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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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诗人和作品数量要远远超过唐代

时代背景:文与用人的政策,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全面繁荣与高度发展,宋代文化的发展,

以儒学复兴为背景与主线,并广泛吸纳包括释道精神的各种思想渊源,对人格与品节的注重,也就构成宋代诗人精神面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造成宋代诗人文化生活的丰富与人文修养的加强,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造成宋代诗人政治社会意识的普遍强化,并由对政治时事与社会现实的关注而生发出大量的诸如政治诗、爱国诗、悯农诗之类作探:。然而,宋代现实状况始终动荡不安,北宋党争文祸的频繁剧烈,又都迫使诗人避祸全身,在背离现实的处境与惶惑迷惘的心境中努力认识自我的地位与价值,更多地反映着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和心灵世界的内省体验。

2、宋诗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

时代背景

一,宋代是一个充满了论辩性的理性时代。积贫积弱的国家形势,形成了宋朝议论化的时代氛围。运用议论方式,恰当地表达了宋人心灵中“尚理”的审美内涵。

二,诗歌适应理性化时代的需要,转向议论化的创作道路。

1.从学术文化思想方面看,北宋兴起的理性主义的论辩思潮,促成了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融会。这对宋诗议论特点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2.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它在反对浮靡骈文,及“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新精神,更直接推动了宋诗走向新体制。

三,宋代由于政治集权,社会变革,经济转折,尤其在文化方面,理学发达,易学繁盛,禅风流行,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会贯通,再加上怀疑与创新的开拓精神的发扬,遂发展成一股思辩之风、崇尚义理之习。

四,盛唐的杜甫,中唐的韩愈已直接倡导“以文为诗”,其议论之作直接影响到宋时的欧阳修及苏轼诸人。“以文为诗”是韩愈在诗歌实践中,把散文的笔法引入到诗歌当中。韩愈则开拓诗歌的境界,其对宋代诗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含义:宋诗中的“议论”,实指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即以议论的概括方式进行诗歌创作;宋诗往往以议论融合叙事,或与抒情、写景紧密结合;或以议论作为全篇的精神支柱;或将议论作为情感郁结后的喷发,再借形象的语言为表现手段,使诗作情韵、理趣兼备,并有机交融,化为一体。“理趣”则指诗歌内容方面的哲理和奇趣,表现的是人生哲理和生活理趣。这二者作为宋诗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见长。这不仅符合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而且还是富有独特性的创造和开拓,是对盛唐成就的一种超越。这样说来,其二,宋诗的议论特色,是时代、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反映。

王安石早期的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咏史抒怀之作也多寓政治情感。晚期诗则改以写景抒情为主,风格也从早期的直截刻露变为深婉精工。王诗的特点之一是长于议论,像《明妃曲》二

首即以议论精警而成为宋诗名篇。然而他的诗风较多地体现出向唐诗的复归。

李涂《文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样的艺术特征。《唐宋诗醇》曾称苏诗“能驱驾杜韩,卓然自成一家,而雄称百代。”这一特质尤其表现在“以议论为诗”方面。纵观苏轼“以议论为诗”之作:或阐发天机独到的理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针砭时弊、抒发胸臆,如“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或愤世嫉俗、宣泄感慨,如“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或借咏史诗、叙事诗、题画诗发表议论,品评时事,“皆有为而作”“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另外,“议论带情韵以行”是诸多“以议论为诗”之作的成功秘诀之一。

苏诗中如《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黄庭坚诗如《老杜浣花溪图引》、《题竹石牧牛》、《次韵中玉水仙花》诸作,都能在形象鲜明完整的基础上,强化和突显诗意,产生虚实相生的美学效果。议论又可以和叙事、抒情、写景交错运用,如苏轼《石苍舒醉墨堂》、《定惠院海棠》、《荔枝叹》诸篇,山谷诗如《寄黄几复》、《戏呈孔毅父》、《书摩崖碑后》诸作,诗中议论都以形象描绘为基础,然后进行开拓伸展,大多形象生动、情理并茂。东坡曾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宋诗的“以议论为诗”,其实是诗史发展的一种带规律性的必然结果。

如范成大《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反映现实状况。

3、尚理之实

时代背景:

禅宗及理学引起了宋代诗人的人生观和审美情趣的转变。从注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与此同时,儒学思想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诗人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他们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使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成为互相排斥的两极。宋代诗人大多走了经科举考试而入仕的人生入仕以后也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他们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最高目标,他们善于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

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深入人心,结盟结党的做法为大家所接受。宋人认为个人应受到理性和道德的节制。宋人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

与唐人相比,宋代诗人的生命范式具有冷静的、理性的。比如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朱熹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前两句仅是对江水上涨,蒙冲变得像羽毛一样轻盈的现象进行描述,后两句即为转为议论,揭示了一定的道理,即告诫人们孜孜以求,功夫到家自然就能达到豁然开朗、自由自在的境界,也就是诗中所说“此日中流自在行”。

4、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时代背景:

到了宋代,诗坛风气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俗字俚语不再受到诗人的排斥。更加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真正使诗歌走向民间。

一,与唐诗相比,宋诗的情感强度稍嫌不足,但思想的深刻则独臻高境。宋诗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的思想文化背景。

二,与此同时,宋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轼说:“凡物皆可观,苟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超然台记》)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

1,在苏、黄等人的诗中,俗字俚语大量入诗,到了南宋杨万里更是满纸俗语。

2,宋诗成功的题材开拓是向平凡的日常生活倾斜,唐人注意不够的琐事细物都成为宋人笔下的诗料。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梅尧臣他写“有鸦啄蛆”之诗,苏、黄等人则最大程度地使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内容升华进入诗的境界,比如苏轼有咏农具之诗,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更趋向世俗化和平凡化,比如唐代的山水诗多咏幽静绝俗之境,而宋人却喜写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更像平凡的普通人。从而为诗国开拓了更广阔的题材领域。再者如苏、黄的送别赠答诗与李、杜的同类作品相对照,或者把范成大、杨万里写农村生活的诗与王、孟的田园诗相对照,就可清楚地看出宋诗对于唐诗的新变,而实现这种新变的关键正是宋人“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念。

四,如钱先生《宋诗选注》选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注里称:“这首诗很像唐朝韦庄的《生离别》,但是第三、四句的写法,比韦庄的后半首新鲜深细得多了。”郑文宝的这首诗,就属于在选材取境上的比韦庄的诗新鲜深细,所以好。

再如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的最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就是战国时有名的美女西施,这是苏轼一个传统的比喻,用西施比西湖,来表明西湖的美,使诗言简意丰。

文同《织妇怨》里面的“安得织妇心,变化监官眼”化用了唐人聂夷中《伤田家》的名句“我愿君主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但是比这首更为简洁沉痛。

平淡之性美

宋代许多诗人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们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尧臣诗的平淡,王安石诗的精致,苏轼诗的畅达,黄庭坚诗的瘦硬,陈师道诗的朴拙,杨万里诗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然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他们的诗美理想是殊途同归的,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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