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女性_牡丹亭_中杜丽娘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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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的女性

——《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分析

沈丘县县委组织部 陈 轲

摘 要：汤显祖是明朝晚期的文学家、戏剧家。他的《牡丹亭》一剧是在当时社会思潮、文学思想革新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剧本体现了作者“主情”说的创作原则。女主人公杜丽娘在情欲复苏、慕色而亡、死而复生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得以实现，显示了其青春意识、自我意识的苏醒，反映出其自身性格的弱点——软弱性、妥协性的同时也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关键词：汤显祖 杜丽娘 封建礼教 女性意识 觉醒

明朝的文学家、剧作家汤显祖是一位反封建礼教、理学束缚，追个性解放的创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最能体现其“主情”创作原则的是剧作《牡丹亭》---“玉茗堂四梦”。这部剧作中女主角杜丽娘是继崔莺莺之后，林黛玉出现之前，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少女形象之一。在她身上集中体现出在礼教严苛的中国封建传统统治下，女性追求真情、真性，反抗压迫的人性光辉。

一、社会思潮革新下的情理之辩

鲁迅先生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汤显祖处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由后期向末期逼近的朝代，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没落已经越来越明显， 对人们意识形态的统治和禁锢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这种禁锢在妇女身上表现得更为残酷，据《明史》载，明朝奖励贞节、节烈传记不下万余人，后来发现有名可查的还余308人之多。这个数目比历代正史都要多。封建礼教的压制和道学家们的精神荼毒正以无比巨大的力量吞噬着女性的肉体和精神。

然而，时至十六世纪晚期，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冲击着封建社会的堤坝，新的生产关系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先是王阳明提出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的哲学命题。又有泰州学派罗汝芳 “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的论说，以及李贽的“童心”说都从不同角度挑战着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人生信条。

文学上，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及物质要求，以“情”格“理”，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成为时代特征。汤显祖师从罗汝芳，与李贽是好友，还与当时著名禅师紫柏上人交往甚秘，受他们影响，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一直高扬着“主情”的旗帜。他说“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他还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情在而理亡”、“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这里的情不能仅理解为男女之情，这个“情”是做为“理”的对立面提出的，代表着生命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真实的状态；“理”代表着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情”是活跃的，是人自然属性的要求；“理”则是僵硬的，表现着人社会属性的要求。故而“情”要受到“理”的限制。这种限制一旦被统治阶级利用，就会形成精神控制力量，压抑着人的本性需求。而压制总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限度，“情”又会成为反抗“理”的利器。文学不仅要反映生活，更为人们的生活揭示和指引方向。“主情说”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从问世开始，就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现实意义感动着无数的读者，主人公杜丽娘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男女青年。

二、被压迫的青春意识的觉醒（一）礼教禁锢和情欲苏醒

杜丽娘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官的家庭，父亲杜宝是“西蜀名儒，南安太守”，母亲甄氏贤德爱女，家教甚严。她秉风貌、擅丹青、女红刺绣、知书识礼，是典型的大家闺秀。这就注定她从降生就要受到封建社会一系列规矩的约束，不能稍有越礼出格，否则就要受到责备。“闺塾”一出中说“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不仅如此，礼教对于源自人内心的情感也不放过，该爱什么，该恨什么，到什么程度都有着严格的界定。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杜丽娘，最显著的性格特征是“嫩脸娇羞，老成尊重”。

一个花季少女，本应天真自然，开朗活泼，封建礼教却将这些生命本真活力一点一点从她身上剥离，再加上沉重的枷锁。可是人之本能，其基本的特征是要满足自身的新陈代谢、繁衍生息以及纯真的情感欲求。因此，不管社会意识的压制多么严重，都不可能摆脱自然之躯和生命的自然规律。于是，一种莫名的的惆怅在她体内潜滋暗长着。她隐约感到“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的愁绪。及至游园，那暗暗生长的情思清晰起来。可是她生活中没有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只能发出“生在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的叹息。

在当时环境下，即使连衣裙上有对鸟、白日打瞌睡都被当做大忌，更不要说春情动摇了。情欲已然苏醒，却不懂如何宣泄，难谴的情欲在体内堆积，等待着一次爆发，一次冲击。“惊梦”一出满足了她本性的需求，其实却将她陷入更深的惆怅。“径曲梦回人杳，闺深珮冷魂消。似雾濛花，如云漏月，一点幽情动早”。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梦醒了，人还未醒。相思磨人，有情难诉。而这情欲在当时却是有违礼教传统的。可是人的需要一旦构成，就不容忽视，它必然会反抗规范的约束，以求满足。杜丽娘处在道德责难、压抑束缚与生命本能苏醒的夹缝中，只有煎熬至死。

（二）肉体的死亡与精神的充盈

如果说前一阶段是生理需要为主导的不自觉的反抗的话，从“旅寄”开始，精神枷锁的去除，已使其思想上的反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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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自主自觉的为个性解放而抗争的行动。这时的杜丽娘不请自入，自荐枕席，与柳生欢会。还魂后，她又鼓励柳梦梅打探父母消息，希望自己的婚姻得到父母的认可。当父亲指她为“花妖狐媚”拒不认女时，她勇敢地说出“眼前活立着个女孩儿，亲爹不认。”“爹爹，你不认呵，有娘在”。在金銮宝殿力陈情由，毫无俱色。此时的杜丽娘已由一个“嫩脸娇羞”的少女成长为为幸福抗争的觉醒女性，展现出一个勇敢的女性形象。她的性格发展正是在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过程中完成的。

这种完成是“情”对“理”的胜利，是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胜利，是对宋明理学禁锢的胜利。情到尽处，“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情”已经超越生死，恣意驰骋，是“理”无法抗衡的；人的正常欲望，生命规律是“理”无法消弥的。礼教的束缚再也不能阻止她生命的欢欣流动，真情的恣意张扬。

（三）多维的性格特点

一个永恒的艺术形象，其性格除了典型外，还应该有复杂和真实的一面，这样的人物形象才是有血有肉的。在杜丽娘身上，这种复杂与真实则体现在她性格中软弱与妥协的一面。

中国传统的女性观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讲究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因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任何涉及女性这一“第二性”的言谈话语都不会纯粹的客观公正。虽然这种男性本位文化最初是经济形态决定的，但是在人为的强化男女社会性别差异后，随着岁月的递嬗，逐渐形成一种心理积淀。不仅男性认为自己是社会当然的主宰，女性也从心理上认可了自己弱者的地位。

“女性的心态举止基本上受其文化传承和环境的制约。因此，出身、教养、职业、社会地位，更能说明女性心理的形成变化。” 所以，当我们回到杜丽娘所受的传统教育与所处的社会氛围中，会发现她性格中的软弱与妥协，一方面源于意识形态的压迫，另一方面源于女性自身的弱点。

首先，她生活的范围十分狭窄，仅仅拘囿于家庭或者闺房这个小环境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甚至连自家的花园都不知道。这种局限使她感情封闭，缺少与人的正常沟通和情感宣泄。其次，女性内倾型的性格特点，使她更注重内心的情感变化，而轻视客观理性的分析，容易产生怕羞、怯弱、依附的心理。“幽媾”中丽娘说“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与郎矣，勿负奴心”。 “冥誓”中云“请媒相聘”“怕聘则为妻奔为妾”。可见，封建礼教的遗害是无处不在，就像一张黑网，时刻准备吞没有主体地位的女性。第三，封建礼教传统提出的一系列女性行为准则，要求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些教条阻隔了她们对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的追求。即使受过一些教育，也不过是为了“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这种历史的局限与女性自身的弱点，直接导致了杜丽娘行动上的延宕。

她与柳梦梅成亲，虽然出于自愿，也是情势所迫。因为陈最良要“上小姐坟去，事露之时，一来小姐有妖冶之名，二来公相无闺阁之教，三来秀才坐迷惑之讥，四来老身招发掘之罪”。而“婚走”一出还魂为人后，她认为“鬼可虚情，人需实礼”，坚持“必待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所以，尽管妇女解放已提了很久，若不从人们的心理层面纠正女性是弱者的观念，这一问题并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愿望不从经济上、人格上开始，那么一切都将是空谈。

三、意识觉醒与社会形态间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

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 ，同时“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社会联系”。这样，在我们肯定个性、个体存在时，又不能离开社会关系。人作为超越自然，并与之对立的类组成了社会，人的需要是社会存在的根本依据。

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在这五种层级的需要中，自我实现需要是处在最高层次。而杜丽娘不同于《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倩女幽魂》中小倩之处，在于她首先是满足了底层需要后向更高层次的自然本真追求。社会由很多个自我的需要组成，自我又无法摆脱社会的规范和束缚。人的需要的内在必然性注定人要为自我奋斗不息，而其外部制约性则注定人永不能如愿。于是自我欲求与社会规范永不休止的斗争着，却又永远依存着。这种自我与社会的矛盾是人面临的永恒矛盾。另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俗、不同的阶级又会造成人们需要的差异。自我与社会的对抗如此残酷遍布着血腥，自我显得如此渺小的，社会则是如此强势、不可抗拒。可是，变革一旦发生，就不会停下脚步，它必将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前景。

杜丽娘作为一个觉醒的形象，有她的进步性。她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潜意识的律动，更是一种生命本能的追求；不仅是少女情怀之梦，还代表着一些女性反抗封建礼教束缚，追求自我的生命光辉。她性格中的妥协与软弱并不能掩盖这种光辉。因为她所受的教育、生长环境、封建社会的荼毒、礼教的戕害已经决定了她反抗的不彻底性。唯其不彻底，更凸显出封建礼教满口的“仁义道德”，不过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文明开放的时代，一个个性解放、讲究自由民主平等的时代，再来读《牡丹亭》，已经不会像俞二娘、商小玲、冯小青那样自哀身世，恸伤而死。今天的人们会以新的目光、新的评价接受这部剧作，这一人物。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作品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女主角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她的独立自主、勇敢抗挣还是建立在男性本位的价值观上的，但作家提出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几千年来的男权思想让女性的从属成为一种本能，这是女性真正的生存困境。即使在当今时代，要解决这一问题也非易事，因为它不仅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还要受到女性自身生理和心理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当代文学家继续挖掘这一主题。不仅要关注人的命运，更应该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思考生命价值，探索生命意义，为女性、为人类的更深层次的解放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第6卷，2002．4.P.272。

[2]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10。[3]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

[4] 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4。[5] 孙绍先：《从女性文学到女性主义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7，第5期.P.56。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2卷，1972年。

[7] 陈进波、惠尚学等：《文艺心理学通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0. P.124。

作者简介：陈轲，河南省泌阳人，现工作于沈丘县县委组织部，主要从事组织人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