写的卢嘉川等青年革命者也血肉饱满。

这些使《青春之歌》充满人情味与抒情美。

(徐德明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