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唐诗宋诗审美特质

牡丹唐诗丰腴，芙蓉宋诗瘦劲

——读贺知章、曾巩《咏柳》谈唐诗宋诗审美特质

咏柳（一）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二）宋.曾巩

乱条犹未变初黄，

倚得东风势更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钱钟书说：“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

唐朝是封建主义王朝发展到顶峰的时期，而反观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的的分割局面，形成了长期内的稳定和统一。然而我们都知道，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到了北宋冗兵冗费冗官更是无可积极。宋代诗人张咏在《愍农》中说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两个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社会大环境下，故而形成了唐宋诗不同的审美特征。

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看一个时代的社会，可以从一个时代的产物来剖析。贺知章、曾巩二人的《咏柳》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堪称咏物诗中的“双璧”。

从意象上来看，贺诗把柳树写成优美动人的形象，曾诗却把它比作奸邪小人；同是早春的东风，贺诗把它喻为能裁出尽含翠绿、齐整美丽的柳叶的剪刀，曾诗却把它当作那些不屑一顾的喽罗们得以逞强施威的主子后台，罪魁祸首。贺诗借咏柳而赞春，以抒发自己对春天的无比喜爱之情；曾诗却言在此而意在彼，借诗讲出一种道理，指出一种社会现象：奸佞专权、小人得志所造成的混乱而黑暗的局势是不会长久的，得志一时的小人尽管气焰嚣张，但终究逃不出历史的惩罚，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曾诗这种借物说理的写法，正表现了宋诗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唐诗有着唐朝社会自由、大度与繁华的情趣。而宋诗有着宋朝社会睿智、稳重逐理的理趣。

钱钟书评价：“唐诗多以丰神韵味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钟书《谈艺录》）咏柳（一）中我们看见的是一幅清新洒脱的画面，‘碧玉’喻柳，柳树形象浑然一体。柳树的婆娑婀娜多姿把春天的绮丽柔媚自然而然的描述开来，犹如一滴墨汁滴入清水，慢慢散开一般自然柔顺。另外还运用‘移觉’的手法，‘二月春风’本来只能被读者用触觉感受到但在贺知章的笔下，我们却仿佛神奇的看见了‘剪刀’。从而状无形为有形，造语新颖而想象奇特。贺知章的诗借景抒情，耐人寻味。

唐诗的气象来源于诗经汉魏风骨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汉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形成于“潮平两岸失，风正数帆悬”的盛唐时代环境，体现了唐代特有的积极、乐观向上和洋溢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光彩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故唐诗的气象可用“雄壮浑厚”来概括。在唐诗中，我们频繁的会看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此类的边塞诗歌，但是往往这种诗歌中也透露着唐朝人特有的豪迈，壮丽雄奇。李白和杜甫作为唐诗的代表人物，李白雄壮，杜甫浑厚，正如清人沈德潜所云：“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屣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忧国伤时。”从而，李白和杜甫共同代表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的唐诗气象。

咏柳（二）中同样是柳树，同样是东风，但却从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去写。如果把贺知章的咏柳比做牡丹，生于富贵，流于自然，虽富丽但丰腴不可亵渎。那么曾巩的咏柳则可看做清水芙蓉出淤泥而不染，有人会觉得这首诗明明开头便带着粉刺、蔑视，似乎与芙蓉品质不符合。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这首咏柳，透过此诗去看北宋当时的社会环境，朝廷的腐败百姓的生活不堪。本应该柳丝是柔顺的代表，但此时却倚仗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猖狂。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宋诗的筋骨指的是气骨，而思理则指意态、理趣。宋代很多诗人都注意到理的重要性，比如程颢赞扬石曼卿的两句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形容浩然之气。（《河南程氏外书》时氏本拾遗）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另外一个特点，唐诗情感丰富，善于表达自我抒发，而宋诗明显的内敛，代之是议论迭出的笔调和阐发人生中的各种理趣。宋人以诗为武器，议论时事，干预政事，这是宋诗的一个特点。比如同样是粉刺宫廷腐败奢侈，杜甫的《丽人行》主要采用直接粉刺，而宋苏轼《荔枝叹》却加上议论，体现出宋诗好议论，把说理融入写景中的特点。哲理化倾向在欧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最典型的要数《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诗人并非为了描写画眉的意象，而是就其意象升华出对自由的价值之体认，是一首相当不错的理趣诗。在树‘理’方面宋诗比之唐诗，却是高明很多。这点我们也可以从贺知章和曾巩《咏柳》中的‘不知’可以看出，贺知章诗中的‘不知’更倾向于自言自语，抒发自我内心情感。自然流露，问得新奇，答得有理，意趣盎然，饶有兴致。而曾巩诗中的“不知’却是一种警告，对那些猖狂小人的严厉控诉。宋诗的气骨瘦劲，在那句‘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王夫之评价杜甫：‘美《饮中八仙歌》中多一韵二用,有至三用者,读之了不自觉。少时熟记,亦不见其错综之妙。或谓“此歌无首无尾,当作八章。”然体虽八章,文气只似一篇,此亦歌行之变,但语未入元和耳。至“焦遂”二句,如《同谷》第七歌,“声气”俱尽。/子美律诗,大都沉雄含蓄、浑厚悲壮者,有意思悲感而沉雄者,有“声气”自然而沉雄者。……(举杜甫五七言诗数句)皆“声气”自然而沉雄者。然句法奇警、意思悲感者,人或识之,“声气”自然者,则无有识也。学杜者必先得其“声气”为主,否则终非子美耳。学初唐亦然。’（《唐诗诗选》卷十九）唐诗在声情方面，不仅使汉语语音在和谐成文的形式创造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也使汉语语音在声情交叶上的情感表现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且这两者又是高度综融在一起的,汉语特有的形式创造力量和情感表现力量在唐诗中得到高度和谐、均衡、充分而全面的发挥。

贺知章《咏柳》中，诗人是把自己想象成了柳树的一体，去感悟自然，感悟这种美。曾诗中，作者却化身为第三人出现在诗中。作为一个叙述者，曾巩用自己的声音成为了文本的一部分。作者在作品中的身份的不同，也体现了唐宋诗另外一个特点。

在格律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两首诗，都严格的遵守了格律声调。唐人所用的韵书为隋陆法言所写的《切韵》，这也是以后一切韵书的鼻祖。宋人增广《切韵》，编成《广韵》，共有二百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