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动态对等看“直译”与“意译”的统一

由动态对等看“直译”与“意译”的统一
尤金·奈达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被誉为“翻译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

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对中国的翻译理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由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对“直译”和“意译”的统一的指导进行阐述，以期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形式”和“内容”如何统一的问题进行解惑。

标签：奈达动态对等直译意译《匆匆》
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被誉为“翻译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

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如翻译的三阶段：“形式对等”“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等。

近年来，翻译界对奈达的翻译理论研究本着科学的批评的态度，这对同时期的译者，尤其是正在研究翻译的译者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本文试图从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来分析文学翻译（张培基英译朱自清散文《匆匆》）中“直译”与“意译”的关系及它们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达到统一。

一、“动态对等”理论
奈达指出，“译文是否得当，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如原文本身的可靠性（包括抒情诗到杂货铺的清单）、语篇的类型、预期的读者、译文的使用方式（是在安静的书房里阅读还是在舞台上表演）以及译文的使用目的，如传递信息、改变读者行为、娱乐消遣，或推销商品。

”（Eugene A. Nida.，1998：113）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同时考虑到很多实际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除了要了解原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接受反应外，译者自身的认知和接受水平也同样会影响到翻译。

除此之外，源语和译文文化之间的差异、源语和译语之间的差异，原文文体风格特色、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社会差异和教育水平的差异、译文对伴随语码的依赖性强弱以及根据伴随语码的要求所要作出对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之间的调整。

以上因素均会影响到翻译的效果。

对于翻译，奈达把它定义为：“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Nida & Taber.，1974：102）由此可以看出，翻译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即译者对原作者及其原文本的理解过程。

“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最早出现在奈达于1964年出版的《翻译科学初探》中。

奈达提出，“动态对等”追求的是和原语信息最自然、最接近的对等翻译（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对等”并非是“等同”。

奈达所关注的是译文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是否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

奈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信息传递和读者反应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翻译的性质、目的、任务和方法。

所以，在奈达所提出的翻译理论中，“动态对等”理论能够达到译文与原文最自然、最贴近的效果。

也就是说，翻译过程中要注重译文读者的反应。

张培基先生英译的《匆匆》既能很好地传达出原文应有的信息，又能够使
读者更好地接受到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是译文中达到“直译”与“意译”统一的典范。

二、“动态对等”与“直译”
“如果某种程度上的直译对应在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上的功能对等的话，形式上的调整显然就没有必要了。

” （Eugene A.Nida.，1998：119）这与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要求达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这种“忠实”的程度体现在各个层面上，词汇、语法、句子和篇章之间均可。

它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关注信息本身，要求翻译时字对字、句对句、概念对概念，力求精确。

（陈亚丽，2000（2）：46-50）如《匆匆》中，朱自清对于时间的流逝描写得简单而平实，但是却能让中国读者明显感受到时间消失的无可奈何，同时也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苦闷和忧伤。

所以，对于译者来说，首先要把握的是他所译的作品的基调，了解原作者的时代背景、当时的社会状态等等。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很在意译文读者对原文的接受程度，所以张培基在翻译散文的过程中，会恰到好处地给出对原文合理的见解，包括对原文内容传达的信息在译文读者不明确时候的注释，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

从词汇、结构层面看“直译”。

朱自清在形容时间的消失时用到了多种细节描写：“洗手”“吃饭”的时候，时间“过去”了；时间“默默”“遮挽”着“过去”；“躺在床上”，时间“飞去”；“睁开眼睛”，时间“溜走”；在“叹息”里“闪过”。

按顺序，张培基分别译为“edge away”“flow away”“pass away”“tick away”“slip away”“flit past”“elapse”和“elapsed”。

这些都是张培基对时间消失这一概念最为“忠实”的译法。

同时他很好地注意到朱自清在写这篇文章时所用到的修辞手法，如拟人、比喻、排比等，这就使得在“直译”的时候，不会“为翻译而翻译”。

如：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张培基译：If swallows go away，they will come back again. If willows wither，they will turn green again.If peach blossoms fade，they will flower again.
原文三个句子结构相似，译文也采用三个相应的句式，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也可算作是“直译”的一种方式。

三、“动态对等”与“意译”
如果直译对应在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上不对等的话，“要获得与原文最贴近的自然的对等，就可能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或保留直译，但是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Eugene A. Nida.，1998：119）这很好地解释了奈达所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

想要译文读者在看译文时达到有效的沟通，就需要在直译无法传达信息的情况下作必要的变通。

“动态对等”的翻译，遵循“效果对等原则”，不以译语和源语信息的完全等同为目标，而要求译语和原语在信息上实质性相同，用一种符合译语习惯的方式表达原语信息。

也就是说，“动态对等”既讲
究对原文的“忠实”，又要求译语符合规范和习惯，在保持语义对等的情况下调整源语的形式。

（陈亚丽，2000（2）：46-50）从这一点看，“动态对等”与“意译”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谋而合。

即在译者把握全文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的内在灵活性，这样就使得译文更具可译性。

张培基的译文《匆匆》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从词汇层面看，散文标题“匆匆”，形容时间过得很快，张培基译为“transient days”，“transient”意为“短暂的，片刻的，转瞬即逝的”，用来形容时间的流逝是很贴切很准确的。

又如：“太阳有脚”而“挪移着”，我也跟着“旋转”。

意为太阳上山下山表明了时间的流逝，而我自己什么都没干，时间就过去了，张培基把“旋转“译为“follow”明确地表达出译者对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怅然若失的苦闷心情的理解。

而时间“跨过”译为“stride over”则表现了时间流逝的不可控制性。

从句子层面，原文“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减空虚了。

”被译为“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这个句子很明显地用了类比的修辞手法，如果不用“意译”进行翻译的话，译文读者对译文是很难达到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那种反应的。

“quota of them”的意思的“一定数额的日子”，也即“寿命的预期数额”，这种译法可以使译文读者了解到原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

绝对不是对原文的“死译”或“硬译”，如果译者直接译为“but the time in my hands is less and less”，那么译文读者肯定对这句话的意思完全不理解。

在“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的译文中，译者添加了“At the thought of this（一想到这儿）”，这是对原作者意思的补充，目的还是要达到对信息传递的对等。

如果不对此句作必要的补充，译文读者在不理解作者创作意图和时代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很难理解和感受原文作者的意图。

四、“动态对等”中“直译”与“意译”的统一
不同的译者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学识水平，所以对原文的理解程度也会不一样。

对于读者而言，社会经历和教育水平的不同也会导致对译文理解的差异。

奈达本人所言的“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并不是只强调内容而不看形式，即并不是一味地为达到“意义”的传递而忽视文本的“结构”。

基于这种情况，译者可以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情况下尽量做到与原文结构的统一。

张培基译文《匆匆》的开头与原文一样采用三个相应的句式，力求达到形似，但也不忽略内容的表达。

奈达所要求的“动态对等”，并不是“绝对对等”。

译者在翻译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达到绝对的对等是不可能的。

所以译者可能在为了传递信息的情况下做到对原文结构的重组。

张译时间的流逝时用了很多不同的词汇和短语，力求达到信息传递的“对等”，但是，在笔者看来，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要有相同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因为原文中对时间流逝的描写带有很多“隐喻”“转喻”和“举隅”等修辞手法，这对译文读者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

奈达的“动态对等”要求的是译者在“直译”的情况下兼用“意译”，即在“直译”
无法传达信息的情况下，采用“意译”，以期达到“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严久生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2]Nida &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N.Y. 1974.
[3]林克难.“动态对等”译论的意义与不足[J].外国语言文学，1988，（1）.
[4]陈亚丽.超越“直译”、“意译”之争——论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在英汉互译中的意义[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2）：46-50.
[5]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李蕾王松林浙江宁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