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废除的影响

科举制废除的影响

科举考试是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始于隋朝，于清末废，自隋唐到清代共历时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的存在对我国封建王朝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废除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05年，在中国推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被正式废除，在当时掀起巨大波澜，但对于此事，我们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科举制废除的得失。科举制的废除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科举制被废除后对中国的发展也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对高等教育近代化与女学兴盛产生了推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早在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已兴起了新式高等教育,但在科举废止前,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的步伐一直十分缓慢。这是由于科举不仅是传统高等教育的重心所在,而且还极大地制约着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因此,科举改革事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变革之全局。科举存废成为新旧高等教育转化的关键所在。废除科举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学制迅速推广,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留学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废科举所带来的另一个有利影响是女学的兴起。作为社会半边天的女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女性接受教育则是反映其社会地位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平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的1907年,清政府已正式承认女学堂的合法性,女子教育也被正式纳入学校系统,这为女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女学从此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且层次不断提升。

其次，科举制的废除促进了留学运动和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

因受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中国人的出国留学热潮在20世纪初如狂飙突起,日甚一日。据统计,从1904年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的在校人数,增至156万人;赴日留学生也由1901年的274人增至1908年的3万人,此后历年皆有增加。这些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根据他们所学到的知识以及在国外留学期间的心得体会,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提出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军事救国等口号,并投身到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从而把民族救亡与学习西方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推进到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诞生的一批著名代表人物,如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独秀、李大钊等;国民党中的著名人物廖仲恺、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等;还有著名企业家如荣氏兄弟、南洋简氏兄弟等,这些人大多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政治敏感性强,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引领了一波又一波的时代变革的潮流,不断将中国近代社会推向前进。

最后，科举制的废除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间接地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科举制度起到了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解决读书人生计出路问题的作用，它的一朝被废,使封建士子们失去了人生的坐标,不仅仕途断绝,而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时代的大恐慌面前,士绅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内另谋生路。或弃文经商,或出国留学,或投笔从戎。这些人在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后,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纷纷走上了立宪或革命的道路,汇成一股滔滔的反清洪流。这是一股与封建旧制度告别的新兴的进步势力,留学生构成了革命党人的骨干,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人原来都有举人、秀才身份。而立宪党人成为清政府公开的政治反对派,如张謇、郑孝胥、许鼎霖等发起和推动了清末全国立宪运动的开展,直接同清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这说明,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士绅阶层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戏剧性转变,由封建政府的支持者一变而成为其反对者,这是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清政府废科举的行为间接地为自己培养了政治反对派和掘墓人。不仅如此,这一措施对整个封建制度都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这可视为它最大的历史进步作用。

科举制度的废除让当时的中国告别了一个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时代，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新时代。但是科举制度的骤废，的确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

其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一定程度上导致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失序,政局动荡。

科举制度废除后,政府没有适时地推出替代性制度,原有皇权与绅权的相对平衡状态不复存在,士绅阶层被迫向其他社会阶层分途流动。在清末民初,士绅阶层的衰败,内忧外患的加深,致使军人阶层由社会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一跃成为社会的主干和领导者。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军人对其专业外的知识普遍缺乏,也不具备深邃、广阔的现代化目光,且又过分迷恋武力,因而不能承担对社会的整体领导作用,自然也不能成为定型社会基本制度的力量。相反,由于他们一心追逐本集团的利益,而最终发展成为割据一方、祸国殃民的军阀。商人地位虽然上升并登上历史舞台,但由于基础薄弱,难以左右大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当时也缺乏社会根基与地位。所以说,清末民初一段时期内,中国缺乏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凝聚民心的绝对政治权威,反而出现了兵为将有、武人专政、政出多门、军阀混战的局面。从制度层面上讲,造成这种状态的深层根源,应与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分不开的。

其二，选官制度紊乱，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政局动荡混乱。

科举制度废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并没有建立起公开、刚性和持续化的选官制度，致使选人没有标准，用人无尺度，做官无限制。重新采取了“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讨官跑官、任人唯亲、植党营私等弊病就变本加厉。由此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社会关系长期对立与无序。如果仅从考试形式选拔国家文职官员的角度来审视,在未找到这一功能的替代形式之前,便草率地将其全盘否定似乎非明智之举。同时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工商业的兴起,商人地位陡增和士绅功名身份的失落,使得传统的贵义贱利价值观日渐被嗜利忘义的风尚所取代,由此导致了清末民初时期官场腐败和社会道德沦丧,社会关系长期处于对立和无序状态。

其三，科举制的废除造成社会文化的断层。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中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作均起到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学术格局的打破，儒家独尊地位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以经学为主体的学术传统被以分科教育为特色的近代学术规范系统取代，只是以旧代新绝非那么容易，传统的学术规范被遭到批判和否定，而新的近代学术规范系统取法于西方，并不是短期内可以迅速建立得起来的，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上的断层。

科举制的废除是一场教育革命，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对它的评价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能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而应该还他一个真实的面目，也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但应该看到其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了，同时更应该充分肯定其合理性的内核，即公开、公正、公平。我们当今的各种考试制度正是沿用了科举制度的考试形式，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日臻完善。在科举制度废除百年后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还是从为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影响方面来说，总结科举制度的千秋功过，反思废除科举制度的利弊得失，都将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