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外交体制的演变
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
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以外交领域为最。
从清朝末年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再到民国初年的外交部，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体制日益现代化，逐渐合乎国际惯例，并且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的外交人才，使原本虚弱的中国能够取得一些难能可贵的外交成果。
二、清末的外交体制变化1840年以前的中国，沿袭传统的对外交往习惯。
这种所谓的“外交”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中国根本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
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外事机构有理藩院和礼部。
理蕃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
礼部也不是专管外交的机构，它下面有两个涉外机构，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贵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
另外，鸿胪寺专掌替襄礼仪之官。
军机处由于它掌握皇帝旨意的草拟和颁行，因而也参与对外决策咨询。
可见，这个时候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体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比较混杂。
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开始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
五口通商大臣”因开放五处口岸的约定而设立，始于1844年，由两广总督兼任，实际上负责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
这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又说明清政府内心里的“蛮夷”观念没有改变---与外国打交道只不过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
“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也无专署。
1858年由两江总督兼任。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迫于列强压力，1861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一直存在了40年。
总理衔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大权进行了新的明确分工。
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总理衙门逐渐变成了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关，不但“专办外交”，而且通商、关税、传教、招幕华工、海防、船务、邮电、铁路矿务等事务，无不由其兼管。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外交体制的设立、困顿和瓦解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外交体制的设立、困顿和瓦解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设计了广州外交体制。
体制的运行可依据广州主政官员的任期分为三个阶段:耆英主政时期(1843－1848)，徐广缙主政时期(1848－1852)，叶名琛主政时期(1852－1856)。
此间，广州外交体制循序经历了设立、困顿和瓦解。
最终，中国的外交机构转移到北京，中央专职外交机构成立。
一、设立鸦片战后设立的广州外交体制是战前贸易体制的扩大和升格。
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其他口岸，自此以降的85年间，清朝对西方的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口岸开展，与西人的交往均由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通过行商转承进行，广州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与外人交往的规制则例(管理外人体制、文书交往体制、海关税则税率等)。
是时，清政府尽量避免与西人发生正式的官方往来，中西交往被刻意限制在贸易领域，“中国的政策，一向把他的外交事务，看作纯粹商务性质的，并且把它们的规定和处理委之于在广州的省政当局，于是广州就成为外国贸易集中的海口，同时又是和距离政府所在地最远的海口;想与帝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是一向不准的”。
鸦片战争发生后，西人不以交往仅仅局限在贸易层面为满足，要求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而全面的外交往来。
很自然，广州成为清政府的属意之地。
其实，在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就有意这样安排了。
1840年8月，英人到达天津白河，道光指示直隶总督琦善，要英人南返，在谈判中，琦善视此为最重要的使命，英人也表示可以赴广州商谈，这被清朝君臣认为是天津交涉的最大收获。
清廷由此改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与英方谈判。
战后，在外人的压迫下，中西方的外交建立;但是在清政府的作用下，是项外交被安排在广州。
这是中外妥协的结果，也是清朝屏障外交的产物:将西人外交推挡到京城之外进行，且距离愈远愈好，广州作为前此中国唯一对外口岸，又有对付外人的“旧制”可以依循，无疑是合适地点。
清朝对外关系的演变
清朝对外关系的演变一、清朝对外关系的初期清朝建立于1644年，此时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动荡和不稳定。
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清朝初期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
主要目标是以维持国家统一和安全为首要任务，与外界保持边境和平。
与此同时，清朝还与邻国进行了一些贸易和外交往来，但对于外洋的联系并不频繁和深入。
二、封建时期的对外开放在康乾盛世的统治下，清朝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统一地位，并开始对外开放。
这一时期，明确了清朝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各安其位，照国合法”。
清朝通过与邻国的外交交往，稳定了边境关系，并且与荷兰、葡萄牙等国家进行贸易合作，扩大了对外贸易。
同时，清朝还与俄罗斯进行了外交接触，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疆界，并承认了彼此的合法地位。
这一条约使得中俄关系得以平稳发展，并且为之后的国际交往奠定了基础。
三、清朝对外关系的挑战然而，清朝对外关系的演变并非一帆风顺。
在18世纪中期，由于外部压力的加大和国内经济的滞后，清朝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
在这一时期，英国垄断王朝贸易，侵占中国市场，使得清朝的贸易出现了不平衡局面。
此外，鸦片战争的爆发也使得清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于这些挑战，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利益。
康熙和乾隆时期，清朝积极开展巡边、剿匪等活动，以稳定边疆安全。
同时，清朝也采取了一些贸易保护措施，限制外国贸易商的活动，并建立了海关总署来管理海关税收，以确保国家财政的稳定。
四、近代对外关系的转折点19世纪后半期，清朝面临了更加严峻的外部压力。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清朝的封建体制和政治制度暴露了严重的腐败和内乱问题。
这一时期，清朝对外关系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为了保卫国家利益和国家体面，清朝改变了过去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开始积极寻求外国支持。
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签订《马关条约》，清朝迫于列强压力而向日本割让台湾，并支付了大量赔款。
这一事件引起了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质疑和不满，反映了清朝对外关系的衰落。
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外态度与观念的变化
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外态度与观念的变化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外态度与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对外态度由以前的敌对变为友好，对外观念则由排斥变为吸收借鉴。
态度变化：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援引最惠国条款，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美、法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
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1856年《望厦条约》也届满12年，美国企图重新修约，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清廷内部发生了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诉上台，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于是，中外势力勾结起来。
清政府利用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公然“借师助剿”，外国政府也积极配合。
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及关税等方面的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
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已经由原来的心理上的敌对变为友好。
观念变化：在鸦片战争中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政府一直没有放下“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仍旧视英法等国为夷狄，以为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的武器装备赞不绝口，甚至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
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发起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可见，此时清政府对外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诸国已不是蛮夷小邦，而是
有着极大的可取之处的强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外态度由以前的敌对变为友好，对外观念则由排斥变为吸收借鉴。
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清末明初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
清末明初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1842年开始，列强开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与西方各国的颇繁交往,也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外交。
近代外交体制也慢慢建立起来。
首先是朝贡体制的瓦解。
1840年以前的中国,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朝贡体制。
统治者根本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也不建立相应的外交机构,这个时候的中国尚没有建立相应的近代外交体制,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东南部等地区的朝贡国频繁遭到外来侵略者的冲击和侵略，这主要与欧美列强和日本的侵略有关，另外中国本身的国力衰弱，传统的“天朝上国”意识的减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加之朝贡国的民族意识也逐渐地增强。
到了90年代中期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外交活动,当时英国人签字的条约用中文写成,双方同时抬头书写,以示英、中两国处于平等地位。
“五口通商大臣”设于1844年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负责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
这里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但清政府的传统观念没有改变与外国打交道只不过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且不是政治外交关系。
而且“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总理衔门的设立,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开始起步。
中国外交开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比如：清政府开始派使出洋，出现第一个正式的官方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赋有正式的外交使命。
总理衙门成立在传统的外交体制里打开了一道缺口,从此清廷有了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
清政府由闭关锁国走向世界的标志。
总理衙门内设的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以及同文馆、总税务司,上海、天津的南北洋大臣,承担着以前从未有过的外交事务。
1901年清廷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这主要与列强的强烈要求和清政府改革时弊的需要有关，列强不满“职责不专，遇事拖延”的外交机构。
在这期间清政府也为列强的侵略而感到感到不安,所以也思考着怎么摆脱这种困境，寻找较好的外交对策。
晚清外交体制的变化
晚清外交体制的变化
(1)专门性外交机构的设立:
①总理衙门: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成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的特设机构。
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标志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
②南、北洋通商大臣:《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后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
另有北洋通商大臣,其前身为1861年设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统管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管北洋洋务等)。
③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重大进步。
官员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开阔了视野,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逐渐掌握了利用外交手段谋取本国利益的策略。
外务部则建立了领事制度,厘定了派外使节职制,制定了外交规章,重用受过西式教育与留学西洋的人才,重视职业外交官的培养,在选拔官吏时较为强调专业知识,使得清末外交人员的素质大为提高,改变了中国外交官员对于世界形势、外交惯例懵懂无知的局面,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2)近代驻外机构的设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逼迫下,清政府允许各国在北京设常驻公使馆。
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的领事馆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以后逐渐增多。
清政府的外交体制逐步完备起来,走进国际社会,对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保护海外华侨利益,密切华侨与祖国的关系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鸦片战争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
经过了两年多的战争，中国被打败。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这是晚清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随后，中英又签订《虎门条约》，中美《望夏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伊宁条约）从此以后，传统的与“互市”国的外交体制因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天朝体制”逐渐被“条约制度”所取代。
（一)何谓条约制度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是西方列强用大炮迫使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而开始的。
条约制度本事国际法中的重要制度。
这种理应反映国家之间正常、平等的相互关系的制度，在近代却成了勒在中国脖子上的一串绳套，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标志。
为何这样说？因为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是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产物，也是中国被迫和资本主义世界建立新的关系的产物，这些条约正提供了保障列强在华特权的法律形式（也就是将列强在中国的殖民掠夺合法化）用费正清更直截了当的话来说：“即依靠条约、法规使各种权利成为制度。
”显然，这个对于列强来说的“新纪元”就是使用暴力在中国建立条约制度，以保障他们在画进行殖民掠夺的权益的开始。
从本质了上来说，这种条约制度并非使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列强建立新的关系，相反，列强用条约制度把中国纳入他们的同志范围，确定了对华关系的真正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正是这种条约制度的内核。
二、鸦片战争后建立的“条约制度”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条约制度的形成阶段，主要包括下面就对这些条约中的内容进行逐一分析：（一）《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共13款，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1、五口通商：条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一个纯粹的通商口岸，但那时的主权在中国手中。
战后的五口，除了作为商品进出的口岸外，也是列强从事各种侵略的通道。
而且，通商也不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列强经济侵略的一种手段。
然而，虽然当时人对于《南京条约》中最为痛心就是五口通商。
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
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面临外国列强的侵略，并且出现了对外关系的混乱和外交制度的破产。
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制定外交制度，以应对外部压力和保护国家利益。
在清朝末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由皇帝和朝廷决定。
然而，由于内忧外患，清朝政府越来越无力应对外交问题，外交制度的效率和灵活性受到严重影响。
于是，清朝政府开始尝试引进西方外交制度的元素，以和增强外交能力。
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东交民巷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事务。
这一机构的成立被视为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起点。
东交民巷事务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清朝政府开始借鉴西方的外交制度，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外交机构，提高了外交的效率和专业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外交制度逐渐完善和发展。
1901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外务部，标志着中国外交制度进一步加强。
外务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包括派遣外交使节、签订条约和处理国际纠纷等。
此后，中国的外交制度逐渐与西方的外交制度接轨，并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然而，在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由于国家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问题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和。
1898年，清政府实施了戊戌变法，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来中国。
这一也涉及外交制度的，推翻了东交民巷事务衙门的统治地位，设立了大清国务部和宪政制度等。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次最终以失败告终，外交制度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1912年，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
新生的中华民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外交制度，以应对新的国际环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外务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
这标志着中国建立了新一轮的外交制度，并且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和独立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中，中国还通过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国家利益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同时，中国还通过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签订条约等方式，保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近代以来我国外交政策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外交政策演变吕光凤05 王芳07（水土学院2013级农水班20134031）摘要：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演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规律与认识关键词：清朝；中美；中日；一、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演变：（一）清政府外交（1840-1912）——屈辱外交清政府实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无论是军事上失败，还是取得了胜利，都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
1861年初，清政府为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总理衙门，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但客观上也使清政府放弃了闭关政策，开始面向世界，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理藩向近代外交的转变，适应了近代国际关系发展需要。
清政府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使臣，出访欧美去办理外交，这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怪胎。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清朝统治者还两次向侵略者“借师助剿”。
１９０１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中国官员和人民的反帝活动，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1、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闭关锁国”鸦片战争以前：当时清朝认为中国是优越和强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是落后野蛮的，应该向中国朝拜进贡。
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统治者视来华的西人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认为应严格加以防范。
在这种意识支配下，19世纪初的清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
（2）第二个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缺乏主权观念开眼看世界”19世纪40至50年代：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中国最初的反应主要是从族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损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实际利益为对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见容于自身的传统和陈腐的体制为圭臬，因此常常出现以主权换定制的可悲局面。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中国对外关系变迁历史悠久，但是鸦片战争前后无疑是中国对外关系最为剧烈的演变时期。
鸦片战争开始于1840年，由于英国非法贩卖鸦片，造成中国社会的沉沦，最终导致中国政府与英国进行了战争。
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中国，掠夺资源，导致中国生活状况更加困难。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从不同角度，回顾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变迁。
商贸的变化中国的商业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商业不但繁荣而且基本上是开放的。
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中，也影响了世界的格局。
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业遭到了破坏。
因为西方国家的横征暴敛，以及中国人的官僚腐败等原因，中国变成了一个贫困和灾荒肆虐的国家。
而究其原因，英国最终要从其吸烟的顾客身上获取最高利润，而这种顾客最好是中国人。
在鸦片战争之初，中国正在进行商业政策的改革，计划缓解商业危机，改革法规。
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国不断进口鸦片破坏了中国的社会，最终导致一系列制度灾难。
文化的变化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整体面目改变。
西方国家先后进入中国，最终中国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西方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批评颇多，认为中国文化保守陈旧，并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反传统文化运动。
这样的反传统文化引导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而西方方面的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西方文化的流行进入后，很多中国人都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大力抱拥西方文化，而人们遵循这样的文化不仅削弱了中国的文化自信，还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意识混乱。
教育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教育面临巨大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教育制度，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洗礼和改变。
这种改变，往往是强行施加的，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中国人有时会感觉无法承受。
在教育方面，西方国家积极进行传教活动，并向中国介绍了新的教育制度。
这种新的教育制度，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不够先进，因此国人需要学习西方的教育方法。
简论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下 ，１ ９ 世纪初的清朝基本实行闭关锁 国政策 ， 华 夷意识 变为 以西方 为学 习和交 涉对象 的洋 去 了 １ ９ 世 纪最 后 一次 主动 变革 、选择 独 立 但仍 留广 州一 口对 外贸易 ，并不拒 绝与各 国 务意识 。第 二次鸦 片战争 中英法 联军 打进 北 自主发展方 向的机会 。
当时 ，清朝 自认为 中国是优越 和强 大的 ， 的，而 以是否容 于 自身 的传 统陈腐 的体制为 间 的 矛 是 世界 的中心 ，四周 的藩属邦 国 以至海 ９ １ － Ｙ Ｏ 圭臬 ，因此常常 出现 以主权换定制 的可悲局 盾 使其互相 牵制。但是 以夷 制夷和 均势外交 国都是野 蛮落后 的 ，应该 向中国朝拜 进贡 。
最具典型的事例就是1792年英国使臣马噶尔尼率领着一支700人的大船队借乾隆皇帝83岁大寿之际来华商讨通商事宜马噶尔尼给乾隆皇帝带来的600多箱的礼物中有很多英国有意向中国显示其科技发达武力强盛的礼品如战舰模型迫击炮榴弹炮卡宾枪连发手枪等等
简论清朝 对外政策 的演变及特征
口 河南省洛 阳市 回民中学 赵林安
帝 只是把 它们作 为一般 的贡品而 已 ，深不 以 体 制的挑 战。与此 同时 ，由于西方列 强 的侵 这即使 中国人 感到奇耻 大辱又刺激 了中华 民 为然 。把 英使看作 只是 以表 示 向大 清帝 国恭 略 ，清政府 内部才产生 了危机意 识。在受 到 族新 的觉 醒 ，同时它还 引发 了列强 瓜分 中国
典 型的事例是 《 北京条 约 》签订后 ，咸丰帝 外 敌 的信 心
中 国人 民反 抗 外 国 列强 的方 式 发生 变
』 Ｊ 庄 ，一不痛 心割让九龙 ，二不惋 有 很多英 国有 意向 中国显示 其科技 发达 、武 躲 在避暑 Ｉ
浅析清末新政时期的外交体制变革
浅析清末新政时期的外交体制变革作者：孙辉来源：《新课程·教育学术》2010年第04期摘要:1901-1911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外交体制改革,这既是清政府在各种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又是清政府为消除危机的自救之路。
这对当时及嗣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外交体制清政府变革外交是一门充满神秘的、国与国之间互动的艺术。
一个国家的外交体制,不仅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而且反应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
清朝末期,为应付严重的统治的危机,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施新政,外交是其新政的重要内容,具体就外交体制改革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中央外交体制改革清政府统治早期,外交体制极不健全,中央无管理外交的统一机构,地方封疆大吏掌握了外交实权。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外交体制开始变革,于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包揽了一切外交事务及与外交事务发生关系的财政、军事、教育、交通等各方面的军政大权,成为当时清政府最重要的国家中央机构,它的设立是清政府中央机构近代化的起点也是清政府外交体制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
随着列强的侵略加深,特别是在《辛丑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列强鉴于总理衙门的表现“不佳”,各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5月14日联名致信清政府,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冠六部之首。
5月25日,清政府同意列强这一要求,7月14日清政府对总理衙门进行改组,正式设立外务部。
1.外务部的领导机制及内部组织机构。
还在筹建外务部的时候,列强们就提出:“为了使这一机构具备高速和正规的处理事务的良好条件,必须在其中任命爵位高,在中央政府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利和影响的显贵。
这些显贵的行动要直接对皇上负责,因此,他们应该是军机处的成员,或者是由于身处国家的高级爵位使其可以随时接近皇上的大人物。
”[1]清政府根据他们的要求结合国内的实际,决定在外务部实行五人领导体制,并在其下分别设立了管部制和堂官制两层。
晚清对外交涉体制的演变与影响
收稿日期 2005204201作者简介 刘伟(1948—),女,河北沧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接待贡使的规定是:琉球由闽浙总督具题,越南由两广总督广西巡抚具题,南掌缅甸由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具题,暹罗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具题,苏禄由福建巡抚具题。
见《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3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4辑,台湾文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第45卷第3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5月V o l .45 N o .3Journal of H uazhong N o r m al U niversity (H um 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M ay 2006晚清对外交涉体制的演变与影响刘 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交涉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既是在对外交往的新的环境和列强压力下出现的,也是对原有的朝贡体制下形成的地方交涉制度加以变通的产物。
正是这种新旧制度的结合诞生了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各省督抚的对外交涉体制。
它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制度变迁的特征。
关键词 晚清;对外交涉体制;演变;影响中图分类号 K 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456(2006)0320069207 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新制度、新机构,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代表的对外交涉体制就是一例。
对总理衙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流学术观点都将其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机构;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放弃这一观点,把总理衙门作为近代化的机构,认为它的成立是中国外交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其实,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现象: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各种新旧因素都是互相制约和影响的。
中国传统社会里那些早已形成的制度,会持续地发生影响,制约着人们的认知体系,因而也制约着每一项制度的安排和运作,使其在新与旧的结合点上生长出来。
中国近代外交史发展
中国近代外交史发展
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外交，这个阶段主要是以对外战争和外交的形式进行的。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接触西方国家。
清朝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来确立外交关系，这导致了中国在外交事务中的被动地位。
清朝进行了一系列的，试图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但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
第二个阶段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清朝外交。
戊戌变法是清朝进行的一次政治运动，其中涉及到外交事务的。
清朝推行了与时俱进的外交政策，试图在列强前保护自身利益。
然而，这次并未成功，清朝外交依然受制于西方列强。
第三个阶段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外交。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统治，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
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外交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开始寻求国际平等和国家主权，反对不平等条约，争取与世界上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参加了巴黎和会，并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充分彰显了中国的主权。
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发展完整地展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和变化。
从被动应对战争到积极争取国际支持，中国不断壮大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逐渐从保守向开放转变，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
近代外交史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清代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变革
清代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变革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在清代，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的改革，对外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变革。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清代对外关系的初期阶段清朝在战争中建立，对外关系一度处于被动状态。
但是康熙皇帝治下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恢复了一定的地位。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与安南、缅甸等邻国和英国、俄国、荷兰等欧洲殖民列强保持了一定的关系。
康熙皇帝一度利用内忧外患政治策略，成功地使中国保持一定的稳定和繁荣，对外政策较为稳健。
二、对外政策的转变清代中期是对外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的时期。
在雍正、乾隆皇帝的治下，对外政策发生了转变。
首先，在这一时期，渐渐出现了“闭关锁国”的思想。
在此时期，中国逐渐封闭国门，与世界的联系减少，对外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压制。
其次，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开始了对外扩张的政策。
乾隆皇帝认为，中国必须对外扩张，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繁荣和安全。
因此，在乾隆皇帝的治下，中国向西北和东北进行了一系列的征服和扩张。
这种对外扩张的政策，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三、对外关系的再度转变清代晚期，对外关系再次发生了大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加强，清政府在与列强的交涉中趋于软弱，加之内部无力，导致中国变得更加孤立和弱小。
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对外关系转变的重要标志。
1856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在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国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
此后，列强陆续对中国发动侵略，并对中国进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强制签订。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极度下降，一度处于半殖民地状态。
四、思考清代对外关系的变化，既是时代的必然，同时也受到内部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
清代在初期的开放和中期的封闭，反映了封建王朝的特点。
而晚清时期的落后和半殖民地状态，则反映了封建王朝所带来的封建制度和科举制度等内部制度的弊端。
在现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国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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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外交体制的演变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外交体制转变的轨迹是从传统的朝贡体制到近代外交体制的演进。
与此相适应，清朝的中央外交机构经历了从礼部和理藩院到总理衙门、外务部的更替。
(一)朝贡体制下的外交。
鸦片战争之后,中央负责有关外交事宜的机构仍是礼部和理藩院。
礼部主管朝廷重要典礼、科举考试和接待外国来宾。
理藩院是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兼办对俄外交事务。
在该体制下,清朝对外关系完全是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不平等的交往,因此,礼部和理藩院也只不过是一个管理藩属国、接待贡使的机构。
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作为临时性的非专门外交机构,由地方总督兼任。
对外交涉则由通商大臣或地方总督办理,然后由军机处、皇帝批准,外国使节不得进人北京。
(二)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
1860年以后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才开始迈人近代外交体制。
这包括使节的派遣、驻外使馆的设立、政府级外交部门总理衙门的设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交礼仪以及常规的外事活动的逐步采用等。
(三)清朝中央外交机构的变化。
(1)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它开启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2)1900年,八国联军攻人北京，迫于列强的压力,1901年7月24日,清廷诏谕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负责一切外
交事务。
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明确规定:“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