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代的祭礼大变革_赵克生

有被赐印的在上密疏时态度马虎,还遭到世宗皇帝的严厉斥责,如夏言。

某些大臣甚至将密疏作为与世宗皇帝论政的最常用方式,如嘉靖初年的杨一清和后期的徐阶。

此二人的代表意义较为突出。

杨一清是被赐印者,他和世宗皇帝通过密疏和密谕的往来进行论政、论学、议礼,成为世宗决策的重要依据。

徐阶没有被赐印,却是可以入值西苑的少数大臣之一,自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始,直到嘉靖朝终了,徐阶和世宗间的密疏与密谕往来,可以说是无日不有。

此二人,一在嘉靖初年,一在末年,一个是被赐印的,一个不是,在他们的日常政治活动中,密疏成为他们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最主要方式。

而在世宗长期留居西苑的日子里,其他不可以入值的朝臣,也只有用密疏向世宗奏报政务,才能引起世宗的特别关注。

其三,世宗对密疏的批答更加重视。

嘉靖一朝,无论是议政、论学,还是议礼、赞玄,世宗都经常地通过密谕和大臣们商议,而大臣们为了保密和效忠,也用密疏向世宗积极表达自己的态度。

因而,密疏与密谕是大臣与世宗讨论国事的最主要方式,这在明代的其他时期是不多见的。

世宗对密疏的批答也特别及时,有当日批出者,多为第二日批出,很少有第三天或更长时日才批复的,即便在世宗晚年身体多病的情况下亦如此。

相比正常的题奏本,迁转时日多,程序繁琐,且皇帝多假内阁和司礼监之手而不是亲批,密疏在
皇帝日常处理政务中的突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时间上,世宗重视密疏的理政方式与他前两个理政方式的转变,并不是相接的。

也就是说,在嘉靖初年,世宗勤于上朝时,就很重视密疏政治的独特作用,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他虽疏于上朝,但却通过勤于批答朝臣章奏的方式牢牢地掌控着朝政,与此同时,他更加重视密疏,使之成为了解下情和避免被几个可以入值西苑的大臣所蒙蔽而独掌乾坤的有效渠道。

因此,嘉靖一朝,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与明中叶诸帝是迥然有别的,它经历了三个变化,即由勤于早朝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以及自始至终一直重视密疏的转变。

那么,何以后世史家多认为世宗和其他明代中叶的诸帝一样,也是怠政君主的典型呢?这主要是因为世宗理政方式的转变长期被忽视的缘故。

即,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在形式和表面上,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疏于理政,事实上,恰恰相反,世宗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下,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实现了对朝政的控制。

在嘉靖朝前期,世宗就是通过勤于上朝和重视密疏相结合的方式,和朝臣们一起完成了嘉靖革新,而在后期,他则是通过勤于批答朝臣的章奏,特别是密疏的方式,达到了“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

[收稿日期]2007212227
[作者简介]赵克生(1967—
),男,安徽舒城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明代政治文化史研究
嘉靖时代的祭礼大变革
赵克生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病逝。

武宗既无皇子又无同父兄弟,皇位继承者只得从皇族旁支中选择。

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以武宗“遗诏”与《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依据,迎立兴献王(宪宗之子、孝宗之弟、武宗之叔,正德十四年薨)之子朱厚熜入继帝位,他就是嘉靖皇帝。

年仅十五岁的文弱少年,使登基的龙袍显得有些肥大,来庆贺的朝鲜使节也感到新皇帝清瘦若病,
“殊少风采”。

然而,就是他,主宰大明王朝四十六年,他的统治可以称之为明朝历史上的嘉靖时代———明朝历史变局开始显现的时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许就是国家祭祀礼仪的大变革。

几百年后,我们流连凭吊于天坛、帝王庙等名胜处,常常轻拍栏杆、追思遥想一个问题:嘉靖皇帝为什么要
6
2
进行那么繁复的祭礼改革呢?
礼仪变革的重要起因还得从朱厚熜的藩王身份谈起。

由于中国古代王位继承制与宗法制的交织,旁支继承大统,在礼制上都要面临如何“尊亲”的问题,即怎样对待自己与亲生父母、与前任皇帝的关系。

按照杨廷和等人主张,嘉靖帝宜尊孝宗曰“皇考”。

如果这样,就等于嘉靖皇帝先在宗法上过继于孝宗、武宗一系(“继嗣”),再在政治上继承皇位(“继统”)。

嘉靖帝坚决不答应,认为自己做皇帝理所当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无需“继嗣”,不考孝宗,遂命礼官集议其逝父兴献王的祭祀典礼,揭开了“大礼议”的帷幕。

嘉靖帝通过议礼追赠父王为兴献帝,在京师建“世庙”奉祀。

但是,对于嘉靖来说,心有遗憾。

兴献帝名号虽正,世庙虽建,但还没有称宗入(太)庙,世庙与太庙二庙并存的局面说明兴献帝同列圣相比,仍有差别,时人把“一个皇城二个庙”当成第一大可笑之事。

嘉靖帝曾经企图二庙归一,遭到臣下一致反对。

这些都表明世道人心对嘉靖皇帝欲将兴献帝直接祔庙的不称许,庙礼改革暂时难以继续下去,嘉靖帝只有另辟蹊径,才能完成兴献帝的“称宗入庙”。

《明史》称嘉靖帝在“大礼议”之后以“制礼作乐”自任。

如议皇后亲蚕,议分祭天地,议罢太宗配祀,议朝日夕月别建东西二郊,议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议祈谷,议大禘,议帝社帝稷等。

嘉靖帝正是利用这些礼仪改制,完成了兴献帝的“称宗入庙”。

(一)天地分祀、四郊并举。

天地之祀是皇帝代天“理物治世”的权力象征,历代祭祀天地的制度不一。

明初实行的是天地分祀,所谓圜丘祀天,方丘(又称方泽)祀地。

洪武十年(1377年)以后,明朝改建圜丘于南郊,实行天地合祀,沿用一百多年,成为祖宗定制。

对此,嘉靖帝不以为然,他认为“南郊祀天、北郊祀地”是上古之礼,载于《周礼》,行于明初,最得礼义,应当恢复。

嘉靖九年(1530年)元月,改革开始得并不顺利,朝中大臣极力反对,少数支持者也不敢言。

就在这时,给事中夏言上《请举亲蚕典礼疏》,力陈“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要求举行亲蚕礼。

嘉靖帝大喜,立即命令在北郊围坛行礼。

因为亲蚕礼与南北分祀相表里,嘉靖帝举行亲蚕礼,是想借之作为过渡和转换,渐进地提出南北分祀的改制目标。

可以说,亲蚕礼激活了一度处于困境的天地分祀之议。

五月,郊坛兴工。

按照《周礼》,除南北郊外,还应当有东西郊,以祭日月。

半年以后,四郊次第
建成,嘉靖帝钦定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

郊礼分祀之制遂定。

清代郊礼沿用嘉靖分祀制,四坛得以不断整修,保存至今。

(二)庙礼改革与兴献帝“称宗入庙”。

兴献帝“称宗入庙”是嘉靖帝举行郊、庙礼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但先由郊礼开始,其原因在于郊礼中的配享之制揭示了郊、庙之间的内在关系。

郊祀天地而配以开创帝业的受命之祖,象征着王朝的天命有自。

祖存于宗庙,郊前“请配”须先行告庙礼。

此前,明朝祭祀天地时以太祖、太宗并配。

夏言依据周制,认为郊坛配享应以太祖独配,嘉靖帝支持夏言独配之说,使太祖在郊祀配享中独尊,进一步抬高太祖的地位。

他们声称,太庙为太祖之庙,太庙中太祖为尊。

而这时太庙里正位南面的是太祖的四世祖“德祖”,嘉靖帝提出祧迁德祖(即把德祖神主撤离出去),太祖正位南面、统领昭穆群庙。

因为只有祧迁德祖,使太庙腾出空位,献皇帝才可能祔庙。

在夏言等人的支持下,嘉靖帝的意图得以实施,稍后的宗庙祭礼改制就是这样进行的:祧迁德祖,太祖正位南面。

由可能到现实,兴献帝祔庙还有关键的一步,即兴献帝须有宗号,宗号也就是庙号,只有称宗才能祔庙。

为了称宗,嘉靖帝又从《周礼》中寻找依据,举行明堂秋享礼。

明初,太祖不立明堂之礼。

嘉靖帝以“明堂秋享,严父配天”乃圣人之言,令礼官议定献皇帝配享明堂。

称宗与明堂配上帝相关联,因为《孝经》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要使献皇帝配享明堂,还需先称“宗”。

在嘉靖帝的步步进逼之下,兴献帝终获“睿宗”之称。

称宗之后,于嘉靖十七年九月兴献帝终于祔入太庙。

生为帝统,死为庙统。

只有生前做过皇帝,死后才可祔庙。

而嘉靖帝采取“礼仪拟制”的方式,把兴献王塑造成皇帝,通过祔庙融入明朝的帝王统绪,从而象征了帝系传承的脉络有自。

因为睿宗兴献帝与孝宗是兄弟,宗庙的昭穆次序应当同在一昭或一穆。

为了保证睿宗在太庙中有独立庙室,从而使出身小宗的兴献王融于曾经继承大统的列圣之侧,象征拥有与诸帝平等的地位,嘉靖帝打破庙制昭穆、世次的限制,提出一个新的祔庙原则:“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

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

”嘉靖帝还不放心,唯恐自己千秋之后,睿宗神主被迁出太庙,于是,利用刚刚逝去的孝烈皇后预占庙次。

洪武以
72
来,皇后先崩,都是暂祔于奉先殿,待皇帝祔庙时再奉祔皇后神主。

明代帝后是按照一帝一后的制度祔庙,皇后之位次,即是皇帝位次。

嘉靖帝说:“其遵祖制,奉祧仁宗,祔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乱礼。

”嘉靖帝利用孝烈先祔庙,确立了嘉靖以后皇帝祔庙时的祧迁规制:嘉靖自己祧迁仁宗,子、孙为皇帝者当依次祧迁宣宗、英宗……而不是先祧睿宗。

从以上郊、庙礼仪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实现兴献帝“称宗入庙”,嘉靖帝曲尽心机寻找礼仪变革的理论依据,其最主要的依据是《周礼》。

因此,有些古礼的出现,或起穿引推助之功(如亲蚕),或求礼之备,符合以《周礼》为蓝图的改制特点(如祈谷、大雩)。

其本身殊少意味,但这些新礼的出现表明嘉靖时代确实是一个礼仪大变革的时代。

(三)嘉靖宗庙祭礼改制推动了明代社会祭祖礼仪的变革。

洪武初遵从朱子《家礼》,以祠堂为名的家庙之祀,品官准祭四代,庶民则准祭二代。

洪武十七年以后,太祖采纳行唐县知县胡秉中的建议,将庶民祭祀祖先二代改为三代。

胡氏对朱子规定的庶民祭祖礼仪有所发展,但总体上还是遵守朱子《家礼》。

按照朱子的祭祖安排,程颐设计的“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祭祀制度就被排除在祠堂祭祀之外,始祖之祭属违制行为。

不过,由于敬宗睦族需要,社会上一直存在祭祀始祖、先祖的行为,一些私修的家礼礼书也赞成祭祀始祖并具载仪节。

受嘉靖时期国家礼制变革的影响,始祖祭祀终于取得合法性。

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一月,营建太庙与献皇帝庙成。

夏言请求嘉靖帝,当推恩臣下,将皇上尊祖敬宗之心,奉先思孝之实“以告万世”、“化民成俗”,“伏望皇上诏令天下臣民,得如程子之议,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

皆设两位于其席,但不许立庙以踰分”。

无论大宗、小宗,可以祭祀始祖,意味着宗法礼仪的原则发生了较大改变,“大宗祭祀逐渐转变为以始祖为重点,而小宗祭祀亦逐渐打破宗法和《家礼》的限制,蜕变为大宗祭祀”。

原来宗法的限制被打破,大宗、小宗的界线模糊了。

这种变化对出身小宗的嘉靖皇帝有利,在礼义上支持了他的皇权合理性,也直接支持了兴献帝“称宗入庙”的合理性。

允许祭祀始祖,即等于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在实际祭祀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把临时性的始祖、先祖牌位常设在家庙里,开了
以后家庙祭祀始祖的先例,品官家庙于是就因为祭祀始祖而演变成大宗祠。

庶人虽不得立家庙,但可以通过联宗而加入兴祠祭祖的活动。

因此,嘉靖“推恩令”有助于明代后期宗祠的普遍化。

(四)孔庙祀典改制。

孔庙祀典改制与嘉靖九年以后进行的郊、庙祭礼改制具有内在一致性。

降杀孔庙祀典,缘于议定兴献帝祀典中儒臣之抗论;启圣祠之建、欧阳修从祀孔庙等又是对兴献帝祀典变革的正面呼应。

先看孔庙祀典的降杀,主要表现在:孔子只称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大成殿改称孔子庙;毁塑像,用木主,去章服;减祀仪,“乐舞八佾,笾豆各十二”变为“太学,十笾十豆。

天下各学,八笾八豆。

乐舞止六佾”。

再看孔庙从祀系统的变化。

其一是“启圣祠”的建立。

启圣祠的出现首先使庙学祭祀衍生出一套新的“副祭祀系统”。

这既是儒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又因世宗尊崇其父兴献帝而得以最终制度化。

孔庙祀典在唐朝正式独立,逐渐发展起“配享”与“从祀”等附祭制度。

配享于堂上,从祀于两庑,尊崇有差等。

颜子之父颜路(无繇)、曾子之父曾点、子思之父孔鲤,皆于庑下,位居从祀之列,而颜子、曾子、子思却高居堂上。

元、明沿此制,因而造成了“父以从祀立庑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的祭祀位次,由此而引出的议论绵延至明代嘉靖年间。

为了解决父子伦序的矛盾,另建“启圣祠”,以专祠的方式单独祭祀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等先圣、先儒的父亲们,以示报本崇孝。

叔梁纥、颜路、曾皙、孟孙氏之生孔子、颜回、曾子、孟子以及程珦之生二程、朱松之生朱熹,在形式上也暗合了兴献王之生嘉靖。

那么,启圣祠与嘉靖帝为兴献王所立“世庙”的意义也就一致了。

其二,欧阳修增祀孔庙,实与“大礼议”相关。

欧阳修曾力驳程颐、司马光等人继统、继嗣之论。

嘉靖“大礼议”中,杨廷和等所主的理论正是借用程颐、司马光等人的理论,嘉靖帝崇重欧阳修,也是反对杨廷和议礼理论的一种方式。

当然,孔庙祀典的改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华夷之辨”引出道德方面的追论,使元儒吴澄无法跻身于圣贤庙庭;宋儒陆九渊从祀孔庙反映了随着王阳明心学的传播,陆王学术的影响日益扩大。

嘉靖时代的祭礼变革还有一些。

如,嘉靖帝大婚之后,后妃数人,十余年竟不得皇子。

国本攸关,确实成为当时嘉靖君臣闹心之事。

为解决皇子危机,嘉靖帝听从辅臣张璁等人的建议,祭祀高
82
禖,举行了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祈求皇子之礼。

外患迭起(尤其是北虏问题)引发了蛰伏已久的华夷之辨,二十四年(1546年)礼部右给事中陈棐疏论元世祖不当入祀帝王庙,遂罢祀元世祖君臣,引起历代帝王庙祭礼的变动。

嘉靖祭礼变革是对明朝礼仪制度的一次调整,祭祀系统实现了南北两京的归并合一,原来南京的
天地、太庙、社稷、帝王庙等祭祀俱停罢,只剩下奉先殿等少数祭祀活动了。

嘉靖以后明朝遵用的郊、庙、帝王庙、孔庙等礼制俱以嘉靖新制为准,这说明嘉靖新制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

由于嘉靖礼仪变革是在当时政治、学术、民族矛盾等多种因素作用下进行的,礼仪的变动实际上反映了明代社会的变迁。

[收稿日期]2007212227
[作者简介]牛建强(1963—
),男,河南孟州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史研究嘉靖年间世风之迁移
牛建强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笔者十数年前在研究明代中后期区域社会变迁
时发现,江南地区在天顺、成化年间即发生变化,较之其他区域早六七十年的时间。

及至正德、嘉靖时期,江南之外的其他大多地区也开始发生类似变化,而在这同一阶段,江南地区又步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这种地区间社会变化的时间上和程度上的差异,是建立在交通、水利等地理条件以及传统因素差异的基础上的。

而作为京师的两京地区,由于其政治中心和庞大消费的原因,同样表现出某些社会风俗较早变化的特征,然而这种变化较之江南地区其实是有条件的,并非生产发展的逻辑结果。

由于具体差异因素的存在,造成两京和南直、浙江某些地区社会先行变化的结果。

弘治元年(1488),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面对“违礼僭分,无所忌惮;名分逾越,风俗奢侈;旧章废坠,礼制因循”的现实,在奏疏《申明旧章以厚风化事》中要求整顿当时奢靡风尚,提出“遵旧章而守成宪”,所强调的整治对象便是两京和浙江布政司以及应天、顺天二府,和上面提到的较早变化的地区是相吻合的。

(马文升《马端肃奏议》卷10)随着各地经济发展和积累,或受京师和浙、直地区社会变化的影响,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也在发生程度不同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到了正、嘉时期较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出现了和江南地区趋同的表现现象。

也就是说,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异,而在外观和形式上仍显现出雷同。

以社会变迁为基准,笔者提出了明代社会三种区域类型理论和正、嘉时期为
明前、后期分界的认识。

我们若从整个明代历史出发,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正、嘉时期,特别是时间长达45年的嘉靖阶段是明代社会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广东东莞县人陈建刊刻《皇明资治通纪》,以编年体形式胪述明初以来120余年间纪事,总结得失,感慨时变,怀抱隐忧。

在序中称,“祖宗时士马精强,边烽少警,而后来则胡骑往往深入无忌也;祖宗时风俗淳美、真才辈出,而迩来则渐浇漓也;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变易废弛比比也。

推之天下,莫不皆然”。

从军事、财政和风俗三方面指出前后变化和反差,其中由淳美至浇漓的风俗迁移正是以嘉靖前后为参照的,说明该期世风变化的明显和强烈。

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礼部尚书席书等在条议修省事宜中说,“今天下承平既久,人习僭侈。

宫室舆马,壮丽奇巧,所费不赀;婚姻祭葬,饮食筵宴,尤为暴殄。

其妇女身衣锦绣,首带金珠,贵贱不辨。

逾礼犯分,莫甚于兹。

”(《明世宗实录》卷71)这是陈建关于嘉靖间风俗浇漓概括的注脚。

世风的变化具体包括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内容。

由于各地条件的差别,所以三方面的变化程度以及三者间的协调程度是不同的。

正、嘉时期是江南地区的显变阶段,其突出的变化应在情理之中。

南直松江府华亭县人何良俊主要经历了嘉靖时期的变化,他的观察细腻且具代表性。

他说,宪宗(成化)、孝宗(弘治)以前,当地士夫
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