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夜》中人情与人性的双语起伏说起

从《寒夜》中人情与人性的双语起伏说起近几年，关于《寒夜》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如文化视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精神分析法、症候式批评等等。本文在综览这些新颖的解读视角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文化思想层面，从分析作品中人情与人性的双语起伏着手，追溯了二者起伏的根源，依据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比较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五四新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碰撞和互文，并对之进行了深层的理性思考，以期挖掘出《寒夜》中一直被评论界所忽视和遮蔽的现代性意义。论文关键词：人情,人性,膨胀,专制,刻毒,狂欢,隐喻,反思

一、人情与人性起伏的根源

从文化视角探求巴金《寒夜》的文化意识、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代表性的文章诸如王兆胜的《寡妇道德与传统文化——兼论爱情悲剧根源》、江倩的《论中婆媳关系的描写及其社会文化内涵》、马怀强的《人物的性格缺陷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肖向明的《突围与突围之后——论觉新、汪文宣的文化“血缘关系”》等等。马怀强在其文章中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寒夜》中家庭悲剧的成因，认为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所受的教育、生活经历虽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思想深处都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造成人物性格上的缺陷，而这种性格上的缺陷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不可避免地造成悲剧性结果。笔者认为，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来解释人物性格上的缺陷，首先要厘清的就是传统文化中人情与人性的双语起伏问题。

首先，这里所说的双语就是人情情结与人性情结这两种话语。

众所周知，封建统治者为了政治统治的稳定，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制定一套了周全严密的理论体系。这就形成了具有家国同构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以儒家伦理为观念架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依托，制定了予以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的道德抉择以导向性作用的宗法伦理体系。这套缜密体系的形象表达就是层层相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等文化概念，与之相适应的传统的家庭伦理文化也有明确的规定。父权家长制使中国的家庭呈现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格局，男尊女卑、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嫡庶长幼有序，尤其是对女性进行了“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性”的严密残酷的礼仪规范，如“三从”、“ 四德”等，这样就把男女的尊卑定位于“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自觉置诸“内”的伦理位置而不能越雷池半步。这些泯灭了个人主体性的教化就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人情文化，或者也可以叫做农民文化。“它的特点是人情膨胀，人性萎缩。人情膨胀反映了宗法共同体对人的保护，人性萎缩则反映了宗法共同体对人的束缚”。（何思玉：《郭沫若几部历史剧中的婢女意识——》）这种文化以凸显人情束缚人性的形式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际之间的和谐。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矛盾形态基本上是人情与人性的消长起伏，而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就成了两者消长的载体。

《寒夜》中人情与人性的此消彼长主要体现汪母和曾树生的身上。二、人情与人性起伏的表现

根据汪母和曾树生的生活经历及其文化背景会更清晰的看到这点。日本学者河村昌子在《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状况与巴金的》～文中从教育情况入手，通过考察晚清以及民国时期中国女子的教育状况，据文本提供的时间推测出汪母是晚清出生的家庭妇女，汪母上学所学的内容是礼教中的妇德。至此，笔者认为，称为“才女”的汪母实际上就是受父权制传统文化毒害极深、稔熟传统文化并对之极为崇拜的朝拜者。这样以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在曾树生人性膨胀时以传统文化的执行者身份对之进行束缚和规范了。

文章还考察出，曾树生所上的大学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女子高等教育学校，它要求男女平权、经济独立、自由结婚、自由生活。故而曾树生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

这样看来，汪母和曾树生代表了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她们分别身处两个极端。我们在这里可以借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对文本妇女形象“天使型”和“妖妇型”的二元划分法来分析二人。“天使”这一个概念原出于基督教，本来指的是“上帝的使者”，是一个纯洁美好的但只具有辅助性特征的角色。在传统文学叙事中，“天使型”的女性指的是那些完全把男性对女性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标准，泯灭了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女性形象，其原则是恪守妇道，无条件服从和奉献，中国本土与此概念可以对应的是以“三从四德”为自身行为标准的“贤妻良母”。“妖妇”的形象则与“天使”形象则完全相反，她们是不肯顺从、不愿放弃自私、不恪守妇道的女人，其自私就是不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注重自我生命力价值和创造力的表现。而《寒夜》与传

统文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历代文学涉及男女两性的文学故事中往往是男强女弱，而《寒夜》中这种固定的角色特点被颠覆了：汪文宣懦弱多病、瞻前顾后；曾树生却成为不再依附于男人的独立女性而我行我素，她追求经济独立，尽管夹杂有个人的私念但毅然于困境中担起生活重任的阳刚之举使之充满了倜傥的丈夫气，最终勇敢地离开了沉闷而窒息的家庭，去寻找一种未必光明却是全新的生活。这与耳濡目染的是传统礼教、思想保守的汪母是格格不入的。这样一来，“天使”的汪母和“妖妇”的曾树生在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和矛盾就可想而知。这些冲突和矛盾在文本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媳妇曾树生看不起婆婆的学问，而汪母对不理解她的价值的儿媳妇咬牙切齿，表示不满。而代表着父权的汪母则时常以封建伦理纲常去要求受过新式教育的媳妇，摆出婆婆的架子凌驾于媳妇之上。她希望媳妇像自己年轻时一样不打扮、不交际、不张狂老老实实地孝敬长辈、相夫教子。她以为媳妇不是拿花轿明媒正娶过来，因此不配与她相比。故而她除了骂曾树生是“姘头”、“花瓶”之外，还怂恿儿子把曾树生赶走，这样的旧式家长制的做法我们可以称之为专制，而这种专制的内核就是对蓬勃着个人欲望、喷发着生命体热情的曾树生的刻毒仇视，支撑其刻毒仇视的思想后盾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女性视为“非人”的男权思想。这种行为本身体现了宗法共同体的人情文化对膨胀人性的抑制和约束。

然而，值得回味的是，从传统文化中走过，受过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浸染的人性极度膨胀的曾树生在寻求个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欲望追求的时候，在其充满了个体生命狂欢欲望的酒神精神中又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