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藏文化与世家大族

私藏文化与世家大族——《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序言读书报告藏书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千古传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陈德弟老师的这本《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的序言部分便是对私藏文化，尤其是先秦至隋唐五代的私藏文化的系统回顾，读过之后获益良多。

下面第一部分，是对整篇序言的概括提要；第二部分，主要谈谈自己的得到的一些启示、感受以及一些关于藏书文化与世家大族的关系的不成熟的看法。

略陈固陋，请老师指正。

一·本篇序言的主要内容《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一书主要介绍了先秦至隋唐五代四百余位藏书家，并对他们的生平及藏书事迹做了详尽考订。

这篇由陈德弟老师自撰的序言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系统叙述了中国古代的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事业，尤其重点介绍私藏的发展、特点及贡献等；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中国古代私藏文化的研究历史与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第三部分有针对性的介绍了本书撰写的必要性、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等等。

三个主要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一脉相承，读了之后酣畅淋漓，尽窥其中真谛。

（一）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叙述这部分序言从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典籍讲起，以这些承载了民族智慧的典籍的流传为切入点，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尤其是私藏文化。

首先，序言介绍了藏书文化的内涵及其从上古发展到近世的历程。

从“有策有典”的殷商到春秋前期，藏书一直都是官府行为，直到孔子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官府垄断藏书的局面，接着私藏作为官藏的必要补充一直延续下去，并在中古时期不断发展，形成独特的私藏文化。

之后序言又简要概括了官藏的优势与不足：封建政府“可以调动一切财力、物力、人力，开辟广大的空间，进行藏书活动，从数量到质量，均居首位”，但是，官府藏书“众多而集中，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瞬间就会化为灰烬，彻底毁灭”。

下面序言重点介绍了私藏的特点优势与贡献。

私藏的特点优势包括：（1）私藏家“对书籍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驱动着他们为藏书不惜一切，为图书保存做出特殊贡献；（2）私藏家人数众多而分散在全国各地，可以避免官藏那样大规模一次性损毁；（3）私藏家的藏书量相对小，“积聚、转移、保存都较为容易方便”；（4）私藏家即便最后不能自己或在其家族内保有其图书，其收藏也会被后人收购保藏，而不会出现封建王朝一旦覆灭就难以保有其官藏的局面。

抛开私藏在古代典籍保存、传承方面的这些优势，序言中又分析了更宏观角度上私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1）相比于官府藏书的“秘而不宣”，私藏的“对外开放”使得诸多学子因此得以遍览坟籍，学有所成。

这是私藏家利群淑世的情怀，是私藏文化在服务社会上无法磨灭的功绩；（2）私藏家对书籍爱护有加，为世人树立爱护书籍的榜样。

这主要表现在：构建专处藏书，亲自补制损坏之书并修订整理等；（3）私藏家在收集、整理图书时整理校书方法，是校雠学不断发展并最终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以上这些均是对私藏文化的概述与评价，序言在这些评述基础上揭示了本书主体——私藏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在纪念藏书家的同时，通过研究藏书家及其藏书事业可以了解更多的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二）关于对藏书家研究的回顾前面的序言部分已经备述私藏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这里顺理成章要回顾这一段研究的发展历程。

这一段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1）明朝至清末；（2）民国至改革开放以前；（3）改革开放后至今。

（1）明朝至清末是对藏书家研究的兴起阶段。

藏书家研究萌芽于明朝祁承火业的《澹生堂藏书约》等书，而系统的学术著作则始于清末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

但这一时期对藏书家的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

（2）晚清战乱，学术研究陷入低谷，藏书家的研究也乏善可陈；新中国成立虽然改天换地，但对于藏书家的研究一直显得非常薄弱。

这段时间是藏书家研究的一段低潮。

（3）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迎来新的繁荣，在藏书家、藏书文化研究方面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专著、论文、文集。

序言对这些论著系统分类、介绍，使读者对近几十年来藏书文化的研究有了比较准确的认知。

通过回顾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笼统的叙述藏书文化和宋以后的藏书文化的专门研究占很大比重，而本书所讨论的先秦至隋唐五代这一时期的藏书文化研究则尚有待加强。

（三）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编纂体例等在前两个部分的铺垫下，本书写作的目的和必要性也就十分明晰了：为填补学术界研究的空白，考订先秦至隋唐五代的藏书家及其藏书活动，汇编成卷，指导后学。

序言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本书撰写采用的主要方法以及主要依据的史料，尤其谈到了对墓志材料等考古成果的运用。

在最后，简要总结了本书编纂的若干体例与原则，并提出了书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些研究方法和编纂体例的总结，对指导读者阅读本书有着极大的帮助和重要意义。

二·私藏文化与世家大族通过阅读陈老师这篇序言，我对私藏文化在中华文化传承演进的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对那些费尽心血聚书保存的藏书家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我尤其感兴趣的一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藏文化与世家大族的关系。

世家大族萌发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都留下了世家大族影响的痕迹。

私藏文化于魏晋南北朝时兴盛起来，就很难摆脱世家大族的影响；相反，世家大族通过出身门第形成对文化的垄断，私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其兴衰息息相关。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考察私藏文化与世家大族的关系：（一）私藏文化的主体—私藏家与世家大族的关系；（二）私藏文化中书籍的传承与世家大族的关系；（三）私藏文化对于世家大族的意义。

（一）私藏家与世家大族考察私藏家与世家大族的关系，自然要考察私藏家是否属于士族行列。

以陈老师书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家”为准进行整理，书中共考订这一时期藏书家一百四十位，其中，可以明确考证出自当时士族的有七十六人，已占总数过半，重要的门阀大姓尽在其中，包括：山阳王氏的王弼，其弟王始周，同族王宏；琅琊王氏的王昙首，王微，王俭、王暕父子，王筠；陈郡谢氏的谢峻、谢弘微父子；吴郡陆氏的陆澄、陆少玄父子、陆瑜；吴兴沈氏的沈亮、沈约；颍川庾氏的庾黔娄、庾信；清河崔氏的崔祖思，崔慰祖，崔鸿；博陵崔氏的崔季舒；河南褚氏的褚湛之、褚渊父子；会稽孔氏的孔奂，孔休源；高平郗氏的郗俭之；安平张氏的张亢；谯国桓氏的桓石秀；乌程丘氏的丘迟；高阳许氏的许亨；范阳张氏的张缅、张瓒兄弟；吴郡张氏的张率，张盾；庐江何氏的何胤，何敬容；河东柳氏的柳世隆；平原刘氏的刘善明；彭城刘氏的刘苞；凉州大族江氏的江强、江氏祖孙；京兆杜陵望族韦彧，韦夐；弘农杨氏的杨愔；河间邢氏的邢邵；陇西大族辛氏的辛术；河内司马氏的司马子瑞等。

除了这些郡望可靠的士族大姓外，还有一些藏书家也明确应该属于士族，如吉茂，史称“世为著姓”；袁涣，父袁滂为汉司徒，子袁侃“历位郡守尚书”，从弟袁霸“魏初为大司农”，袁霸子袁亮“位至河南尹，尚书”，可知也是士族范围之内；皇甫谧，皇甫嵩之孙，其家累世为官；束昕，其祖上在陇西“并有名誉”；范慰，祖父范平“累迁临海太守”，父范泉及叔父范奭、范咸“并以儒学进大官”，家世好学：裴宪，其裴姓亦是大族，“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贾渊，其家“世传谱学”；江总，皇帝赏赐时称赞他是“惟尔……衣冠以为领袖”；李顺，本身是赵郡大族；平恒，史书称他“故仕聘浊碎，不得及其门流；李冲，幼年时就被认为“此儿器量非恒，方为门户所寄”；魏收，与博陵崔氏通婚，可见亦是士族行列；朗基，“起家奉朝请”；还有功臣杜预，外戚王恭，荀勖后人荀绰等等，诸如此类情形不可胜数。

然而我们考察这七十六人之外，又有各个朝代的皇族宗室十七人，以及割据一方的李暠，由于身份特殊而不在士族范围之内，但其实与士族无大差异；又有修仙道士之属六人，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仅剩的这四十人当中，又有张谌与傅敷、刘正舆、张嶷四人，虽非士族，然其藏书得自王粲；赵季子是王弼女婿，藏书得自王弼；北朝李彪藏书得自士族高闾；此六人亦不能与士族脱离关系。

在剩下的三十余人中，又有一部分人出身于士族，只是家道中落，失去士族的身份地位，虽无士族之实，但仍不能与士族撇清关系，如袁峻虽是袁涣之后，但至峻时已经“家贫无书”；沈士驎虽来自吴兴沈氏，然“家世孤贫”；东海郯地王氏的王僧孺，则是“家贫，常佣书以养母”等等。

除此之外，真正没有士族背景的藏书家，只有“少孤贫”的张华，“少孤，有无近属”的傅隆，“家世农夫，虽学殖，旧音不改”的李业兴，“落魄不事生业”的黎景熙等寥寥十数人而已。

从以上这些统计中不难看出，和政治、经济特权一样，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特权仍牢牢为世家大族所掌握。

藏书家大部分出身上层社会，身居高官厚禄，参与高层枢密；一般家传学问，甚至多有通经之家。

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承担了整个社会上层各个方面的角色，私藏文化兴盛于此，也是情理之中。

（二）典籍的传承与世家大族私藏文化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是私藏家，而私藏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所藏的典籍。

再进一步考虑，这些典籍如果只是收藏起来，束之高阁而无人问津，那么私藏文化几乎无价值可言；只有通过传承而流动起来，私藏文化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这样一来，讨论典籍的传承与世家大族的关系就有极大的意义。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藏书家多半出于士族，那么世家大族的典籍在其家族内部传承就是最为普遍的情况。

士族家族兴旺，人丁繁盛，历代子孙又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故而书籍的传承更为容易。

如上文已经提到的琅琊王氏的王昙首、王微、王俭、王暕祖孙四代，世传其书，并为藏书大家；还有一些在士族在南北朝时未见有大藏书家，或史料未足表明，但其家族藏书，不可忽视，后代必有显之者，如唐时硕儒颜师古，出自魏晋大族琅琊颜氏，其藏书必有家族之传承。

而且由于士族门阀物质力量雄厚，这些书籍还往往能得到妥善精细的保存。

魏晋南北朝时战火不断，朝代更迭频繁，士族门阀自然也有起有落。

但正如前面序言中提到的那样，私藏分散而易转移，避免了官府藏书一朝毁于战火的悲剧。

如汉末蔡邕赠其私藏于王粲，梁世刘显赠书与孔奂等，均是士族之间的传赠。

如果士族们只是把祖上传下来的书一成不变的传下去，那么文化则毫无传承可言。

翻查史籍可以看出，世家大族的藏书代代都得以补充。

一方面，他们身居高位，代表着几乎能够左右朝政的门阀著姓的庞大势力，统治者为了加以笼络，多有赏赐，以示恩宠。

书籍也是赏赐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王暕传称其“家有赐书”，则是其父王俭得到皇帝的赏赐；柳世隆“性爱涉猎，启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吴兴沈亮也曾得到皇帝“赐书二千卷”；此类记述不在少数。

一方面，他们大都财力雄厚，可以花费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力量收集图书，如东魏常景，“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或者利用独特的身份，在征战的战利品中求得典籍，如曹操破吕布，袁涣唯独“取书数百卷”；北魏破赫连勃勃，李顺面对赏赐，“唯取书数千卷”；北齐平定淮南，辛术“凡诸物资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以下法书数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门”，凡此种种，不可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