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论语》译本的文体风格研究

收稿日期：2019—03—21 作者简介：王 芳（1971—），女，山东昌乐人，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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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王 芳：威利《论语》译本的文体风格研究
特征和相应的翻译策略。刘氏指出翻译风格研究 需要从作家风格、文体风格和译者风格三个角度 进行考量。首先应该通过语言文本分析确定具体 的风格要素，然后进行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的 风格对比。文体翻译研究不能仅仅聚焦原作风格 表现手段，还应该关注译文如何在对应风格中表 现得“恰当”[4]。风格是某些或某类语项和结构在 文本中经常性的、有统计意义的复现。刘宓庆对 风格要素分为“形式标志”和“非形式标志”两类， 前者包括音系、语域、句法、词法、章法和修辞标 志；后者包括表现法、作品内在素质、作家或译者 的精神气质、接受者的视域融合等。[5]
各译本、辜鸿铭译本的文体特征，研究威利译本在 英语世界流行的的原因，认为威利译本体现出鲜 明的中国中心立场，更好地保留了原作的文体特 征，体现了对原作风格和中国文化的尊重，为西方 读者在英语语境中展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儒 家思想。
一、翻译文体学研究概述 鲁迅曾指出成功的译者不仅要传递作品内 容，还必须兼顾作品独特的风格。自上世纪七十年 代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已经不再以对等为追 求，而是把翻译定义为对原文的改写和再创造。翻 译过程中，内容的阐释必然涉及文化认知和风格 再现，翻译文体学由此应运而生。风格是可译的， 译文风格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近十年来，风格翻译 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和语料库的定 量研究方法。针对风格研究，英国语言学家 Geffrey N. Leech 提出了词汇、搭配、句法和修辞四个 层 次 的 核 对 清 单 。 英 国 翻 译 研 究 学 者 Jean Boase-Beier 则在《翻译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强调 “文体风格是我们构建和解读文本的核心”[3]，原作 风格中蕴含着作者的艺术动因，译者须对此加以 识别，并尽力在译文中再现这种风格。因此译者对 源语文本风格的认知、源语和目的语的诗学体系 以及译者本人的语言和文学修养、意识形态、审美 倾向和用词习惯等都会直接影响译文本的风格。 中国翻译理论家刘宓庆是国内最早进行翻译 文体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早在 1986 年首倡《文 体与翻译》，并根据不同文类（genre）探讨了文体
关联翻译理论的开创者 Ernest-August Gutt 曾经百度文库出，相较于非文学翻译而言，文学翻译更贴 近于源语文本，因为它不仅传达原文信息，还要再 现原文风格。笔者认为，《论语》的三个英译本中， 威利译本更忠实于原文的风格特征。
二、威利译本与其他译本文体风格对比 三位翻译大师因所处时代不同，翻译目的各 不相同，呈现的译文也各有千秋。理雅各译经目的 是为传教士提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材，因 注释的详尽系统性著称，他贯彻“忠实”“直译”原 则，严格按照汉语句子的结构进行翻译，这种死板 的译经方式使译文显得冗长僵硬。[6]辜鸿铭译经 的目的是让西方读者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其特 色是以西译中，译文经常因过分强调英语的地道 和流利而牺牲了原文文体的简洁性。威利译经的 目的是为了向西方知识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成就， 尽量客观公正的还原《论语》的本色，其译本文学 性和学术性并存。威利在翻译《论语》时采用“合适 性”，而不是“语义对等”的意译策略，再现原文文 体特点，以达到“情感忠实”。 威利认为单就一句话的翻译而言，很少能实 现字字对等，因为那样会破坏原作的艺术性质，大 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在多种近似对等中进行选择。 他经常在已经完全理解了文本的意思后，花数个 小时坐在桌前琢磨在英语中该用怎样的方式才能 既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又能重现原作的格调和文 采。尤其是在远东一些哲学文本中，凸显的也常常 是文本的情感意义而非逻辑意义。[7]因此，在阅读 大量威利译作之后，笔者认为，威利译本的突出贡 献是使西方读者最大程度在母语语境中“恰当”地 体会理解中国典籍和其承载的意义。典籍译本翻 译应该既重视翻译原文内容，还要重视体现原文 的文体特征。下面分别从词汇、句式、修辞三个方 面，分析威利译文与其他译文在翻译文体风格方 面的差异对比。
第 19 卷第 4 期 Vol.19No.4
潍坊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eifang University
2019 年 8 月 Ang.2019
威利《论语》译本的文体风格研究
王芳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摘 要：阿瑟·威利《论语》译本树立了中国典籍翻译风格的现代英美标准，多次被西方学者 引用。在国内却因“承载西方意识形态”、误译、错译而屡遭诟病，本文结合威利《论语》翻译观，采 取翻译文体学研究视角，借鉴威利译本文体风格的语料库定量分析研究，从词汇、句式、修辞等角 度对威利和其他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就文体风格而言，威利译本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中心立 场，更好地在英语语境中保留了原作的文体特征，体现出对原作风格和中国文化的尊重，为西方 读者展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典籍翻译；文体；文化；对比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288(2019)04-0056-05
引言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近代学者辜鸿铭(1857-1928）、英国著名汉学家威 利（Arthur Waley,1889-1966）都是斐名 中外 的中 国文化典籍翻译家，他们各自的《论语》译本各有 所长，都堪称经典。威利《论语》译本（以下简称威 利译本）因“第一次向英语读者生动的展示了古代 中国的思想、礼仪和制度”[1]，而被视为中国古代儒 学典籍的权威英译本，并在如何处理中国典籍翻 译的风格问题上，树立了现代英美标准[2]，该译本 学术性和文学性并存，多次被西方学者引用。而国 内翻译界对威利译本的价值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肯 定，与威利在国际汉学界的威望极不相称。 目前国内部分专家仍然侧重威利译本语言层 面转换中的对等，却少有专家从文体学角度研究 其译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力。单纯在语言层 面的“对等”，远不能“恰当”地在英语母语语境中 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典籍的文化底蕴以及承载的 世界观与价值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着重关注 翻译后目标语系“文体”的恰当与近似，才能做到 情传意达。在这一方面，威利在使用英语还原重 现《论语》文体特征上，是西方翻译界的佼佼者。本 文采取翻译文体学研究视角，分别以以纽约 Alfred A. Knopf 公司 2000 年出版的威利《论语》译 本、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4 年出版的理雅各译释 《论语》《大学》《中庸》 译本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辜鸿铭《论语》译本例句为参照，从 词汇、句式、修辞三个方面，对比威利译本与理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