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功能和陷阱

语言的功能和陷阱——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堂”的演讲王蒙语言的（头几个）功能大家都知道。

一是表达的功能；二是交流的功能，它是一种交际的手段；三是记忆的功能，它是一种历史的记忆，历史最终是靠语言记载下来的（当然也有物质的负载，但文物如果没有语言，它就不成其为历史）。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如果讨论中华文化，就要研究汉语和汉字，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从这来的。

但这些我都不讲了，我从第四个功能开始讲。

语言的第四个功能是它还有一种发展、构建、延伸、自我审视、自我检验和调整的功能。

我杜撰了一个词，叫做“种树定律”。

什么意思呢？语言是人造出来的，就好比人种了一棵大树，这棵树种下去，它自己会生长，会往大了长，它会遮蔽这个人，也会帮助这个人，它也会自我检验，也会有所调整。

语言出现以后，有一种生长和变化的能动性，任何一个语言结构，任何一个思想命题本身都是可以组合和变化的。

周谷城老师给我讲过这么个故事。

说是北京一解放，他到北京见毛主席。

这时候毛主席踌躇满志，告诉周谷城，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这话说得对，你看革命失败了多少次，现在成功了。

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的规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人民的规律。

”我就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反动派那个好理解，但人民这个呢，我想如果我是语录的撰写者，我就会写：“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直至彻底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规律。

”但其实人民一上来很难胜利，办不成事，往往是先失败，最后才是胜利。

你想那个楚汉战争也是这样，项羽一直胜利，刘邦一直失败，但最后刘邦胜利了。

所以毛泽东深有体会，就是无数次失败之后才是胜利。

估计周谷城这时和毛主席的关系还比较亲近，说话比较随便，就说，可是成功也是失败之母啊。

毛主席就问怎么讲，周谷城说成功的人容易骄傲，容易腐化，所以成功之后很可能带来失败。

这时候周谷城觉出毛主席的神色“不甚愉悦”，赶紧又补充了一句：“主席例外！主席例外！”但毛主席还是认真地思索了一下，我想当时毛主席还是谦虚的，他大喝一声：“你讲得好！你讲得对！”所以我就想，“失败是成功之母”可以有多种组合。

“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周谷城的命题是“成功是失败之母”；还可以是“失败是失败之母”，一次失败，你不总结经验教训，下来就是更大的失败；“成功是成功之母”，这也有可能啊，小成功之后是大成功，积小胜成大胜。

据说下棋是讲究“成功是成功之母”的，就是你每一步都占点小小的先。

象棋里俩人拼一个子儿，本来你是后发，现在就变成了先发，一点儿一点儿，最后把对方完全控制住。

还有一种可能，成功与成功、成功与失败、失败与失败，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谁也不是母，谁也不是子。

所以语言的文字稍微调换一下，会产生出许多思想。

语言还会自我调整。

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成语就会发现，有的成语在流通的过程中不断地变，以至于失去了原意。

比如成语故事里“争先恐后”本来是指一个人患得患失，赶马车又争先又恐后，是说人私心杂念多、患得患失。

可现在说争先恐后是指踊跃、积极向上。

“焦头烂额”现在是形容一个人很忙碌，原来是说，有一家的柴火和烟囱挨得很近，因为烟囱太直，火苗又密，于是手底下的人就建议把柴火搬走，把烟囱修成弯的，让火星出不来，否则会有火灾的危险。

后来这家真的闹了火灾，原来提建议的人没得到奖赏，救火的人反而得到了奖赏，因为救火的人焦头烂额了。

可现在这个成语变成了忙碌的意思，是指日理万机或工作不好做。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我们平常说的“以讹传讹”实际上是语言的一种自我检验和自我调整。

“以讹传讹”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要、认识水平。

这些成语的意思都没有原来的好，我刚才举的“争先恐后”和“焦头烂额”，原来的故事多么可爱、多么富有智慧，但后来变得很肤浅。

但没有办法，这就是我说的“语言树”，它生长的过程中，哪边阻力最小它就往哪边长。

上个世纪60年代，冰心老师曾在《北京晚报》上写文章，想纠正一些成语，她的文章影响也很大。

比如她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诗不是这样，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起“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对人生某种境遇的理解上没有老百姓理解得准确。

当然作为诗还是山重水复好听。

所以我就发现，语言在流通过程中常常会走样，这谁也没有办法。

这也就是我说的“种树定律”，这树要怎么长，你不可能完全掌握它。

下面讲第五个功能，就是语言的审美功能。

语言在各种审美功能中起一种解说和表达的作用。

听音乐和说话是两回事。

听音乐你觉得好听，说明你已经有很好的音乐欣赏水平了。

但我们俗人总是要求你在听完音乐后能说出几句话来。

说这段音乐它的主题讲的是命运，它的第二主题是对命运的挑战，进入第三乐章以后表达的是激烈的搏斗，又进入什么什么乐章后，表达的是喜悦，是人民的欢乐，等等。

讲老实话，这种解说对于你欣赏音乐未必有多大好处，但是有了这种解说后，这音乐你就听得放心一点儿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听懂了，我明白了。

我们看一张画，原来画上画的是一棵白菜，没什么特别的。

但现在给你一个解说，说这个线条如何、明暗如何、三维空间的表现如何，说这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是对人生的肯定，是对当时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一种反叛，表达了乐观，表达了青春的力量，表达了作者朴素的、高尚的人生理念，而又是大众化的、和白菜一样的、美好的情操。

这样一来你也很放心，很高兴。

所以我说，用语言来解释其他审美功能，就好比用硬通货来换软通货。

在没有得到语言以前，你对审美的感受是不可兑换的，但被语言解释以后，它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最喜欢有语言的解释。

相对而言，外国人只要对语言有感觉就行。

我在国外曾被邀请参加文学作品朗诵会，没有翻译，各念各的，西班牙文就念西班牙文，英文就念英文，印度尼西亚文就念印度尼西亚文，中文就念中文，韩文就念韩文，每人朗诵一段，但中国人就受不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是通过语言的描绘以后，才给人一种美感的。

比如我们对月亮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床前明月光”、“明月几时有”、“呼作白玉盘”、“碧海青天夜夜心”、“月光如水”。

再比如“雨”，美好的感觉多来自“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帘外雨潺潺”、“红楼隔雨相望冷”、“山色空蒙雨亦奇”等等。

现在我要杜撰第二个定律——“修辞定律”。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一种修辞。

有了修辞，这文化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看《红楼梦》常常比较两个人，贾宝玉和薛蟠。

贾宝玉和薛蟠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个人都很任性，两个人都是公子哥儿，两个人都既对异性感兴趣，又对同性有兴趣，你看薛蟠对柳湘莲，其实他也没对柳湘莲做什么，但是被柳湘莲痛揍一顿。

贾宝玉对秦钟，他一看见秦钟就产生了自卑，觉得自己不过是“泥猪癞狗”，贾宝玉就够漂亮的了，可他一见秦钟呢？觉得秦钟长得太好了，同性恋他见到自己心目中的美的人时，有一种激动，他的眼神、面孔、呼吸、心跳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贾宝玉见到秦钟就是这样。

薛蟠跟贾宝玉相比其实还有些好的地方，他比较直爽，显然薛蟠的身体也比宝玉好，两个人要摔跤的话，贾宝玉很可能不是薛蟠的对手。

而且薛蟠还要出去做做生意，也还办点儿实事，但两个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修辞”上。

贾宝玉能做很雅的诗，而薛蟠的诗呢，恶搞！我看《阿Q正传》时，就更这么觉得了。

阿Q最令人痛惜的不是他打不过小D、王胡，被钱秀才、赵太爷欺负，我看最可惜的就是他向吴妈求爱没有成功。

他向吴妈求爱这是很正常的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吴妈是个小寡妇，但是他缺少语言的审美能力，他没有修辞。

他平常也不跟人家说，突然有一天就跪在吴妈面前：“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多么恐怖嘛。

相反，我设想如果他要懂修辞呢，应该先给吴妈背一首徐志摩的诗，说“吴妈，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也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多好啊。

如果他懂英语呢，就说“My sweetheart，I need you, come on!”然后吴妈回答，“Why not!”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阿Q起码能过上三个月幸福的爱情生活，在那个时代，能过上三个月幸福的爱情生活，被枪决都值啦。

所以语言的魅力就有这么大，语言改变命运，语言决定成败，语言决定品质。

第六个功能，我得说一下语言的政治功能。

语言的政治功能首先是激发动员。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共产党宣言》是写得最好的抒情散文，“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让资产阶级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我们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最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的这种激发动员的力量，太大了。

当然这是翻译家煽情的话，我去英国的时候参观马克思墓，英语的原文只有很简单的几个词：“All workers，unite!”我去匈牙利的时候，那时候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正常，珍宝岛事件以后，匈牙利流传一政治笑话，说马克思托梦给匈牙利领导人，说你们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成“全世界无产者你们互相离得远一点儿吧”，挨得近他老打架呀。

我看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说：“在未来的斗争中，不做铁锤就做铁砧。

”就是说，你不去斗争，就要挨斗。

伽利略弥留时还说，“可是，地球还是在转动。

”这种正义、正气都很能鼓动人心。

我们钦佩文天祥，除了他的事迹，还有《正气歌》。

我们佩服岳飞，和岳飞的《满江红》分不开，尽管有人考证说《满江红》是伪造的。

可就是伪造，它也伪造得好啊，中国伪造的诗都能伪造出岳飞的气魄来。

语言在政治上除了激发动员外，还有妥协、折中的功用。

有许多政治谈判到最后就变成了选择词汇的斗争。

比如《中美上海公报》就为一句话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基辛格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他说“美国承认，海峡两岸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说“承认”，但不用“recognize”，而用“acknowledge”，这个就像是平常的用语，你可以当承认讲，也可以当知道讲，还可以当获悉讲。

美国人最会搞这一套。

它不是一个外交上的用语，但是它又有承认的意思，这就能让中国大陆、让周恩来接受。

他又不说他承认一个中国，而是说他承认“海峡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

我觉得最精彩得还不是这些，最精彩的是政治家在处于不利地位时，他需要有一些语言来“遁解”，来“解困”。

这方面毛主席是大师。

中国和苏联分歧越来越大，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在国际共产主义来说是个很凶险的事情，怎么解释和苏联的分歧呢，毛主席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无可奈何花落去是说苏联，无可奈何，苏联这朵花落去了，它不革命了，它修正主义了；似曾相识燕归来呢，国际共产主义的执牛耳者，真正的革命导师来了，燕就是中国。

林彪事件又是个凶险的事件，而且许多人认为这件事对毛泽东主席的刺激非常大。

但不管怎么样，口头上毛主席很稳重，满不在乎，他说“天要下雨鸟要飞，娘要嫁人，随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