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在当代中国的现状及发展

根据贝卡利亚的思想和表述，无罪推定包含二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任何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被判决有罪以前，不能认为是有罪的；第二，对被告人所控的罪行，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以前，一律推定被告人无罪，也就是说，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无罪。因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诉讼主体，与追诉者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对司法人员侵犯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在法院判决生效前，既不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作罪犯对待，也不能称之为"罪犯"、"犯罪分子"、"人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被纠问、被刑讯逼供的对象、诉讼客体跃升为享有充分权利保障的诉讼主体，是诉讼制度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结果。
（一）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同贝卡利亚所说的"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与"依法判决""确定有罪"只是表述上略有差别，内涵并无二致。这一表述与法国《人权宣言》、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如《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纲要》第7条等）及一些国际法律文件的表述也非常接近，尤其是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是"任何人"，与宪法中的"任何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是一致的。前已有述无罪推定原则是人权保障原则。日本、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已将无罪推定原则上升到宪法高度，在宪法中规定。我国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该条文虽然也强调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但仅涉及临时性的羁押及证据收集中的搜查措施，并未涉及全局性的有罪无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被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及其诉讼权利；同时该条宣告法律赋予国家司法机关以逮捕、搜查的权力，并未对司法机关的权力实行有效的制约，无法对被诉者的权利实行有力的保障，当然也不能避免有罪推定衍生的弊端。因而，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宪法修改予以完善，明确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宪法中旗帜鲜明地宣告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我国除了签署《世界人权宣言》，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外，1997年10月27日还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可见我国承认无罪推定是一条普遍的人权原则。从承担义务的角度，仅签署国际条约是不够的，还应该转化为国内法，在国内法中体现出来，作为宪法原则加以规定。刑事诉讼法还将犯罪嫌疑人从被告人中区分出来，即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相区别，把犯罪嫌疑人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在侦察与审查起诉阶段享受相应的诉讼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较之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诉讼权利的内容有所增加，例如现行的刑诉法规定在侦察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聘请辩护律师，辩护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有权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等等。从表面上看犯罪嫌疑人得益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获得了更多的诉讼权利，但是现实的差距依然是那样大，以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诉讼权利犹如镜中月、水中花，可望而不可及。这其中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没有到位，尚有欠缺；更有人们法律观念更新的问题。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无罪推定在立法上有完善的规定，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的司法人员来执法，无罪推定的价值也无法实现。何况现在无罪推定原则在立法上还没有全部得到体现呢？
二如前所述，无罪推定原则是那样一个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科学、进步的法律原则，在我国却长期以来"藏在深山无人识"，对无罪推定原则采取了排斥、否定的态度。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张、提倡无罪推定原则的被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无罪推定又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遭批判。1996年新的刑事诉讼法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第12条中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有的认为第12条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有的认为第12条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因素，还有的则认为第12条是更加彻底的无罪推定原则，尽管众说纷纭，对这一条的认识评价不尽一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无罪推定。而且笔者认为这一条就是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我们有必要正确评价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并对现实中的状况作实事求是地分析。
与此相关、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刑事政策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无罪推定原则是南辕北辙的。"坦白"，即强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归罪，转移了司法机关的举证责任，并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司法机关办案人员认为"如实"的供述，许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罪行后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反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即是抗拒，必然导致不利的诉讼后果。办案人员有了这样一个政策依据，千方百计要撬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嘴。只要目的正当，不论采取什么手段。一些办案人员急功近利，急于取得口供，诱供、骗供、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楚棰之下，何求不得？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重刑之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违心作供；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担心申辩受到从严处罚而不敢行使正当的辩护权；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表白自己"老实交待"胡供乱咬、株连无辜，扰乱诉讼；还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破罐子破摔、死顶硬抗，造成与司法机关旷日持久的对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曾经成功地指导过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剿匪等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此后的建立社会新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中也起过积极作用。但这一政策明显与无罪推定原则不符，与我国承担的国际条约的义务不符，与人权保障的基本精神不符。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早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们的法治意识大大提高，人权思想得到张扬。对这一具体的刑事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适时进行修改、调整。
பைடு நூலகம்
由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的诉讼规则有：1、控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结果，无此，无罪推定就失去了基本人权保障的意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自证其罪，他们有反驳控诉，证明自己无罪的权利，但是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现代社会中公民的自由权利既是法律赋予的，又是受法律保护的。享有充分司法资源的控诉机关的责任，就是保护公民享受其应有的各项权利，另一方面揭露犯罪，惩罚犯罪，调查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从而把他推到罪犯的地位上去。没有这样的过程，任何人都不能从无罪的法律地位转化为罪犯。这是无罪推定的最基本规则。这是刑事诉讼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体现。英国人罗纳德.沃克曾说过，无罪推定"仅确定首先由谁负担举证责任的问题"①，这个说法虽然不全面，但是的确指出了举证责任在无罪推定中的重要性。2、沉默权。沉默权规则与无罪推定的人权保障精神密不可分。任何人不应成为追诉自己的工具。这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行使反驳控诉的权利，是否同司法机关合作，也体现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主体和诉讼主体的地位。沉默权规则又与举证责任的归属密不可分。既然犯罪的证明责任在控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他们就不应被拷问、被逼供，也不会被拷问、被逼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询问就必须停止。被告人拒绝提供陈述或者故意提供虚假陈述不负刑事责任；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认为被告人有罪。沉默权是消极意义上的辩护权，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诉讼主体的重要体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立法中都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被告人有"不作供述自由"。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1条规定，被告人可以始终沉默或对各个质问拒绝供述。联邦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第1项，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64条第3项，也有类似规定。美国1966年联邦法院"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判例"中即有沉默权的规定，即闻名于世的米兰达规则：在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的开始，侦查人员应履行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并告知其放弃该权利的法律后果。沉默权与辩护权一样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他们的其他诉讼权利才会有保障，才能有效地抵御司法机关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才能体现他们的诉讼主体地位。3、有利被告原则，亦称罪疑从无原则、疑案处理原则。这是与疑罪从有，有罪推定对立的。这一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这一原则要求证明有罪的证据必须达到充分的程度，如果控方的证据达不到认定犯罪事实所必需的程度，不能排除被告人无罪的合理怀疑，即使被告人的犯罪嫌疑仍未排除，被告仍应被宣告无罪。被告人在诉讼中与控方明显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被告方的人身自由被限制，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境地，控方却依仗着专门的职权和手段，如果不采取强化某些有利被告人的措施，无法达到控辨双方的合理平衡，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被告原则，从根本上防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进步性、合理性所在。正如美国学者汉利和舒密特指出的那样：实行无罪推定，"不是要包庇有罪者，而是防止把无罪判为有罪"②有利被告原则，从局部看它有利于个别被告人，有可能纵漏了有罪者，但从整体看，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降低和减少可能错判无罪的人而付出的社会成本，体现了诉讼的民主精神，保护了多数人。
一，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称。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确定为有罪的情况下，应推定其无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皆由此决定。自从贝卡利亚提出无罪推定的主张至今二百多年，无罪推定由理论到实践，由理念到立法，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人权保障最基本的是人权的司法保障，而无罪推定原则正是体现了人权的司法保障。换言之，要实现人权的司法保障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是重要的途径之一，无罪推定原则是一条人权保障原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一项法律原则能够象无罪推定原则那样，在保障人的自由、生命、名誉、权利方面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