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by赵云田

不过，清朝八旗蒙古科举考试自顺治八年（1651）实施后，从顺治十四年到康熙十五年间，由于名额有限，加之时举时停，所以，在康熙朝，八旗蒙古的举人、进士比较少，直到雍正朝以后不再有停考现象，人数才逐渐增多。据有人统计，有清一代，八旗蒙古族文科举人约有65名、文科进士约有170名，反映了清代八旗蒙古所受儒学教育的程度[5]。
在京师设立的初等学校一般称为官学和义学，主要有：蒙古义学，存在于康熙三十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691—1758）间，八旗蒙古中每佐领设1所，学生是10岁以上的八旗蒙古子弟；礼部义学，存在于雍正二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24—1758）间，学生是八旗蒙古中的贫寒子弟；甲喇学，亦称蒙古清文学，或蒙古清文义学，八旗蒙古每甲喇（参领）设1所，学生是八旗蒙古子弟；八旗教场官学，共8所，设于演武练兵的教场附近，学生是八旗蒙古子弟；八旗左右翼世职官学，共4所，学生是有世职身份的八旗蒙古勋贵子弟。
清朝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地区的儒学教育情况，目前只见到一些笼统的记载，例如，有人这样写道：“蒙人不重教育，男妇老幼皆委身于游牧，虽各旗王公府中设有学校，然肄业者为王公、官吏之子弟，亦惟求识字能书，为将来服官之地而已。王公、官吏子弟而外，僧徒间有就读者，平民子弟不与也。其有志求学者，须就读富家，或由其父兄、亲友传授。学师辗转相聘，一学师可教数十人。初学，读《察汉脱鲁格》（汉名《十五头》，拼音法也），继习蒙文《三字经》、《名贤集》、《四书》等，程度至高，读至《安士林格》（即《圣谕广训》）而止，盖皆奉《安士林格》为圭臬也。所读书籍，或自归化城土默特文庙中购之，或由戚友处借抄。”[7]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清朝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教育中，所用教材多为儒家经典，因而儒学教育在蒙古的整体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对广大牧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教育，当然也谈不上儒学教育。
设在地方的学校有：盛京八旗官学，学生来源中包括八旗蒙古子弟。此外，在地方上还设立有其他蒙古官学一类的学校，也招收八旗蒙古子弟，只不过它们不是专门为八旗蒙古设立的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学校不同的级别，学生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教科书的种类也异彩纷呈。初级学校多学习满、蒙、汉文，满、蒙、汉语，以及一些伦理，所以，这时期的教科书多以识字课本为主，且多是满、蒙、汉三文合璧的。中级学校的教科书也多是以语言和文字为主，只是程度要深一些，并加进了某些专业的内容，而所加专业的内容则与学校本身培养的目标相联系。高等学校培养的是国家管理人才，要熟悉乃至精通儒家经典，所以，这时期的教科书完全和国家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结合起来，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儒家经典为教材。根据目前尚能见到的一些材料来看，清朝八旗蒙古儒学教育的教科书有的是由国家编写的，有的则是学校自编自印的，还有一些是用来作为教学参考用的。属于清朝国家有关部门编写的教科书，有宣统元年（1909）学部编辑的《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等。由学校自编自印的教科书，有玉春等人编写的油印本《满蒙文高等学堂蒙古语文讲义》等。供教学参考用的蒙文书籍则有：康熙、乾隆年间不同版本的《蒙古语详解词典》，乾隆年间刻印的《初学指南》、《三合便览》，道光年间出版的《蒙古语法详解》，光绪年间出版的满蒙汉文对照的《名贤集》等。此外，由清朝国家编辑的《五体清文鉴》、《蒙文指要》、《蒙文晰义》、《蒙文总汇》等，是八旗蒙古儒学教育中重要的工具书。[4]
科举考试是清朝统治者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重要措施，也是八旗蒙古子弟入仕的重要途径。清朝的科举考试有文科、武科、翻译科之分，我们这里只就和八旗蒙古的儒学教育关系较大的文科稍加叙述。
众所周知，清朝文科的科举考试有四个等级：第一级是童生试，录取后成为秀才。第二级是乡试，中式者称为举人。第三级是会试，考中者称为贡士。第四级是殿试，中者可统称进士，考中进士的就步入了仕途。清朝对八旗蒙古子弟的科举考试有专门规定，一般是先试骑射，骑射合格后才允许参加考试。按照清朝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童生试的内容是《四书》文、《性理》论或《孝经》论，并默写《圣谕广训》百余字。乡、会试的内容是《四书》、《五经》、《孝经》、《性理》等，规定以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殿试的内容是经史时务策一道，每策包括三、五题，也以阐述儒家经典为主。从以上所述八旗蒙古考试的内容看，完全是儒家学说占主导地位。八旗蒙古儒学教育的深入，从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表现出来了。
首先是八旗蒙古。八旗蒙古是清朝统治者依靠的基本力量之一，地位仅次于八旗满洲，在维护清朝统治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满族贵族对八旗蒙古的儒学教育非常重视，这表现在设立各类学校、编写多种教科书、准许八旗蒙古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等方面。
学校是进行儒学教育的主要场所，因此，清朝统治者重视设立各类学校，对八旗蒙古进行儒学教育。这些学校有京师和地方之分，有初、中、高级之别。在清朝前期，学校主要是京师的国子监和京师及地方的各种官学；在清朝后期，则是京师和地方的各类学堂。
蒙古地方的学校主要有：归化城蒙古官学，由归化城都统丹津在雍正二年（1724）创办，设满洲、蒙古教习若干名，学生来源于归化城土默特二旗、乌兰察布盟六旗，以及部分商农子弟。绥远城蒙古官学，乾隆八年（1743）创办，主要招收土默特二旗王公贵族子弟。绥远城翻译官学，乾隆十一年（1746）创办，学生来源于各旗有一定蒙汉文基础的蒙古贵族子弟。热河蒙古官学，热河都统松筠创办于道光八年（1828），学生来源于热河蒙古驻防官员子弟。科布多蒙古官学，约设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学生来源于明阿特、额鲁特各旗12岁以上的少年，多为官员子弟。这些学校所用的教材，除了清政府编纂的辞典外，还有满文或蒙文的《圣谕广训》、《四书》、《三字经》，以及有关的刑事律例。[6]
京师的国子监也称太学，它既是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也是中央级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的设官中，有向例由蒙古笔帖式、教习内考选录用的专司训课蒙古文义的蒙古助教一职。道光八年（1828）十二月，清朝统治者又规定，准以蒙古翻译进士、举人一体考试以其通晓蒙古文义得以考选的人担任蒙古助教一职。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儒学教育的重视。在国子监的蒙古族学生来源中，由皇帝特许的给予国子监生资格的恩监和凭上代余荫、不经考选取得监生资格的荫监为多。这是因为八旗蒙古中多勋臣、重臣的缘故。不过，在国子监里，八旗蒙古的贡生、监生也有。康熙朝和雍正朝多次议准：在八旗蒙古新旧生员内，起送二名，入监肄业。据有人统计，仅康、雍两朝，就有蒙古族岁贡、拔贡19人[3]，其中有的就属于八旗蒙古。
崇儒重道，崇孔尊朱，必定要提倡理学。从北宋开始，儒学便进入理学发展阶段。朱熹的理学体系很完整，既包括哲学义理，也包括伦理道德学说。它强调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清代帝王提倡理学，重用理学名臣，比如康熙帝就重用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等深通理学的大臣，并委以高官，给以重用，死后还入祀贤良祠。
提倡考据学也是清朝崇儒重道文化教育政策的内容之一。儒家经典因此而得到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这有利于人们学习和普及儒家思想。这里应当指出，学习儒家思想，普及儒家思想，是清朝崇儒重道的重要内容。清朝历代帝王对学习和普及儒家思想都是非常重视的。顺治帝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用了很多时间阅读儒家典籍，因而深刻地领会了“帝王敷治，文教是先”的道理。康熙帝即位以后，也很用心学习儒家经典，因为他认为儒家典籍是记载帝王道法的，关系着国家治理。为了更好地领会儒家经典，康熙帝谕令举行经筵大典，由经筵讲官讲解四书五经。康熙帝学习儒家经典非常努力，许多儒家著作他都能背诵。除了自身学习儒家经典外，清朝统治者还注意在民间普及儒家思想。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颁布了“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就是把儒家学说具体化，用以治理社会。雍正帝即位以后，又颁布了《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的内容进行了阐释。为了确保把儒家思想普及到民间，清朝统治者在各地遴选秀才，宣讲“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嘉庆年间，嘉庆帝又根据《圣谕广训》的内容，编撰了《四言韵文》一书，颁行于各省。这些措施，使儒家思想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清朝统治者确定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后，又实施了一系列的工程，其中就包括教育工程。除了中央和地方所设学校外，最值得称道的是民族教育的实施。这一切，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清朝对蒙古的儒学教育政策之一：因人而异
清朝对蒙古因人而异的儒学教育政策，主要是指清朝蒙古族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言的。众所周知，清朝蒙古族可分为“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内属蒙古”等不同群体，这不同群体中又有贵族、官员、平民等不同的社会等级，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同作用。这样，就产生了清朝对蒙古族的因人而异的儒学教育政策。
在京师设立的中等学校有：国子监算学，该校并非为八旗蒙古人所独占，但额定有蒙古算学生6名。八旗蒙古官学，存在于雍正元年至六年，八旗蒙古每旗1所，设助教、协同教习等员，学生来自八旗蒙古各佐领，每佐领1人。国子监八旗官学，是为八旗子弟开办的学校，每旗招生100名，其中蒙古有20名。学校设蒙古教习多名。
其次是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这指的是分布在广大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的群体而言。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每旗设扎萨克（即旗长）管理旗务，扎萨克职可以世袭，统于中央机构理藩院。内属蒙古每旗设总管管理旗务，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由当地将军、都统直接管理。在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群，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平民百姓，还有奴隶，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旗扎萨克的官员多来源于贵族等级。清朝的儒学教育政策，主要是针对王公贵族和一小部分平民而言。
一、清朝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
清朝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即崇孔尊朱，提倡理学，以儒家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
崇儒重道首先表现为崇孔尊朱。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清朝历代帝王都崇奉孔子。顺治帝曾遣官祭孔，袭封孔子65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先后改孔子牌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和“至圣先师”。康熙帝多次到山东曲阜祭孔，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颂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是“万世师表”，孔子学说“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雍正帝在位期间，也强调孔子是“道德高厚，为万世师表”。乾隆帝曾五次前往山东曲阜孔子故里，把崇孔活动推向高潮。他明确表示：“国家崇儒重道，尊礼先师，朕躬诣阙里，释奠庙堂，式观车服礼器，用慰仰止之思。”[1]在崇奉孔子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多次重修曲阜孔庙，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孔庙，祭祀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