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绣之吴彩霞湘绣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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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企业是由着机遇推着走，有的却有自己的预案，按规划一步步向前发展，后者的坚韧度生命力和成功率自然要比前者高得多。

吴彩霞的创始者胡莲仙，出身官宦之家，曾为曾国藩家的家庭教师。

绣艺早负盛名“吴彩霞”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她为自己的绣庄起的牌号。

胡莲仙一家；按当时的习俗应该说吴氏一家（胡的婆家姓吴）到长沙创业，是有其自己的预案和规划的。

她要创立的是一个荫庇子孙的事业，而不是聊以求生的饭碗。

湘籍精英冠盖天下。

强势的需求和潜在的市场是她早就预识到的。

一开始她就着力于传艺授徒，逐步扩大自己的绣坊。

当她的弟子出师能独立完成工作的时候，也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凡是成家的，她就让她们带绣品回家去做，并订下了一条规矩。

鼓励她们积极传艺授徒，发展自己的亲人邻里参与工作，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的加工点。

由她们做联系绣坊的负责人。

每完成一件作品，由绣坊另付两成的工价给他们作为奖励。

这条规定大大地鼓舞了胡氏弟子发展加工点的积极性。

为了保证质量，又建立了严格的收发制度。

加工点的负责人，首先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有瑕庇的由她们亲自补救，再验不上，就要免除她们两成的奖励，并对降价销售所造成的损失负责。

加工点，是对应于已成规制的畅销品种的批量化生产而存在的。

随着胡氏绣坊名声日隆，外地士绅对非个性化已成规制的畅销品种，需求日盛。

外地人索购的渠道，大多是通过一种叫作“掮客”的人，（我们在古玩行，珠宝行常常可以见到这种人，他们游走于豪门大户之间，女的向内眷推销首饰，男的向主人推销古玩、字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顾客群，同时也接受主人的嘱托，为其寻觅心仪的物品，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行当。

我们在红楼梦里就看到过他们的身影，直到交易平台如此发达的今天，依然没有绝迹，比如“国外代购”就是它现代版的一种新型态）。

我们大概还记得<无形的电极>这部电影，片中我党地下电台的负责人就是以推销湘绣，为湘绣提字为其职业，以掩护其身份的。

由此可见经营湘绣的掮
客已为人所熟知，更可见湘绣身价之不凡，对非个性化畅销产品的批量采购，正是从掮客开始的。

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把吴彩霞绣庄的绣品扫购一空，甚至连附近典当行所藏的绣品也没有放过（据说运到了国外）1905年他又应美国政府的请托采购湘绣，这就是放大版的掮客行为。

个性化的定货或参展的作品，必须由绣庄的画师和技艺高超的绣工精心研究才能制作完成。

这是创造性劳动。

而已成规制批量化生产的畅销品，因其多次反复的制作，是一种熟练性劳动，则由加工点完成。

前者是湘绣的脸面，后者是湘绣的身躯，是湘绣作为商品流通的主体。

没有脸面就没有声誉，没有身躯也就没有产业。

只有前者湘绣也会像很多刺绣名家的作品一样，只不过是上流社会的一种清玩，只有后者的涌现才使湘绣成为享誉全国，斐声世界的强大产业。

才会后发先至，被国人列入四大名绣之列。

湘绣的崛起，不但有质的因素，也有量的因素，不但有画师，绣艺大师的贡献，也有营运人员的功劳。

而把这一切组合在一起的纽带就是绣庄，失去了这条主线，光靠一些传闻，正史研究就会变成演义和童话了。

1898年开张营业的第一家湘绣庄“吴彩霞绣庄”不是突兀的出现，它有它清晰的发生，发展，壮大的历史。

从1878年胡莲仙首次以“绣花吴寓”挂牌经营以来，随着企业的扩展，又经历了“彩霞吴莲仙女红”,“吴彩霞绣坊”几个阶段。

“吴彩霞绣庄”的出现只不过是胡氏创办企业从成熟到勃发间，一个标志性的结点罢了。

到吴彩霞绣庄的时代，胡氏已垂垂老矣。

真正的掌门人已是她的三子一吴汉臣。

吴汉臣，字英梓。

在母亲带他下海之前接受的是传统士子的教育。

耳濡目染他所崇拜的是曾，左二公一类的人物。

家国情怀一直是他意识的主体，他把湘绣是当成一番事业来经营的。

当绣庄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他就把
精力转到了开拓市场，向全国布点，扩大营销上来，为此，就需要有巨大的产能做为支撑。

时势造英雄，吴汉臣不是英雄，但他的成功正是时势所造就的。

当时中国正从田园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社会财富急需传化为资本，而启动资金少，利润空间大，市场前景好的湘绣自然成为了一个优质的选项（更何况还有官家的倡导和支持）一些有识之士便托人把自己的子侄送到吴彩霞绣庄来学徒，以便师满以后自行开业。

吴汉臣对此大力支持。

更鼓励自家企业的员工吸引社会资金独立创业。

众人拾柴火焰高。

这不但是湘绣产业作大作强的保证，也为他自身企业的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人们或许不太清楚，或是有意的忽略了，隔年成立的第二家绣庄，其创建者正是吴氏秀坊时期学徒师满又工作有年的大伙计。

其母正是吴氏秀坊时期一个加工点的负责人。

而启动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就是吴汉臣。

当然吴汉臣也裁过很大的跟头，不是裁在国人手上，而是载在了列强的手上。

吴彩霞绣庄的生意走上轨道以后，吴汉臣就把绣庄交给了辞官回乡的弟弟打理。

自己又成立了彩霞实业公司，旗下有米庄，钱庄并发行了自己的通卷和钱票。

民国以来，湖南兴起了一阵开矿热。

吴汉臣从德国聘请了专家，购买了全套德国设备，一切就绪。

然而掘进却没有找到预期的矿脉，原来整个事件只不过是德国人开的一个玩笑。

消息一经传出，吴汉臣的钱庄立刻发生了挤兑风潮。

吴氏把金银推成了一堆，拉上电网，由他的义子长沙警备司令派兵把守，想用展现实力的办法平息风潮（吴镜荣当时负责胡莲仙时代一些胡氏密友存在绣庄吃息的私房钱，总额也非常可观，风潮一起吴汉臣首先把这笔钱还清）然而风潮逾演逾烈，有人劝他出门躲一躲，他坚决不走，他表示他不能有负于乡梓，更不能遣羞于子孙，不管后果如何一定要兑完最后一文钱，风潮过后，彩霞公司倒闭，他手上又只剩下绣庄一个项目了。

这时吴汉臣的四弟身体欠佳回湘阴养病，吴汉臣又亲自主持了绣庄的工作，矿业投资的失败，使他认识到盲目扩张的风险，他又把注意力放到壮大绣
业上来，他组建了“吴彩霞湘绣学校”，吸收有文化的女子入学，为今后的发展储备力量。

（我母亲胡仁同就是学员之一。

她原来是黄浦军校武汉分校的第一批女学员，大革命失败她到长沙考入了吴彩霞湘绣学校。

据她说“学员班”每个月要交8块银元的学费，“学徒班”全免，食宿由学校负责。

毕业后学员来去自便，学徒分配到绣庄工作。

当时教刺绣的老师以吴镜荣为主，教绘画的老师是朱树芝，朱树芝有麻子，同学们背后叫他朱大麻子。

脾气很大，他在楼上工作的时候谁也不许打扰，只有我母亲可以随便走动。

后来我父母结婚，他还作了我母亲的证婚人。

对于吴彩霞绣庄而言，矿业投资的失败，这只不过是外伤。

内患却是吴汉臣自己亲手酿成的。

清末，咨议局兴起，吴汉臣就和谭言闿有些交往。

辛亥革命，长沙工商界旗帜鲜明，到了北伐战争，吴汉臣就把除了有病的老大，年幼的老五之外，三个成年的儿子都送到了北伐军中；老二追随谭言闿，老三（也就是我的父亲）考入了黄浦军校，老四入伍成了某部文工团的团长。

1927年吴汉臣急病身亡，三个军中的孩子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按他的遗嘱，把家事，店事都交给了老二负责，这就为吴彩霞绣庄敲响了丧钟。

我二伯父自幼聪颖过人，一表人才，任侠好义，勇于担当，深得我祖父的喜爱。

然而他志在四方而不在商贾，接过爷爷的嘱托他并不想离开军队。

当时有些热血青年“输家从义”，就我二伯父的脾气自然不甘人后，更何况他所任的是军需之职，有人说：
“打仗打的就是钱”，纵有十个吴彩霞也不够他用的。

果然没多久第一轮扫荡就到来了。

因大革命失败，我父亲离开了黄浦军校（他毕业后留校任准尉文书）回家主持武汉吴彩霞湘绣庄的工作，北京是由我二姑母在主持，南京则由吴家的一位老人（胡莲仙陪嫁丫头的儿子）在掌管。

这三个地方由于亲情所碍，尚未遭到波及，其余各地的绣庄包括长沙本部都被席卷一空，关门大吉。

转过年来，第二波就扫到了我父亲头上，有一天二伯父找到我父亲，求我父亲救救他。

据他说他被人骗走了一批军饷，主官让他自已补上，否则就要送军法处枪毙。

无奈我父亲只好将绣庄盘出，将钱交给二伯父去救急。

我父亲一家转到了南京，南京的主事正心灰意冷要回家去养老，我父亲接手了南京的生意。

只有南京的吴彩霞湘绣庄是唯一一个不是我二伯父搞掉的，而是丢在了我父亲的手里。

原来我父亲一直亲近邓演达，在黄浦的时候参加过由他组织的一个同学会。

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在南京，并大力追捕追随他的人。

父亲得到消息，草草收束了绣庄，举家逃往北平。

到了北平，我二姑妈告诉我父亲，二伯父已把绣庄卖给了她的丈夫，绣庄已经不再姓吴了，她正准备换个招牌。

（改名华湘湘绣庄）就此，吴彩霞湘绣庄在湘绣业正值兴旺的时候却退出了历史舞台。

家人都说二伯父酷似爷爷，行止间多有爷爷的影子，如果北伐的时候爷爷也只有二十几岁，他会不会也做出二伯父同样的举动。

我想不会，爷爷的行事要沉稳周全得多。

然而这杯苦酒终归是他亲手酿成的。

1933年吴彩霞湘绣庄重现北平也很有点故事。

1931年底，我父亲吴贤俊，母亲胡仁同夫妻举家避祸到了北平，他的二姐吴超群收留了他们，安排他们在自己的绣庄（原来的吴彩霞现已改名华湘）帮生意。

隔年端午节吴贤俊想在柜上支几个钱过节，被他二姐拒绝了，一气之下离开了绣庄。

正巧有一位同乡故交范某约请他们夫妇到自己开办的美术学校去任教，这总算又有了一个落脚点。

但好景不长，一天范某约我父亲密谈，坦白地告诉他，美术学校仍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机关。

已有暴露的迹象，让我父亲立刻撤离，全家人立刻迁居到了兵马司前街的“湘阴会馆”。

本想不日返湘。

没想到正在茫然无着间，巧遇几位黄浦同学，他们正在为给蒋介石办寿，采办寿礼。

同学劝我父母给蒋绣一幅绣像，以学生的名义送蒋祝寿，他们再作些工作，也许校长一高兴能接见一下，这样一可避免别人再找什么麻烦，二可得到一笔钱，想办法重开吴彩霞，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我父母听从了同学们的劝告，精心为蒋绣制了一幅大型彩色的戎装像。

并筹集了一批湘绣精品，应时赶到了南京。

蒋非常高兴。

（当时正值整军会议之后，很多被裁汰的军人怨气冲天，蒋正好借题发挥）不但接见了，而且写了一个便笺。

其大意是：
我的学生，胜利以后解甲还乡，继承祖业，发扬民族工艺其情可佳……。

都是一些很鼓励的话，当然还送了一笔丰厚的仪程（路费）。

正好湘绣的发烧友，吴彩霞的老顾客张学良也在南京，他让我父亲拿着蒋的上谕和绣品，领我父亲到各个大老聚会的场所亲自帮我父亲推销。

不到一个星期，绣品全部售罄。

南京一行大喜过望，收获颇丰，筹办一个门市绰绰有余。

于是在老吴彩霞现在的华湘同一条街上（廊房头条）一个崭新的“吴彩霞湘绣庄”又重生了。

梅开二度，但终归是离开了原生之地。

北平重生的吴彩霞就像一个流落他乡的孤儿，虽然做得风声水起，但与吴汉臣时代相比，它只不过是个袖珍版的而已。

大综商品都要依靠湖南老家各绣庄的供应。

然而吴彩霞的盛名还在，我父母又是真正的嫡系传人，一时个性化的订单拥门而至。

尤其是享誉已久的绣像更是接应不暇。

为了保证我母亲的休息，只好把绣像的价格标得天高（每平尺一百块银元）就是这样也要提前半年定货。

北平终究不是湖南。

我母亲也带了几个徒弟，能拿得起来的没有几个，能绣像的几乎没有。

我父亲也发展了几个加工点，进展同样艰难。

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所赖皇城脚下，教育中心，深厚的文化积淀养就了一派高品味的艺术风尚。

面对这样的顾客，绣庄得益非浅，更有大师们的佐助和指导，北京新生的吴彩霞湘绣庄声名日隆。

{老舍先生在小说中就有所提及}，没有丢先人前辈的脸，而有所光大，这是值得庆幸的。

抗战爆发，我母亲带着孩子们回了湖南，后又随着难民撤到了重庆，日本人没对北平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骚扰，市面逐渐平静。

留守北平的父亲这才让家人转道香港回到了北平。

日伪时期绣庄也遭到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日本人让绣庄给天皇绣像，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失节的问题，幸得一位留日朋友的大力帮忙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直到光复，我家没有给日本人和汉奸绣过一张像，从为我改名就可以看出我父母的气节。

我是天字辈的，原名“天印”父亲给我改名“武干”，他讲“顺治为文，横出为武，干者盾也”。

就是希望他的孩子不做顺民，要造日本人的反要做祖国的干诚。

（那位帮我父亲化解危难的朋友叫况武光，是我几时的义父。

关于他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一提。

他在留日期间是学校棒球队的队长，是同学中的体育名星，娶的是一位日本贵族的女儿，日本侵华，他的同学都成了日本高官，要强逼他做汉奸，无奈，他带着自己的日本老婆住进了“法源寺”出家当了和尚。

带老婆出家这也算是旷古奇闻吧）。

光复以后，第一笔定单就是为联合国五强，各国的领袖绣像，紧接着门市的生意也大大的火了一把。

接收大员，美国大兵对吴彩霞湘绣庄进行了疯狂的抢购，龙其是美国大兵，有的兜里的美金不够就拿金币付账，金币五花八门，我父亲只好让伙计以重量估值，起先没当回事。

一次，有位对欧洲币制有研究的朋友看到了大吃一惊，告诉我父亲，这些金币没有几块是美金，大多是欧洲各国的收藏币，其中还有几块是价值连城的古币。

千万收好，他日有所缓急这就是解人危难的法宝，我母亲听了，从此深锁密藏再不示人。

（红卫兵小将可不管这一套，这笔不意之财也就不意而飞了。

）
北平解放，我父母是大革命时代的过来人，不愿再担个资本家的恶名，就把绣庄关了，在家织布。

人算不如天算，此言不诬。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逢斯大林七十寿辰，国家为筹办寿礼又想起了吴彩霞湘绣庄，正派人四处打听。

总工会有人打听到“华湘湘绣庄”，二姑妈隐瞒了我父母的行踪，以吴家二小姐的身份接下了总工会订制斯大林绣像的定单，转而交由我父母去制做。

也巧，我的一位表姐夫是新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负责干部，来我家探亲，见到了即将完成的绣像，立刻报告了外交部。

第二天王炳南就跟他到了我家，王说总理也派人在找吴彩霞，这幅绣像不要交给任何人，完成了以后由他直接来取，有什么问题他来解决。

我姑母理亏自然没什么话说，总工会就不干了。

据说最后还是总理一锤定音，绣像归外交部。

总工会当然不甘心，就要求我父母无论如何再给他们赶制一幅。

这就是毛主席送给林大林两幅绣像的由来。

从此外交部的定货不断。

第一幅毛主席的湘绣绣像，也是我父母完成了的。

当时毛主席还没有标准像，是吴印咸抱了一大本各个时期毛主席像片的像册，让我父亲参谋，最后选了一张作为底稿，由我母亲刺绣完成的。

还有一批，那是世界各国共产党领袖的绣像，什么伊巴露丽，德田求一，都是第一次听第一次见到，所以印象很深。

除了绣像，外交部还订了不少以大画家作品为底稿的绣品，为此，在一次外交部组织的坐谈会上，我父亲和徐悲鸿大师还有过一番争论。

大师认为，送湘绣不如直接送画，画代表了国家的艺术水平，一绣就成了工艺品，降低了礼品的品格。

我父亲认为，正因为刺绣是民间工艺，更有人民性，一针一线更能表达人民的情义。

以国画大师的水平加上人民的情义，这样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国礼。

大师最后也同意了，并为外交部提供了不少幅作品作为国礼的绣稿。

外交部源源不断的定货接应不暇，而湖南的家人断了生活来源正不知如何是好。

我父亲接信后就把我大伯，奶奶、姑奶奶、四婶一家，五叔一家都接到了北京。

湘绣世家当然只有湘绣才能救急，一个家族式的小型作坊就这样定格在北京了。

建国初期，新建的部门急缺业务型的干部，王炳南通知我父亲，外交部想让他参加工作，担任礼宾司典礼局礼品处的处长。

一是我父亲自知不是当官的料，二是当时供给制只有直係亲属才有供给，其他十几口投靠他的家人他不能丢下不管。

只好摆明了情况，谢绝了外交部的好意。

我父亲希望把他的小作坊归入外交部，作为外交部的加工厂，外交部表示没有这样的建制，不可行。

没几天王炳南又找到我父亲，建议他把吴彩霞湘绣庄再办起来，王说：
“你连发票都没有，只能开白条，每次都要首长批了才能报账，这也太不符合财会手续了，你还是把吴彩霞再搞起来，不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听了王炳南的建议，我父亲又在廊房头条用七根金条顶了一个门面，第三次推出了“吴彩霞湘绣庄”的招牌。

三反五反前，生意一天比一天火。

但好景不长，三反五反虽定了个基本守法户，但生意从此江河日下，政府各部门的定货日渐减少，到了公私合营前，门市销售几乎停顿，只靠些舞台服装和锦旗之类的生意勉强维持。

到了后来竟至在门前摆摊，把库存的绸缎当衣料卖，把自己收藏的字画到琉璃厂去变现来维持工人的工资。

56年公私合营，我父亲第一个响应。

按工时计价的库存的绣品自然值不了几个钱，但名声太大，还是定了个资本家的成份。

让他自报工资，他只报了个最低的（每月80元）。

把绣庄合并到“北京剧装厂”，他也没有意见，一切听国家安排。

他是“中国特种工艺公司”第一批授予工艺美术师称号的八个人之一，时称八大技师。

其中有泥人张，面人汤，牙雕的杨景惠等，都是各行的领军人物，他所代表的是刺绣业。

特艺公司本想让他回湖南主持湘绣厂的工作，他考虑到离湘日久，一家人都在北京，婉言谢绝了，最后安排他到北京剧装厂，做了设计车间主任。

吴彩霞湘绣庄就这样最终的消失了，它的兴衰自是湘绣史话的一部分，知情人写下来给想知情的人留一个参考，这就是我的想法，也许还有点用。

xx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