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_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_兼谈_二重证据法_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

摘要：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

王国维既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勘，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释证文献，建立古史体系。

“二重证据法”不是虚玄的历史哲学，而是切实可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不能否定。

当代简帛佚籍研究出现了盲信出土文献的现象，实乃未能很好地继承王国维的学术遗产。

王氏强调“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这正是当代学者正确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王国维；金石学；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2）05-0035-06第28卷第5期Vol.28No.5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年10月Oct.2012收稿日期：2012-07-30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国时期史学之研究”（10JJD770005）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男，河南范县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

王国维是近代学术大家，在文献研究方面，上有所承，下开新篇。

他继承发扬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适逢近代地下文献不断出土之良机及中西学术相互激荡之风会，取得了让后世景仰的学术成就，影响了近代史学的发展。

就文献研究而言，王氏对近代以来影响巨大，既推动了近代以来文献考订实践的发展，又丰富了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内容。

一、金石证史、考古资料与“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古代，“考古”与“金石”总是联系在一起。

宋代金石学发达，很多金石著作都冠以“考古”的名称，如程大昌的《考古编》、吕大临的《考古图》、叶大庆的《考古质疑》等，因为金石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古代“吉金”（青铜彝器）和石刻，故总是被冠以“考古”之名。

20世纪初，虽然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得以诞生，但是，“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的先声”［1］，却是不争的事实。

自晚清开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开始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型。

在这种学术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金石证史的文献考订思想和方法与近代考古学相结合，逐步演化、蜕变，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一生对金石碑刻及出土文献情有独钟，因为在他看来，新材料的发现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所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33。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

王国维认为，近代金石考订之学与古代金石学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3］125，“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3］120。

他曾撰写《宋代之金石学》，对宋代金石学成就进行了总结。

在他看来，有宋一代，金石文化别具一格，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搜集研究金石的风气，对金石器物的文字、形制、命名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3］125。

尤为重要的是，宋人“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3］124。

这种“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的金石考史的方法，正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雏形。

换言之，这种以史传考金石，以金石考史传的“二重证据法”虽为王国维所提出，但实金石学、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兼谈“二重证据法”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453007）际在宋代乃至其后的考据史学中已多有应用。

对此，王国维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故不自今日始矣”［2］33。

可见，在王国维看来，“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早已有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宋、清两代的金石考史，人们只是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它而已。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考古大发现的时代，深埋于地下的金石甲骨、碑刻墓志、简牍文书等文献，纷纷问世。

如何运用这些新材料来研究古代历史，就成了当时史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金石与史传互证的传统研究方法，启发了包括王国维在内的近代史家的研究思路。

当然，毕竟时代不同，新资料的出现已非宋、清时期所能比，不仅“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而且“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

［4］456大量金石资料的面世使得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仍然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生命力，而金石之外的新资料的出土，“数量之多，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考证经史，亦与金石同”［4］456，这些又使得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

金石证史的研究方法要在新时代下发生转轨，发展为古器物学、古文字学。

在王国维看来，金石及其以外的出土文献的发掘，必然使得传统的金石证史走向综合运用的道路，史学研究者不仅以金石，而且以甲骨、简牍、玺印、陶器等综合应用于经史考证、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化的研究。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之“新”，便是综合运用出土文献证经考史的例证。

有鉴于此，王国维云：“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5］2。

“纸上之材料”即历史记载，也就是传世文献，“地下之新材料”即出土文献，包含金石甲骨等。

二者相互印证，即“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不仅提出“二重证据法”，而且率先垂范，以史籍与出土甲骨、金文及简牍文书互证，不仅使历史事实得到清理，而且加深了对古代文献的解读。

王氏所撰《流沙坠简》、《毛公鼎考释》、《殷先公先王考》等都是“二重证据法”的代表作。

其《古史新证》则进一步阐释了“二重证据法”的价值。

王国维之学源出于乾嘉考证学，因身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其治学境界又远远高出于旧经史考据学者之上，在运用甲骨、金石、汉晋简牍以及敦煌文书等新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并用以考释古史时，突破了旧金石学家器物著录、文字考释的研究范畴，目光远大，视野广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其流风所及，俨然形成了一股学术风尚，成为近代以来文献考订的主流。

自此，人们超越了文献考订从文献到文献的局限，继承自宋而始的金石证史的方法，并结合近代以来考古发现之新材料，在文献考证方面，开拓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相印证的路子，来解决文献整理及古史研究中的问题，形成了一套更加成熟的、超越传统金石证史的理念和方法。

从学科转轨的角度看，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金石学逐步被考古学代替［6］。

但是，这并不是说金石学就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近代以来，金石学作为一门学问虽然在考古学的冲击下成为了过去，但金石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现代考古学依然有着重要的贡献。

有学者指出，金石学对现代考古学的贡献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器物定名，二是青铜器的分期，三是古物证史，四是古籍校勘。

［7］金石学虽然已经被考古学取代，但金石学的身影在现代考古学领域却随处可见。

20世纪初期，一大批金石学出身的学者如董作宾、马衡、黄文弼、徐旭生，以金石进入现代考古，将金石学的研究方法带进了考古学领域，使金石学以一种变化的方式存在下来，并得以在现代考古学史上依旧展现自己的风采。

从学术思潮流变的角度看，由金石证史和现代考古所启发的“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学术发展及学术思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谈到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因顾颉刚先生“古史辨”而引起的关于信古、疑古和释古的争论。

冯友兰曾于1935年撰文云：“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

‘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

‘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

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

……‘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

”［8］以出土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既不信古，也反对疑古过头。

王国维云：“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

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

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

此信古之过也。

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

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

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5］2王国维等人重视在恢复古史面貌过程中地下文物（包括吉金、简牍、碑刻、帛书等）与传世文献的重要性，既不认为古书所说全部为真，也不认为古书所载全部为伪，既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勘，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恢复典籍原貌，建立科学的古史体系。

对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地位和价值，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王国维之‘二重证据法’实际不过是以新的文字材料印证原有的文字材料”，王国维“标榜‘二重证据法’以反对‘古史辨派’”，“这种方法仅强调印证而排斥否定，具有片面性和学术思想的守旧性”，“二重证据法的滥用，正是一种将考古学装入古籍记载框架的错误方法，应当及早摒弃”。

［9］这些论断显然过于武断。

只要仔细考察学术发展史，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献学家重视文献考证，吉金碑石成了宋以后文献学家印证经史文献的有力手段。

但是，古代金石学“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其所使用的方法和研究的范围都还很有限。

近代以来，王国维在传统金石学基础上，以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为基本前提，倡言“二重证据法”，并身体力行，使传统金石证史的观念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学术发展的进步。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比勘印证，本身就包含着对错误文献的怀疑与否定，并不存在排斥否定的问题，他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事实决事实”，即坚持从材料出发，以事实而论之，是则是之，非则非之，这正是怀疑和否定精神的表现。

近代学术学派纷然，在对待古史问题上，疑古者、信古者和释古者各有自己的学术理念，他们对后世学术都有重要影响，不必抑此扬彼。

至于后世之人对“二重证据法”的滥用或误用，导致出现各种学术问题，责任则完全应该由后人来负，并非王国维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