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的宪政思想及其评价

郭嵩焘的宪政思想及其评价

辽 宁 警 专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第　６　期（总第　５８　期）Ｎｏｖ．２００９Ｎｏ．６（Ｓｕｍ．５８）

洪 岩

（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　郭嵩焘是中国早期的洋务官僚之一，他通过多年的社会实践，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强盛不仅单纯依靠

军事，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来辅成。为此，他对西方民主政体进行了较为全面、　细致的考察。郭嵩焘不仅敢于正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　而且对于中国政治制度、　思想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思想的深刻和超前使郭嵩焘具有比同时代人更为高瞻远瞩的思想理念，也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解放的寂寞先驱。

关键词：　宪政；君主专制政体；议院；民主

中图分类号： Ｄ０３３．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　－　５３７８（２００９）０６　－　０００８　－　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　－　１０　－　２４

作者简介：洪 岩（１９７８　—），女，辽宁辽阳人，博士研究生，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中国的宪政之路是一条艰难而崎岖的道路，从清朝末期到今天，无数仁人志士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求索，郭嵩焘便是其中之一。郭嵩焘（１８１８－－１８９１）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被认为是

“洋务派的重要理论家。”［１］

郭嵩焘是第一位驻外公使，是最早踏出国门、亲身体验西方社会的人士。出使期间，郭嵩焘对西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比较深入地探究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并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对比分析，充分肯定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价值，也初步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弊端。

一、郭嵩焘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君民共主国政郭嵩焘在１８７５年的奏折《条议海防事宜》中曾经说过：“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

强。”［２］

“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所以西洋之所以日益强大，是因为君民共同主持国家大政方针，他赞成深入学习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郭嵩焘非常推崇西方资本主义的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认为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是西方长治久安的基础，“西洋

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３］

他赞赏道：“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

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４］

他认为西方各

国“强国富国之术、尚学兵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所以“通民情”、君民上下沟通使国事日臻富强，确有中国古时三代遗风。

然而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视君民之间为恩赐与被恩赐、训诫和被训诫的关系，君民关系根本对立，难以同心，因此君民、官民共事难以成功，再加上吏治腐败、士失其职，从而造成了“上下之情隔已甚”的局面，其结果使国事日益衰弱。因此，他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他说：“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秦汉之时，竭天下以奉一人。”从此，“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５］与三代之道作比较不是为了复古，而是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评。所以说，中国要摆脱衰弱的境地，不能舍本逐末，必须理顺君民、官民的关系，改变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状况。

（二）　议会制与民选市长制是西方的立国之本郭嵩焘在西方的启示下，积极主张改革，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造中国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力图给困境中的封建王朝输入新动力、新血液，以此来挽救国家。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因素，因而十分欣赏西方以议会民主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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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开始突破封建统治的所谓“道”，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他说：“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事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ｍａｙｏｒ）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馀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然而，“中国秦汉以来二千馀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６］

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郭嵩焘在英国期间，通过“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感受到议院中议员参与讨论政府政策畅所欲言的热烈场面，他描绘道：“有议院绅阿定敦，先知会政府毕根士由（毕根士由系上议院绅、是日亦至坐听），发论凡数千言。每有中肯处，则群高声赞诺。其兵部尚书哈尔谛辩驳其误，亦数千言，语尤畅朗。次议绅阿葛尔得复申阿定敦之说，亦数千言，徒诘政府因循坐视，不能出一计、定一谋，其言颇强坐以无能。”他赞赏英国上下议院制，使得“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馀年终以不敝。”他意识到英国的两党制：“大抵英政分立两党，一主时政，为新政府毕根士由一党；一专攻驳时政，为旧政府格男斯敦一党。”郭嵩焘十分推崇两党遇事推究辩驳“其主议院事者，谓之斯毕格，坐正中堂皇。始就坐，斯毕格赞称静坐止言谈，即有应称起立，论所诘事……凡有言皆起立，其馀皆坐，语毕退就坐，乃继起应之，无敢儳言者。”［７］这样英国在朝与在野两党互相牵制，以防专制独裁，从而保障民主。

郭嵩焘还看到，在英国，公共舆论对政府有着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西洋一切事情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辩，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许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　故无敢有资意妄为者。”［８］这种舆论监督既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保障，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放弃德治，实行法治

郭嵩焘揭露了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弊端、肯定了议会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从德治、法治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９］郭嵩焘正确地指出了法治、德治的区别，并对依靠统治者的个人政治素质保证社会稳定与发展表示怀疑、对西方议会民主的法治原则表示由衷的推崇。

郭嵩焘尤其赞叹西方法制的严明：“严为刑法，虽贵不贷。”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当然中国也有许多森严的法律，关键是有法却无治“法密而行不果，行之亦不一致，有罪未必皆获遣，获遣未必终废弃，故敢于干冒典刑。”有法不依，法亦失效，致使社会人心、风俗败坏。郭嵩焘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运行机制进行了考察，“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由此观之，郭嵩焘通过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观察思考，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造，以求建立“君与民交相维系”的政治框架。［１０］

二、郭嵩焘宪政思想的评价

（一）郭嵩焘的宪政思想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变法框架

在清末兴起的洋务运动中，主流派的洋务思想家、洋务活动家们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均主张“中体西用”。认为只要维护好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并附之以西方的技艺，就能改变中国落后的状态、就可以抵御外国的侵略。因此，以“中体西用”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洋务运动，虽然开始向西方学习，但局限于器物层面。在法制方面，洋务运动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西方法律文献的翻译、新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以及国际法知识的输入，但未涉及法律制度层面。尽管郭嵩焘也经历了赞美西方器物这个层面，但在通过对夷务的研究特别是出使英、法两国后，郭嵩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观，强调学习西方的治国之“本”，实行西洋的“国政、军政”，学习西方“朝廷政教”等政治制度，并通过培养国人的法治意识，以利于国家的治理。也就是说，要实现国家的真正富强，既不能光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也不能局限于对既有制度的边角修补，关键还是要首先从政治上进行改革、从制度层次上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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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岩：郭嵩焘的宪政思想及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