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写策略看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女性意识(1)

从书写策略看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女性

意识(1)

【摘要】不同于五四之后其它几位具有较强女性意识的作家，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是直接流露于文本之中的。本文尝试从书写策略入手，探讨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文本书写策略女性意识

受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女作家有意识地站在女性的立场，探讨中国女性的生活境遇和情感体验，并在她们的文本中加以体现，使得她们的创作具备了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张爱玲以其独具特色的书写策略成为其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1反主流反阳性的书写

五四之后的女作家是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开始写作的。她们所接触到的国家、民族、平等、民主等先进理念深刻影响到她们的创作，表现在她们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女性通过与男性一样参与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来实现自身的女性价值的。

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大多采取的是一种阳性化书写模式。她们笔下被压迫的女性以乔装的面目出现在女性文本之中，被塑造成为独立自主、个性解放、极度叛逆的新女性。

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典型形象之一，甚至已经被符号化

了”。丁玲认为，只有当女性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意识的觉醒同步进行时，女性的解放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作为推动历史前进合力中的一支强劲力量，有了与男人平起平坐的权力，甚至于女性比男性更勇敢更自觉地担负起社会人生的责任。

“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谢冰莹，同样将政治置于人生的首要位置，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年轻的她曾经借一身戎装从历史的客体成为历史的主体。然而军装与战场只不过是一副男性的面具，现实生活中的谢冰莹，曾经勇敢地向父辈为主体的男权社会公开宣战。取得自由恋爱权力之后的谢冰莹在爱情婚姻上不断追求却屡遭挫折，逐渐丧失了反抗的锐气，同样是一个在现实的家庭婚姻生活中迷失了自我的女性。女性通过忘却自己的性别走上战场，为了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然而一旦回到现实中来，广大女性依旧面临着压抑性命运而无法解脱。

“她们都曾力图借助书写的方式进入父系历史、文化的层面，寻找女性失落在父权体制中的自我形象。在建构女性文学传统的问题上，她们也写下了不少女性遭受传统宗法父权社会所压迫的女性形象和其它女性问题等小说，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女性追寻自我的各种矛盾命运。不过，由于女性主体反省能力的匮乏，以及父系性别意识内化力量过于强大，导致这些女性作家无能为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做出更大的

贡献，反而落入宗法父权的他者处境之中，面对再度被边缘化及被他者化的双重困境。”这种反女性本质的阳性书写模式，反映出她们在潜意识里还未完全摆脱对于男性的依附和对于父权的认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国家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自愿放弃了她们的女性主义立场，融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张爱玲并没有盲目追随时代潮流，而是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细腻冷峻的笔锋，站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对女性的现实处境进行着独特的描摹，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份最真实的女性体验。张爱玲的反阳性书写模式的形成，是与她对女性命运、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分不开的，也体现出她强烈的女性意识。

2杀父书写和去势父亲书写

“讨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主体性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同时分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人物的书写模式。”在张爱玲的文本世界里，对于男性家长的处理，张爱玲经常采用的书写策略有两种：一种是将男性家长隐匿在文本之中，构成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另一种是即使把男性家长写进文本，他们扮演的也只是“去势者”的角色。

在张爱玲许多的小说文本中，“父亲”几乎一直是被放逐在在文本之外的。由于男性家长的缺席，使女性摆脱了传

统的束缚，甚至直接取代男性的位置，形成了女性当家作主的家庭模式。在《金锁记》中，代表姜家权威的不是姜老太爷，而是耳朵有些背甚至有些糊涂的姜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由于父亲的缺席，流苏的母亲虽然话语不多却总在关键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张爱玲惯常使用的“父亲”去势书写，同样强烈地表现出她对父亲权威的遗弃。在《金锁记》、《怨女》等小说作品中，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昏庸猥琐的男性形象。男权社会所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等英雄气概已不复存在。他们大多是肢体残缺、猥琐无能、狂嫖烂赌、昏庸懦弱的丑恶形象，乃至一些丧失掉精神人格的畸形人物。

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世界里，男性话语向来是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的。男性气宇轩昂、顶天立地的外在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被完全消解了。这方面最典型的应属《金锁记》里的姜二爷。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姜二爷，却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躯体。《怨女》中的姚二爷也是一副畸形的残障身体。

男性外在形体的残缺在某种程度上寓示着他们所代表的男性话语世界的残缺。男性外在形象的残缺与男性所代表的话语权威之间的反差，带给读者的是强烈的心灵的震撼。张爱玲正是通过这类男性形象的塑造，对长期处于权威地位的男性话语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彻底的否定。

张爱玲笔下另一类型的男性形象则属于精神人格不完整的人物。《花凋》中的郑先生，虽然外表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实际上只要“穿上短裤子就变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张爱玲将郑先生精神上的残缺以婴孩化、幼稚化的手法揭示出来，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其它像《金锁记》中的姜季泽等人，都是无力养家湖口，靠祖宗留下的产业过活。

张爱玲在小说文本中塑造的这些或形体残缺或精神残障的男性形象，暗示出父权社会无可挽回的衰败与没落。形体残废书写是有意从生物学层面上“弱化”男性的优势；而精神残障书写则是进一步从精神层面上去“消解”男性的权威。

这种意图颠覆男性、父权传统的叙述策略，自然流露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之中，体现着作家的女性主体意识。张爱玲正是通过她的杀父书写或去势父亲书写来表现男性主体性的丧失。从而由在场的女性家长替代缺席的传统男性家长，这也是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的一种策略。

3压抑女性的“自由”言说

男权社会里男性的主体意识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集中表现为父权与夫权。五四以来具有女性意识的现代作家纷纷从父权与夫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