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梅村到龚自珍1

从吴伟业到龚自珍——看清代诗歌的个性化发展和推进

林靖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从吴伟业到龚自珍清代诗坛个性思想的发展和推进。二人都重视“情”、“我”，吴梅村主张以情为本，带有晚明性灵派思想，而龚自珍则提出“众人之宰，自名日我”的命题，标志着近代人文思想的开端。都追求诗歌的创新，吴伟业所作的是一种个体实践是“梅村体”，可以说是影响了此后一大批清代诗人，龚自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诗歌的语言与格律，可以说是诗歌革命的先驱。与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不同，他们的诗歌都带有浓郁的情感与叛逆色彩，并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才气的自信与自负。但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吴伟业无力解决着“自我”与“世俗”的矛盾，诗歌充斥着凄苦、无奈的情绪；龚自珍却成为让朝廷上下无不心惊胆战的变革者、启蒙思想家，可算是近代的狂者。

关键词：个性思想；诗歌改革；人文色彩

有清一代诗学风华绝代，佳处虽不及盛唐，却绝不少才华横溢的诗人。尽管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权的稳固，封建专制思想也在加强。大兴文字狱，使考据训诂之风弥漫天下，保守复古思想充斥文坛，一般文人学子绻缩于汉宋学的狭小天地里，在“道统”“文统”的高压之下空谈义理，学步古人，追求神理韵味，注重形式技巧的雕琢，使得整个文坛僵化沉寂、令人窒息。但在这一片死寂之下，仍有一股追求个性思想的潜流在悄滋暗长，终于形成一种新的文学风气，深深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发展。这一潜流源自清代前叶诗人吴梅村，中间经过高举“性灵”大旗的袁枚，直到近代开山大家龚自珍，虽看似微弱，却始终默默相续，汇成一道清流，冲击洗涤着清代文坛。

龚自珍曾经这样评价吴伟业的诗歌：“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这是龚自珍的“三别好诗”之一，称吴诗为“儿女诗”，但终于不能不说“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龚自珍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梅村诗所持的矛盾的态度，尽管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那原因，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他们的诗歌中看到这二人的思想的许多相通之处。在一定意义上说，龚自珍继承了吴伟业思想中进步的一面，并有了自己的发展和推进。

一、从“尊情”到“贵我”

性情、才情、学识并重，是吴伟业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尊情贵真”之说，前代如晚明李贽之“童心说”、公安三袁“独抒性灵”之论已多所倡导。晚明公安三袁起，倡导“性灵”，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1但是诗歌创作强调出于心性、才思，但其末流又流于轻薄率易。吴伟业对“性情”二字，在继承晚明“性灵说”的基础上，又有更深入的阐发。他在《与宋尚木论诗书》中说：“诗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迁改，山川云物之变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怀与之吞吐，其出没变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2他的这一见解，是指诗人天生所有的“童真”会因客观事物的影响发展变化。“政教流俗之迁改”，说的是社会因素；“山川云物之变幻”，说的是自然因素；客观事物与作者思想性情交汇融合而始于胸怀中流出发自真情之作品，是为强调客观存在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在这里，他并不薄谈性灵，而是进一步强调了“情”在个体身上的差异性，虽然诗歌创作应该出自“情真”，但是由于个人遭遇不同，因而“性情”也是有所差异的，所创作的诗歌自然也就大相径庭，可见其追求自我个性之强烈。

龚自珍也极力强调诗歌情感的个体性，并进一步提出了“诗与人为一”的尊情之作的1袁宏道：《叙小修诗》，转引自《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7页。

2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第76页。

审美标准——“完”：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唐大家若李、杜、韩及昌谷、玉溪及宋元眉山、涪陵、遗山，当代吴娄东，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他盛赞吴伟业将诗歌创作与个人的独特情感相结合，使之具有与众不同的风采。不过，与之相比龚自珍所“尊”的“情”，内涵要广得多，并且强调“情真”与与“忧患”之间的关系。他论《宥情》时，就特别指明人在童年“一切境未起诗，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当彼之时，亦尝阴气沉沉而来袭心。”3但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的人性和感情不免与俗世种种发生冲突：“客气渐多真气少，汨没心灵何已。……心头搁住，儿时那种情味。”4，因此他抨击文坛上“阅历名场万态更，感慨原非为苍生。”5所谓“感慨”，就是要敢于昌言胸中是非，表达其关系“苍生”的社会批判、变法思想，发抒激奋之情：“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6而最深的“感慨”，就是“忧无故比，患无故例”即前所未有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他来说，忧患，几乎已成为一种岁月与共的“故物”：“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清谁似汝，未忍托攘巫。”7“童心”是自然人性的表露，“感慨”是社会现实的反应，“忧患”是危机时代的特征。

尽管对吴伟业出仕清朝的一段经历论述相当之多，或强调清政府的征诏责令、或归咎于诗人自身的性格原因，都有些流于表面化，但是还当看到，在遭人诟病的事件下，隐含着晚明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及吴梅村等文人的生命意识觉醒和价值伦理追求。在遵循儒家传统道德之外，后半期的吴梅村在人生经历了诸多变故和体验之后，面对着世事和人生的沧桑，开始给予人的本体价值以更多的关注。吴梅村于公元1645年所作的《避乱》云：“我生亦何为，遭时涉忧患”，“麻鞋习奔走，沦落成愚贱”，都是在向天扣问人的本源问题：人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要存在于此，为什么要这样存在？尽管也有自责自辩和顺应大众之词，但却终于还是表达出一种对悲剧源头的求索和对自我选择基于本我意识的拯救，是对于个体价值的敏感关注和对生存意义的深入思考。一定程度上将自己从封建君臣的纲常中偶尔释放出来，不再将自己痛苦的生存环境仅仅草率地归结为“时命苟不佑”，也不是单纯地一味自责，而是闪耀出更为博大和深广的思想火花，展现出对个体与本我意识的觉醒、强调，对个体生命价值体认的追求。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吴梅村对本我意识和价值体认的诉求，要高于传统封建卫道士一昧愚忠的层面。

在这一问题上，龚自珍则提出“天地，人所造，众人白造，非圣人所造”@，把人放在世界万物的中心地位，又进一步指出：“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日我。”④因而把自我这个主体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视为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开端的标志。在他看来，“我”是万能的，具有光和力，理和气，能创造一切，自然界的日、月、旦、昼等现象都是“人所造”。他说：“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8龚自珍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十分强调主观力量，强调人的意志力。所以他又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力。”可以说在“贵我”这一点上龚自珍和吴伟业是有共同之处的，只是后者远不如龚自珍强烈彻底。

3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420页。

4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564页。

5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464页。

6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478页。

7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319页。

8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