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的两属现象──兼说贵霜史的一个问题

（一）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役属中原王朝，便是役属塞北游牧政权或帕米尔以西的强国。祇有在以上各种势力都鞭长莫及之际，绿洲诸国才有事实上的独立；卽使在这种情况下，占多数的绿洲小国往往还得役属少数绿洲大国。[1]本文所谓“两属”乃指绿洲国同时役属于两个强大势力的现象。根据现有资料，“两属”现象可大别为三类，以下分别举例说明之。第一类：绿洲国同时役属中原王朝和塞北游牧政权。典型的例子是西汉武帝时的楼兰国。据《汉书·西域传》，武帝卽位之初，包括楼兰在内的南北道绿洲国均属匈奴。楼兰国当南道，“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命将击破楼兰，掳其王。“楼兰旣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从此，楼兰从完全役属匈奴变成同时役属匈奴与西汉。“两属”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遣子质匈奴的同时，又遣子质西汉。“两属”的楼兰其实很难保持不偏不倚，据《汉书·西域传》，当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凯旋时，“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卽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不两属无以自安”道出了楼兰国“两属”匈奴、西汉的原因。然而事实表明，“两属”仍难以自安，这真是小国的悲哀。楼兰“两属”匈奴与西汉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在这一年，据《汉书·西域传》，汉遣将刺杀了事实上亲匈奴的楼兰王安归，立亲汉的尉屠耆为王，并驻兵该国以“填抚之”。由于在当时的西域西汉的影响占了绝对优势，楼兰终于完全属汉。由此可见，“两属”现象往往出现在两个强国势均力敌的地方，一旦这种均势打破，“两属”现象便随之消失。北魏世祖太延年间焉耆、鄯善、龟兹等国在役属柔然的同时也朝贡北魏，[2]应该说也是可以归入本类的“两属”现象。祇是与楼兰有别，焉耆等国的行为与其说是为了自身安全，不如说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第二类：绿洲小国同时役属于绿洲大国与塞北或天山以北的游牧政权。典型的例子是西汉时的杅弥国。据《汉书·西域传》，李广利大宛凯旋时，途径杅弥国，发现“杅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李广利于是遣使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并“将赖丹入至京师”。所谓“外国皆臣属于汉”的局面在李广利伐宛后刚开始形成，此前包括龟兹、杅弥在内的南北道绿洲诸国均系匈奴属国。由此可见，杅弥在太初三年以前曾同时役属于匈奴和龟兹。又如：《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卽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莎车王弟呼屠征杀万年，幷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候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是岁，元康元年也”。“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表明莎车这个位于汉和天山以北的游牧政权乌孙之间的小国的处境。第三类：绿洲国同时役属于中原王朝和帕米尔以西的强国。典型的例子是若干绿洲国在役属嚈哒的同时称臣于北魏。[3]由于当时北魏势力未能伸入西域，绿洲国役属嚈哒是名副其实的，称臣北魏祇是名义上的。这和役属柔然的绿洲国朝贡北魏的情况颇为相似。总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两属”现象的出现是诸国本身的经济、政治特点、地理位置以及中亚内外的形势决定的。[4]绿洲国同时役属的两个强大势力可能是彼此敌对的，也可能并不是敌对的。绿洲国“两属”之，有时是为了安全，有时是为了经济利益；有时是被迫的，有时可以说是自愿的。

（二）

认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国的“两属”现象及其形成的条件，似乎有助于我们解决贵霜史上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卽迦腻色迦在位期间贵霜的曾否征服葱

岭以东南北道绿洲诸国？迦腻色迦曾经征服葱岭以东说的主要依据是《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条”的一则记载：[5]

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旣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卽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会，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于今。

这里所说“威被邻国，化洽远方”的“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一般认为便是钱币、铭文所见kanishka，而所说“畏威送质”的“河西蕃维”便是葱岭以东南北道绿洲诸国。诸国送子为质，自然是迦腻色迦进兵葱岭以东的结果。[6] 可是，迦腻色迦征服葱岭以东、南北道绿洲诸国送子为质之事完全不见载于中国正史，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迦腻色迦在位期间，东汉一直维持着对西域的统治。因此，有人认为，迦腻色迦决无可能征服葱岭以东的地方。

[7] 今案：后说似有未安。迦腻色迦进兵葱岭以东，南北道绿洲诸国送子为质于贵霜，玄奘言之凿凿，且有质子伽蓝为物证，恐怕不容率而否定。何况，迦腻色迦在位期间，绿洲诸国在称臣于东汉的同时，送质于贵霜客观上是可能的。换言之，前述绿洲国的“两属”现象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条件是具备的。贵霜王朝的年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迦腻色迦的在位年代尤其聚讼纷纭，而据我的考证，第二贵霜王朝创始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133年（东汉顺帝阳嘉二年），这一年应为迦腻色迦卽位年代的上限。[8]至于据认为迦腻色迦创立的纪元卽所谓迦腻色迦纪元的元年，现有诸说中以公元144年说最有说服力，这一年似可视为迦腻色迦卽位年代的下限。[9]已知迦腻色迦使用这一纪年至少23年，则其去位之年的上限应为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一般认为，在迦腻色迦治世，贵霜王朝文治武功臻于极盛。另一方面，东汉自安帝延光二年（123年）第三次开展西域经营，虽未能恢复与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但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诸国大都重新归汉。祇是好景不长，如《后汉书·西域传》序所说，“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𥧑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连近塞的叛乱也无力惩革，遑论于阗以远。东汉的西域经营显然已趋衰落。尽管至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又见凉州刺史发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兵攻疏勒，熹平四年（175年）复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发兵辅立拘弥侍子为王等举措，说明东汉一直维持着西域的统治，但这并不能说明灵帝卽位后东汉的西域经营有了起色，更不能说明桓帝时代，特别在王敬死后，西域诸国不可能在称臣东汉的同时，送质于贵霜，尤其当迦腻色迦的军队越过葱岭东来之际。《后汉书》不载迦腻色迦事迹，不仅不能说明迦腻色迦远征葱岭以东、绿洲诸国臣服贵霜并无其事，而且恰恰相反，可以看作迦腻色迦东征、绿洲诸国臣服贵霜确有其事的左证。盖迦腻色迦的崛起在当时的西域无疑是一件大事，《后汉书》所据原始资料中完全不见踪迹，祇能说明在迦腻色迦在位乃至以后一段时间内，东汉的西域经营懈怠到了何等程度，这种松弛的控制正使绿洲诸国在称臣东汉的同时役属贵霜成为可能。[10] 另外，自安帝元初元年（114年）罢都护后，东汉再也没有设都护和副校尉，而在经营西域时，以长史行都护之职。长史地位相当于郡丞，故往往禀命于敦煌太守，所领西域各国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敦煌太守的辖区。尤其在班勇之后，屡见敦煌太守直接处理西域事务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唐西域记》称内属诸国为“河西蕃维”十分确切。这似乎也表明玄奘所记并非无根之谈。更何况，玄奘所谓“治兵广地，至葱岭东”，卽使并不意味着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曾被越过葱岭东来的贵霜军队逐一征服，也不能否定绿洲诸国曾向贵霜纳质的可能性。盖诸国纳质于贵霜完全可能仅仅是受其威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