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生态学研究进展概述

摘要：教育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该文介绍了生态学应用的发展状况、教育生态学的历史根源，并对国内外教育生态学的研究进程和成果进行了概述，最后探讨了新形势下教育生态学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学应用；教育生态学；研究综述教育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它利用多门学科的优势，超越单一学科思维方式的局限，对教育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

应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正体现了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趋势。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也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

因此，用生态学的思维方法研究教育规律就成为一种新的视角。

本文希望通过对教育生态学研究进展的概述，使人们深入地了解这门学科，并吸取已取得的经验，找出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为深入开展教育生态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一、生态学应用的发展状况“生态学”源于希腊文，最早是索罗在１８５８年提出的。

就其本意而言，生态学是“研究住所”的学问。

１８６８年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下了一个较明确的定义，即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的全部关系”的科学。

现在，对生态学较普遍的解释是“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的科学”ｒ¨。

２０世纪初，生态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学科。

此后，其在植物生态学和动物生态学２个领域发展迅速。

１９２１年，帕克和伯吉斯在其所著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中首次提出“人类生态学”的概念，标志着人们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问题的开始。

１９３５年，英国学者比尤斯的《人类生态学》问世。

在这以后，不仅有关人类生态学的著作日渐丰富，“社会生态学”和“城市生态学”的概念也相继问世。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生态学已从纯粹的生物学研究踏上了与人文学科融会贯通的新道路。

生态系统的含义也逐步广义化，不但指生物学方面的自然生态系统，也包括人工生态系统，甚至包括任何组织的动态开放系统。

二、教育生态学的历史根源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年一公元前４７９年）在《论语阳货》中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言论说明，他当时已经意识到环境因素对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孟子（公元前３７２年一公元前２８９年）在《孟子滕文公》中强调的“后稷教民稼墙，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以及“孟母三迁”的典故，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教育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在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年一公元前３４７年）提出：“为身体的健康而实施体育，为灵魂的美善而实施音乐教育。

音乐贵在能抒发豪迈的情感，培养勇敢的德行，摒弃萎靡哀叹的歌曲。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３８４年一公元前３２２年）于公元前３３５年创设了利森学院，聚集门生在绿荫树下讲学。

这与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兴起的学园计划类似。

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维多利诺、拉伯雷和田蒙为代表的一批人文主义教育家，最先表达了活动教学的某些观点，主张儿童通过观察、游戏和劳动等来理解事物并获取经验。

裴斯泰洛也主张教学必须以儿童的自然发展顺序来开展，强调多感官学习的重要性。

近代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应注重实物教学，提出了直观性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体现了生态学精神。

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阐述了遗传、环境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强调教学过程中的原理和态度迁移，以及教学方法中的发现法。

这些教育家、心理学家的论著和观点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生态的观念［２］。

三、国外的教育生态学研究（一）国外教育生态学研究的概述教育生态学的研究源于对人类行为的生态学研究，教育者开始关注学校环境与个体的关系，但那时万方数据还没有自觉地运用“教育生态学”这一术语。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德国学者布泽曼等人试图建立“教育环境学”，以研究教育与各种宏观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

同期，德国出现了关于环境教育、环境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的研究。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英美，关于学校环境的研究有韦德的《作为学生环境一部分的中学测量》（１９３５），主要是对学校管理、教师、学生、物理环境、教材、教学手段与方法等要素的评价；在日本，有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论述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对教育的影响。

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密西根大学建筑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著名的学校物理环境研究。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沃
尔伯格和弗雷泽对教育环境这个领域进行了研究；同时，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组织了国际比较研究，金与马兰斯于１９７９年出版的《物理环境与学习过程：近期研究纵览》，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库克利夫妇则采用元分析技术对这些成果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关于学校环境（教育环境、课堂环境）的研究是教育生态学研究中较为丰富和成熟的领域‘３｜。

“生态学”一词在教育研究中正式使用是在１９３２年，美国教育学者沃勒在其《教学社会学》中提出“课堂生态学”的概念。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由堪萨斯大学的巴克和赖特主持的密德威斯特心理学现场研究所是当时对人类行为进行生态学研究的中心。

１９６６年，美国教育学者阿什比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的概念，但不少学者认为，“教育生态学”这一术语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克雷明于１９７６年首先提出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康奈尔大学的布朗弗布伦纳沿着这一路线继续前行，并试图建立一门“人类发展生态学”。

而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在其《学校生态学》（１９７７）中独树一帜，以研究教育资源的分布为主旨；同时，埃格尔斯顿还注意到，生态学所关注的是有机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此外，一些学者则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方面展开探讨，如费恩的《公立学校的生态学》（１９７１）、坦纳的《生态学、环境与教育》（１９７４）、沙利文的《未来：人类生态学与教育》（１９７５）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教育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不仅更加宽广，而且向纵深方向发展。

华盛顿大学的古德莱德侧重于微观的学校生态学研究，首次提出“学校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的观点，其目的在于从管理的角度人手，统筹各种生态因子，以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

教育生态学家鲍尔斯也对微观的课堂生态以及宏观的教育、文化、生态危机等教育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教育生态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颇不一致，但都强调生态学的基本精神——综合、联系、平衡；研究的内容主要侧重于３个方面——微观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因子生态学、宏观教育生态学［４］。

（二）影响重大的教育生态学研究成果１．阿什比的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１９６６年，阿什比与历史学家玛丽・安德森合著的《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的生态学研究》一书，是阐述阿什比高等教育生态学思想的主要著作。

其核心是关于热带英语系国家大学教育的历史和思想的分析，且特别关注英国教育政策的革新。

阿什比围绕“适应”这一主题，从生态学的视角对英国、印度和非洲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研究，阐述了殖民地大学的移植与进化经历了一个类似生物的“生”与“长”的过程，而且同样要遵循生态学的“拓适原理”，从而引发了大学诸多方面的改革。

同时，阿什比还现实地分析了英国的高等教育在输出到印度、非洲后，在教育体制、文化差异、观念冲突、课程设置等方面所遭到的本土文化和观念的抵制。

因此，他认为，“大学构造必须使他们自身适应变化的大学环境”Ｌ５Ｊ。

２．克雷明的教育生态学思想１９７６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Ａ・克雷明在其所著的《公共教育》一书中探讨了教育生态学问题。

１９７８年９月，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庆祝斯德哥尔摩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的大会上，克雷明作了题为《教育生态学中的变革：学校和其他教育者》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了他对教育生态学的见解。

他认为，“生态学的概念是有用的，因为它强调联以后课程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例如，高夫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课程范式的更新”问题。

在课程的生态学研究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高夫的《从认识论到生态政治学：课程范式的更新》；奥尔在探索现代教育观点与生态危机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加强“生态素养”；约翰・米勒以整体观和内、外联系观建构的“整体课程”；斯拉特瑞注意到的课堂生态问题，并研究和实践了课堂“生态模式”的转变；鲍尔斯和弗林德斯倡导的把以生态为重点的、全局性的问题融入到后现代的教育中去［６］，等等。

四、我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一）教育生态学著作的出版情况我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晚。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方炳林先生率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著成《生态环境与教育》一书。

于是，台湾师范大学成为较早进行教育生态学研究和教学的大学。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台湾还出版了李聪明所著的《教育生态学导论》。

该书针对台湾教育的现实，
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对各种教育问题进行了反思。

我国大陆学者对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

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吴鼎福先生是较早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就的研究者。

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吴鼎福和诸文蔚的《教育生态学》是我国大陆第一本教育生态学专著。

该书从分析各种教育生态环境及其生态因子对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教育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人手，对教育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生态功能、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行为生态、演替与演化、评估、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由于作者本人有较深厚的生态学知识基础，所以该书借用了不少生态学理论、概念和术语，生态学的色彩较浓厚。

此后，任凯等人所著的《教育生态学》借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较深入地分析了一些教育现象，但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华东师范大学范国睿所著的《教育生态学》，在前面各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在学科体系建构方面，力图从文化、人口、资源以及环境的角度来阐述教育生态，并引用了大量国外的研究成果，还用比较研究法对这些成果进行了类比；但是，由于引用角度的问题，有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的紧密性。

此外，王忠武在学术专著《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法论》中的“教育创新论”一章，对如何实现教育系统生态平衡问题进行了论述，对“教育生态”、“教育生态平衡”等概念进行了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和概括了实现和保持教育生态平衡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二）相关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２０世纪末以来，我国的学术期刊刊登了大量关于教育生态学的研究论文。

王丽琴在《生态化教育，必要的乌托邦——２１世纪教育哲学前瞻》一文中，从生态文化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的教育哲学构想、生态化教育在中国等方面，对生态教育进行了论述。

方然在《教育生态的理论范畴与实践方向》一文中，从教育生态建构的基本理论范畴和教育生态建设与培育的实践方向等方面，论述了教育中的“智能生态圈”、“教育生态系统”、“教育生理节律”和“教育生态位”；在《教育生态失衡与调控的微观思考》一文中，通过对调查资料和亲身体验进行分析，阐述了基础教育生态链细节失衡的种种表现。

同时，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生态进行了论述。

张忠福在《基础教育生态的建设与培育》一文中提出，要树立教育生态意识，破除狭隘的学校教育观念，调整学校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社会对学校教育的促进作用。

虞纪忠在《建设教育生态环境一～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一文中指出，教育的生态环境就是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发生、发展和存在产生制约和控制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环境。

李荣德、魏永广等人在《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速度的生态学探索》一文中，讨论了我国高等教育应具有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还特别研究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生态系统及其规律，从生态学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

陈清硕在《教育人类生态学刍议》一文中指出，教育人类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教育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与规律及其控制途径的科学，研究的理论依据是生态学中的“边沿效应”高活力论，要求受教育者具有知识整体化、综合化的观念并使自己能得到全面发展。

刘克汉的《教育生态学与中小学素质教育》则根据教育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度定律、生态位原理、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等基本原理，对目前我国中小学实施的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素质教育应摆脱限制因子的束缚，调整师资队伍分布。

于忠辉在《论教育生态平衡与素质教育》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教育生态平衡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环境。

马纯艳、李维典的《论生态学观点与现代教育》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学校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强调“群体”、“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及“平衡和谐”思想；把教育活动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强调重视和突出整体功能。

田真、吴明放的《浅析教育的生态环境》探讨了关于教育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教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多元的、多维性环境，并阐述了教育生态的层次结构。

（三）相关课题的研究情况在我国台湾，最早成立了专门从事教育生态研究的研究所。

其目的是了解教育生态环境中的人与事的特征，并探讨其彼此间的关系，从而对教育的发展脉络有所了解；同时，从全面性、系统性、超越性、整体性出发，进行教育生态研究，从而对教育事务有更深入的
剖析。

其研究对象包括师生和家长，研究内容包括师生和家长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此外，我们大陆的一些学校对生态教育开展了课题立项研究。

例如，广东珠海市拱北中学的王卫国先生主持的“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环境，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课题研究，结合实际，从“教育生态环境”与“学生自我发展”的关系人手，在教育生态环境对学生自我发展的影响和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以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这２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试图最终建立教育生态环境建设目标和学生自我发展目标。

课题组认为，教育生态环境目标建设应包括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

社区政府机构、其他事业和企业单位应支持和协助学校建立校外教育基地、社会综合实践基地，建立家长委员会以及校际合作、联谊关系，通过校社（区）合作、校企合作、家校合作和校校合作，促进学校与社区的社会环境和谐互动、协调发展，从而为学校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新形势下教育生态学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并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这就要求各级各类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因此，我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方向应将生态学的运用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教育发展的远景紧密结合起来，着重关注以下方面的研究。

（１）进一步加强生态学原理在分析教育现象和解决教育问题方面的运用；（２）确定教育生态学独特的研究领域，使其得到系统、健康、稳定的发展；（３）确定教育生态学的研究体系，即如何科学、系统地将教育的个体生态、教育的群体生态和教育的生态系统有机地结合和扩展，以及将宏观和微观有机地结合；如何将教育与其所在的生态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融人到教育的个体生态、教育的群体生态和教育的生态系统中去；（４）全面、系统地研究影响教育的生态因子，并且明确各生态因子是如何作用于教育的，从而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加快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参考文献［１］麦肯齐，鲍尔，弗迪．生态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２］吴鼎福，诸文蔚．教育生态学［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３］范国睿．教育生态学［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４］贺祖斌．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述评［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４１（１）：１２３—１２４．［５］刘延云．阿什比的大学移植观浅析——读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Ｊ］．煤炭高等教育，２００４，２２（３）：１００—１０１．［６］范国睿．美英教育生态学研究评述［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１９９５（２）：８４—８６．（责任编辑张仕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