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形象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他者形象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他者形象引言“他者”一词源于法语“l’autre”，意为不同于自己的人或事物，在社会学、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
在文化交流中，他者的形象往往是基于一定时代和历史背景的。
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控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冲击和文化认同危机，西方对中国的他者形象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将从“中西文化的差异”、“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在西方的他者形象问题。
中西文化的差异中西方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是西方对中国形象形成的重要因素。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注重个人发展和创新。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重视集体和谐和稳定，崇尚传统道德和纪律，注重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这种文化背景下，西方往往认为中国人传统、守旧、保守，缺乏创造力和自主性，尤其是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化渐渐丧失本土文化独立性的情况下，西方对中国人的这种看法更加根深蒂固。
此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和文学传统，这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在文化上的形象和认知。
例如，西方文化注重审美体验和人性呈现，中心思想是“美好的生活”；中华文化则注重传统经典和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中心思想则是“道德、理想和责任”。
这种差异在文学作品中显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学强调个人情感和独立性表达，如独到的人性描写和高度概括性的语言；中国文学则注重抒发集中的情感和态度，如修辞华丽的古诗词和含蓄的对话，这些都契合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审美标准。
近代中国面对西方随着近代中国与西方发生的接触越来越多，中国面对西方的其他形象也不断地在发生变化。
19世纪80年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挑衅与侵略，开始了举国抵御的斗争。
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形象也不断在变化着。
20世纪20年代，中国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接受和借鉴，这种情况下中国对西方的他者形象开始从传统保守的形象逐渐向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形象转变。
然而，随着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不利因素，如社会不稳定和内战，中华民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以建构主 义看西方文学中的中 国工业形象
以建构主义看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工业形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学作品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形象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
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其中的中国工业形象更是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知和理解。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形象，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特点以及影响。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由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建构而成的。
这一理论应用于对西方文学中中国工业形象的研究，意味着这种形象并非对中国工业的客观反映，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主观建构。
在西方文学中，中国工业形象的建构往往受到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西方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在古代，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手工业产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给西方留下了神秘而美好的印象。
然而，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殖民扩张，中国在工业领域逐渐落后，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中国被视为一个停滞、落后的国家。
这种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学中对中国工业形象的描绘，往往强调中国工业的原始和粗糙。
政治因素在西方文学中中国工业形象的建构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战时期，东西方的政治对立使得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持有偏见和误解，这种政治偏见也渗透到了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工业发展进行负面的刻画。
经济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中国工业的迅速崛起对西方一些国家的产业造成了冲击，这可能导致西方文学中出现对中国工业的担忧和恐惧，将其描绘为具有威胁性的力量。
文化差异也是影响西方文学中中国工业形象建构的重要因素。
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与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勤奋务实等价值观存在差异。
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导致西方作家在理解和描绘中国工业时出现偏差，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工业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力。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中国工业形象呈现出多种特点。
有时，中国工业被描绘为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工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辛苦劳作。
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历程与规律分析
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历程与规律分析一、中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的联系在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也使中西方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接触。
抱着与中国人结盟反对穆斯林这一想法，欧洲开始试探向中国派出使节。
1245年和1253年，圣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和鲁布鲁克先后两次带着教皇写给大汗的信函踏上了去中国的征途。
虽然他们的使命未能完成，但却带回了有关中国的消息，他们在游记中第一次将“契丹”带入了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视野，并断定契丹就是古代的丝人国。
而此后的200年中，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都出现了契丹和蛮子的描述，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马克波罗行纪》，这部分的内容李时学老师在课堂上已经说明的相当清楚了，就不多做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波罗行纪》创造了最早的集体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大汗统治下的繁荣富有的大帝国，不仅是财富与王权的象征，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世俗精神和政治欲望的一种隐喻性投射。
二、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15-17世纪）1492 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它被视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起点，而激起他冒险远航的灵感则是来自马可·波罗所打造的充斥着财富和世俗享乐的“中国神话”。
西方的外部扩张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军事征服，同时也体现为代表着西方文化精神的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这项使命则是由传教士们担负的。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伊斯兰世界以外最大的异教国度，自然吸引了和商人、水手一样富于冒险精神的传教士们。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延续前者关于王权与财富的中国神话的基础上，植入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为欧洲人建构了一个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真实清晰的中国形象，使之成为了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新的起点，为其后在欧洲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提供了全面的、权威的认知参照体系。
中国国际形象演变及发展方向
中国国际形象演变历程及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演变历程（一）古代中国：“她是人类童年时代所创造的不可企及也不可再造的文化的高峰。
”- --马克思《马可波罗游记》中：中国形象：繁荣，发达，美丽，神秘；这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
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曼德维尔游记》中对中国进行盛赞：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国土辽阔，统治严明。
(二)清末至民国19世纪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与现代世界的对话，屈辱的被动式这一个过程的基本特点，19世纪以来，西方把许多可怕的异域景象作为一种想象投给中国，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变成了一个专制、贫困、停滞的、腐朽的国度。
中国人原先的想象是聪明、勤奋、坚强、质朴，现在变得愚昧、奸诈、怯懦、保守。
西方的中国印象由过去的钦佩、狂热、仰视，转变为批判、憎恶、蔑视。
而这些特点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国际形象的形成。
在这个阶段中，那些塑造中国形象的力量阵营一一显现，并且形成此后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的格局。
（二）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刷了民族耻辱，推动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兴，为中国改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
近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的确立，最起码在形式上需要有体现为具有权威意义的国际组织的认定，中国从加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到参与创建联合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东方大国在抗战中的崛起历程。
首先，《联合国家宣言》——中国首次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
第二，《开罗宣言》——中国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
第三，“理论上”的大国：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虚幻性。
一方面，中国的大国地位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中国长期被排斥在盟国的重要国际组织和一些重要会议之外，再次，中国的领土主权被大国拿来做交易。
最后，在法理和事实上的不完全统一。
（三）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的东方链条上，美帝国主义还在通过条约控制着中国，还在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党打内战。
形象学
一、形象学的定义和特点
1、定义。20世纪60、70年代，比较 文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应运而生，它 就是比较文学形象学。比较文学形 象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形象研究，它研究的是异国的形象。 简言之，形象学是作家及集体想象 物对作为他者的异国和异民族的想 象。
举例一：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
比较文学的早期学者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在 定义国际文学的交流时，用“影响”、“机运”、 “模仿”来说明社会与文学的关系，虽然没有提 及形象学，但在法国学派的传统研究中也已经包 含了一些形象学的因素。例如，在“媒介学”中， 旅游者、传教士、流亡者都是“媒介者”之一种， 他们写下的游记、札记、报告中普遍存在着异国 异族的形象，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会把这些形象与 现实中的形象进行对比，看其偏离的程度，论及 导致这些偏离的原因，这其实是形象研究初期必 须做的工作。
形象研究要从影响研究中脱离、存活，必须 摆脱实证主义的拘囿，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不 同文学、文化的冲突和交流（这其实也是比 较文学的核心问题）上来。这一新的方向体 现在20世纪初法国学者巴尔登斯贝格的《法 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文学：创作、 成就、期限》等著述中。综观这一时期的形 象学研究，研究者虽然注意到了异国异族形 象的存在，但对形象没有明确的界定，其研 究方法也主要借鉴影响研究的方法，所以， 形象学还没有成为比较文学中的一门专门的 分支学科。
3.付满楚(Fu Manchu) 最充分体现“黄祸”论调的文学人物是 “付满楚”(也有人译为“付满州”),他几 乎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 最初出自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之手,成书之前首先在英国杂志上 连载,受到关注。1913年,罗默发表了小说 《付满楚博士的秘密》(The Mystery ofDr.FuManchu),付满楚成为英国人耳熟能 详的角色。罗默一生写了很多关于付满楚 的小说,包括13部长篇、3部短篇和1部中篇。 付满楚邪恶、凶残,令人恐惧而又充满诱惑。
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现如今，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全球化就开始迅速发展并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全球化最显著的一个影响就是它使得货物的流通越来越频繁，人口流动以及人口迁移也越来越频繁，伴随着人口流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碰撞和发展。
而人们思想交流的同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不同文化间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多。
而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种比较典型且差异较大的两种文化，也渐渐地在各自的文化中看到对方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英国和美国作为两个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它们的文化也由小范围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更广的地区。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也已经不再是那个闭关锁国，只知道自己按照固有模式发展的国家了，英美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些影响具体体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
例如在生活方式上，无论是衣食住行中的哪一个方面，我们都会发现英美文化的影子，从英美国家的餐厅到英美国家的品牌再到英美的国家的建筑或者是装修风格，都体现出了英美文化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而对于英美文学的传播方面，虽然就大学生层面来说，很多人对英美文学的认识还不够深。
然而，曾经有一项调查指出，在图书方面，多年以来我国对欧美国家的进出口比例超过100比1，这说明了我国引进了大量的欧美优秀的文学著作给中国读者，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英美文学的资源可供我们选择，而这些资源却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在英美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不断地向外扩散，彰显它独特的魅力。
虽然由于历史的一些因素，使得很多人对于中国文化不大了解甚至有偏见，然而，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有了孔子学院，很多国家也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来中国了解和学习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
中国的四种国际形象
2010.11下中国在国际上实际上有四种不同的形象：不好不坏、坏、好、超好。
事实上，西方国家未必就一定对中国没有好感，而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有许多是中国的邻邦。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世界各国对中国越来越关注。
中国在国际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对22个国家公众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中国在国际上实际上有四种不同的形象。
中东国家：“不好不坏”的中国在皮尤全球态度项目2010年的民意测验中，中东国家对中国的评价褒贬各半。
虽然参加民意测验的中东三国有超过半数的人对中国有好感，也有接近半数的人对中国没有好感；黎巴嫩的公众56％对中国有好感，而42％没有好感；在约旦，53％对中国有好感，而46％没有好感；埃及的公众52％对中国有好感，但43％没有好□薄智跃中国的四种国际形象边缘思想1252010.11下感。
中东各国对中国的暧昧态度或许与中国在中东的政策有关。
自从1992年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在中东的政治争端上一直基本保持低调。
当问到中国是合作伙伴还是敌人的时候，中东国家大都选择“两者都不是”。
当然，在“合作伙伴”和“敌人”之间，中东国家更倾向于把中国当作是“合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在埃及，28％的公众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15％认为中国是敌人；在黎巴嫩，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的占35％，认为中国是敌人的占10％；在约旦，47％的公众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13％认为中国是敌人。
中东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态度与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态度截然相反。
大多数人欢迎中国的经济崛起，但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普遍表示担忧。
埃及和黎巴嫩人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强大对他们国家是一件好事的都占54％，而约旦人有71％持有类似观点。
但三国都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强大对他们本国是件坏事。
具体说来，这样的人在埃及占55％，在约旦占56％，在黎巴嫩占59％。
在中东地区，埃及对中国的态度值得注意。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可以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三个阶段来进行介绍。
首先是19世纪，这个时期中国被描绘为一个神秘、古老、神秘的国度，这是因为当时英美作家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报告，他们将中国描绘成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和传奇色彩的地方。
英国作家柯林斯的小说《月亮石》中就描绘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中国景象，在小说中，中国被描绘为一个迷人而神秘的国度，充满了异国情调和传奇色彩。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威尼斯志》中也呈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认为中国是一个奇异而令人着迷的国度。
其次是20世纪初，这个时期中国形象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中国近代史事件的发生，英美作家开始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认识，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
在英国作家鲁迅的小说《呐喊》中，中国被描绘成了一个充满着内部矛盾和社会不公的现代国家，小说中呈现了中国人民的痛苦和抗争，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
而美国作家巴克斯顿的小说《中国故事》则描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更加丰富多样，呈现了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变化。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神秘古老到现代化崛起的变迁过程。
这种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也体现了英美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描写也将继续丰富多彩，成为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题材和动力源泉。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国家，在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迁，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本文将从19世纪到21世纪，通过对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探讨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19世纪初期，中国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往往是被浪漫化和神秘化的。
在这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殖民和贸易，英国的鸦片战争和美国的洛思号事件等事件使得中国成为西方文学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对象。
在英国文学作品中，中国往往被描绘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古老的文化和神秘的仪式。
伦敦作家马里昂·兹克劳奇的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中国形象往往被描绘为神秘和阴暗的，充满了不可知和难以琢磨的特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形象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20世纪初，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国的革命和改革也引起了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聊斋志异》的《聂小倩》、《鉴湖记》等作品，在英美文学中广为传诵，其中《聂小倩》更是被改编成了不少电影和话剧，成为了西方文学作品中一个经典的中国形象。
在这个时期，中国形象逐渐从神秘和浪漫转变为真实和现实。
很多文学作品开始描绘中国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命运。
美国文学家路易斯·艾默里·洛姆的小说《解放》中，通过描绘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的故事，呈现了中国人民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
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和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愈发地受到西方文学家的关注和赞美。
英国文学家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深刻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贫困，引起了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共鸣。
这些作品深刻地描绘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的命运，使得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更加丰满和真实。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约1298）问世算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
我们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研究该形象的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问题值得注意：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
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
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
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
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笔者在上述三个层次上，尝试提出并规划该研究中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
一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
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
1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0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
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虽然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确实就是中国。
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把“契丹”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波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西方眼中变迁的中国形象
西方眼中变迁的中国形象在几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游览、评价中国的人物身份的不同与价值观的差异，以致流传入西方的有关中国的认知并不是真实的中国形象，而是加入了西方人自己判断的不全面的或者理想化或者丑陋化的中国形象。
因此西方视野意义上的里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自身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因为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乌托邦形象，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通过对中国形象的肯定与向往表达对本国现状的不满，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二是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调解、否定甚至丑化中国形象进而同化中国，强化和肯定本国。
正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存在，使得中国形象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西方人中不断变化。
在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充满了梦幻和传奇色彩。
这源于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其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传达出的中国文化是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
尽管《游记》对这个“世界之冠”的国家充满故弄玄虚的溢美之词，但却是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些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接着，十七到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进而吸引了西方，中华文化的精神和繁荣社会连同其精美器物一道引起西方人的浓厚兴趣。
这使得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的一切都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肯定有加。
启蒙主义哲学家竭力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
中国的开明帝王，宗教宽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都使当时的西方人自愧弗如。
比如在启蒙时代的德国，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德行推崇备至，把中国人看作最优秀的民族。
这些体现了上升期的欧洲对中国那种既仰慕艳羡又贪婪觊觎的印象和态度。
事实上，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这些描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美化和失实的地方。
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在认识自我的同时解读中国，在解读、构建他们眼中的中国的同时重新认识自我。
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哲人形象1. 在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将一个富庶、文明、繁荣的契丹蛮子国(古时对中国的称呼)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令他们叹为观止。
2. 14世纪中期，英国座椅上的旅行家曼德维尔在其虚构的小说《曼德维尔游记》中再次用这一想象中美丽神奇的传奇国度，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
此后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的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皇帝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
通过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研究，他们发现这是由于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哲人——孔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创立了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
四书五经赋予中国皇帝以贤明、旷达，使他们用知识、用爱而不是用暴力来治理国家和人民，于是一个西方关于中国的正面套话“哲人王”便诞生了。
当然，不管是17世纪的哲人王康熙，还是20世纪的哲人王毛泽东，都被西方人涂上了浓重的想象色彩和理想化色彩，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形象来改造自身。
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用它抨击暴政、挑战神学；20世纪的西方人则，试图用它来拯救被战火和功利燎焦的灵魂。
中国佬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到了19世纪来了一个大逆转，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一变而为专制、贫困、停滞、腐朽，中国人由聪明、勤奋、坚强、质朴变成愚昧、奸诈、怯懦、保守，西方的中国观由钦佩、狂热、仰视转为批判、憎恶、蔑视。
1.英国著名的《笨拙》杂志在1858年4月10日上刊登了一首诗，题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诗中对中国佬约翰极尽丑化谩骂之能事，声称约翰牛逮着机会就会好好教训中国佬约翰。
2.在一篇题为《中国佬约翰》的小说中，哈特有这样一段描述：“持久的卑微意识——～种在嘴和眼睛的线条中隐藏着的自卑和痛苦。
……他们很少笑，他们的大笑带有超乎寻常的、嘲笑的性质——纯粹是一种机械的痉挛，毫无任何欢乐的成分——以至于到今天为止，我还怀疑自己是否曾经见到过一个中国人笑。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摘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自身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因而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
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
本文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
解析这两种功能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表现。
关键词：形象；文化交流；西方社会；变迁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描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显著差别。
这里面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原因。
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
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认识，这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
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代表着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西方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法国形象学家巴柔认为，看似个人创作产物的异族形象事实上是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产物。
形象受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整体的看法和观念，是群体想象的结晶。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
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
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是与所处社会模式相反的、不同的社会形象，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
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
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
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这两种功能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凸现出来。
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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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丽耶德特利《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一，背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
二，总述阶段划分：
（一）第一阶段：18世纪末------第一次鸦片战争（过渡期）
（二）第二阶段：1840年------20世纪前十年（史料丰富，统一性：论述重点）三，第一阶段：（背景：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
新的记录较少，只在一些诗歌或其他作品的零散段落中，而之前的作品相互矛盾，产生迷惑情绪；依据异国肖像，产生“套话”了的中国形象（一）第一阶段中国形象分类
I 注视者不同（受身份、先见、时间等影响）
1，宗教人士
耶稣会士：颂谕
新教徒：不怀好意（官僚---文盲；商人---无赖）
2，交往受挫者
使团（游记）：鞭挞
商人（笔录、口述）：恼恨
II作品表现的态度不同
1，浪漫主义诗人：中国是浪漫主义代名词；从中国诗歌中汲取灵感
形象：“奇幻中国”、“诗人与歌妓的浪漫生活”
儒官：大腹便便、富有
小女人：吊眼、小脚
2，一些作家：试图揭示“中国幻想”、
形象：“发育不全的民族在暮年享受颓废的快乐”
诗人、儒官：毫无节制的鸦片和爱情耗空了身体，无行动力
女子：无灵魂，肉欲快乐的尤物，“廉价”“卑贱”
3，一些作品：蔑视、俯就态度
形象：反面的，受嘲弄的中国人
具体表现：①②③④
（二）第一阶段中国形象总结：
“表面化”、“漫画式”：集中于衣着饰品、外形特征、琐碎小事
精神状态描写：自相矛盾。
西方的中国形象
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华文明5000年来，经历了各种苦难，也经历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
通过总结几千年来外国人对中国的不同看法，我们会有一种别样的感慨——原来我们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如此丰富多彩，原来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会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国形象变迁史。
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
当中国人远度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
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中国人民族性格等方方面面之形形色色的记录，观感、研究和评论。
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在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进入近代，确切说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就开始关注西方人的看法。
尤其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里，我们强调西方是一面镜子，我们要借镜自鉴，要从西方人那里看到我们的真实、本质，甚至看到现状。
我想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西方的中国形象往往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第二，即使西方经过启蒙运动、理性教育、民主开明，对中国也没有一致的、理性的看法。
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是经常摇摆不定的，而且是经常变化的。
第三，今天无论西方对中国有什么看法，都不是产生自今天的，它是有历史渊源的。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
它们的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政府所雇佣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外国在华报刊及西方各大报派驻中国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律师和商人，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远非同时期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文化意义作者：马海婷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29期摘要：西方世界通过在中国这一异域文化中寻找具有原型意义的对象作为据点，将自我所渴求和构想的，或是得不到充分表达的文化因素投射出来，展开其对中国的构筑和想象，而后又带着这种对异域的识知系统回归到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去，审视和重建自我。
关键词：中国形象；自我认同；镜像；作者简介：马海婷（1987-），女，陕西咸阳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助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9-0-02“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
”[1]“形象”这一概念是某一主体立足于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据点，与对象间自觉建立起发现与被发现、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进而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关于对象的印象，所以形象的关键也就不在于对象本身，而是存在于主客体的对立关系中。
在西方文化系统中，中国即是一种想象性地理存在，作为他者之镜验证西方自身的存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经过整个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的过程，而逐渐形成一系列套话模式，这些套话随之成为一种本质性的知识力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西方世界对中华民族的看法中去。
随着西方文化自身的每一次的动荡，中国形象在西方出现的7个多世纪（马可·波罗朝代）中，经历了被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且一直作为西方人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存在。
13世纪中期是西方现代历史的起点，是西方世界知识、经济体系形成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形象进入西方世界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1298年）、《曼德维尔游记》（1357年）、《鄂多立克东游录》（约1330年）三大“游记”成为最先表述中国的西方世界读物。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随着近代英美文学的发展，其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描写也在变迁之中。
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既反映了中国自身的变化，也受到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偏见的影响。
19世纪初，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红楼梦》等作品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富有诗意的神奇国度，强调了其秦汉文化的独特性和奇异之处。
而《碧血丹心》则描写了中国妇女的忠贞和勇敢。
这些作品使西方读者产生了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
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逐渐陷入危机和衰落，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负面。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尔摩斯的敌人——中国人“东方巫师”傅利叶（Fu Manchu）的形象。
在《中国谜案》系列中，傅利叶被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大毒枭和阴谋家，对西方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这种形象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恐慌和对中国移民的偏见。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革命和民族振兴的浪潮，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龙五》和《故事新编》等作品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英勇和坚强的国家，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拼搏精神。
这种描写使中国成为了西方读者眼中的英雄民族，赢得了他们的敬佩和喜爱。
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和内战的年代，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再次发生了变化。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巴山夜雨涨秋池》等作品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充满阴暗和腐败的社会，充斥着贪婪和欺骗。
这种形象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困境和动荡，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失望。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发生了转变。
在《追风筝的人》和《白鹿原》等作品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复杂多样的国家，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的努力。
这些作品既呈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揭示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挑战。
这种描写使西方读者对中国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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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中国形象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知识与想象，经常是该文化自身结构与本质的投射与反映。
它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的本质与现实之间出现断裂，于是就以幻想的形式将该文化本质投射到一种未知或一知半解的异域形象中去。
西方想象中国的两个极端形象：美化的中国形象——乌托邦化与丑化的中国形象——憎恶与意识形态化，以想象或表现的方式构筑一种西方文化系统内的中国形象，在这个形态中，西方既可以“认识”中国，又可以认同自我。
西方将中国形象乌托邦化，是为了否定西方现实秩序，达到西方对自身文化的某种反思与超越。
而在启蒙运动之后，日渐强大的西方需要一个“他者”，一个否定的形象，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和自我认同感。
在19世纪之前，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将其乌托邦化。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和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一个地大物博，繁荣昌盛，和平安定的契丹，这对于处于黑暗时期中世纪的西方来说，契丹就是一个天堂，是其理想向往之地。
除此之外，中世纪西方文化中需要借助对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化，来寄托他们的经济与政治需求，来超越基督教文禁欲文化而强调世俗欲望，为资本主义文明创造契机。
《曼德维尔游记》是作者在既定的基督教视野和西方传说文化下，融合获得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虚构而成。
书中同样赞叹契丹城市繁荣，政治清明，物产丰富。
在西方中世纪晚期，对财富欲望的向往投射到了契丹传奇中，黄金与丝绸的神秘乐土的传统构筑起西方人的远东神话。
对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来说，契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他们集体无意识中的欲望的信息，也表达了西方人对世界与西方文明自身的识别与认同意识。
13-15世纪西方对中国形象的物质化，是用金银和钻石的世界看东方世界，而在17世纪，西方再一次对中国形象进行乌托邦化——中华帝国，将视野转向了中国的文明，构筑了一种独特而优越的政治伦理与文化制度。
启蒙时代的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改造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利用中国形象。
宗教上从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政治上从开明君主到哲人治国，经济上的重农主义与国家教育等等。
18世纪开明的
中国君主形象，是西方启蒙主义政治期望的投影。
启蒙主义的哲学家期望通过理性的建设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
这是西方人独特的心理原型的幻想，利用异域文明可利用的价值部分，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自我超越。
哲学家开始利用中国形象挑战暴政的神学，伏尔泰改编了一出中国的戏——《中国孤儿》，阐释孔夫子的道德哲学。
他指出：“欧洲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孔子的学说和文官制度，中国开明的君主制度和道德理想国成了西方所效仿的对象，“孔教乌托邦”成为了西方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
然而戏剧性的是，19世纪之后，中国形象从天堂跌落地狱。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成了古老落后，僵化呆板，愚昧无知，专制凶残的劣等民族。
虽然中国形象在西方眼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西方构筑中国形象的现代内在逻辑和话语构成原则始终没有变，中国形象始终是在为西方文化的存在提供某种参照意义，帮助西方人确立自己的价值，意义。
当日益强大进步的西方不再需要中国作为效仿对象，转而丑化中国来肯定自身，满足文化自恋和优越感，增强自身的认同感。
从鸦片战争开始，丑化的中国形象已成为西方人的污蔑和嘲讽的对象。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文明是古老，停滞的，中国是落后无能，退化的民族，中国人是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随时可能泛滥成灾的黄祸。
随着这些污辱和谩骂，丑化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大部分人眼中的中国。
一个软弱无能而战败的民族是不值得同情的，也很少有人想到中国人变成鸦片烟鬼，有赖于英国商人供应的鸦片和英国皇家海军利用武力保障这种罪恶的供应。
鸦片有着东方性，中国是东方性的代表，而中国最彻底的东方本性又体现在鸦片经验或鸦片经验式的沉醉堕落的精神状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立了西方文化构筑观念中的世界秩序与该世界秩序中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两次鸦片战争，从火烧圆明园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及十九世纪末“黄祸论”，认为黄种人是退化的民族，是低劣的道德败坏民族。
西方人通过对中国的武力征服和诽谤，产生对自身文化认同感，优越感，借以被否定的中国形象来满足自身潜意识的文化心理。
黄祸论是西方民族文化的一种病态的恐惧症与虐待狂表现。
这些理论塑造的中国形象既为西方警戒，也加强了西方的优越感并确立西方的世界优势，并为西方的入侵提供合理依据，侵略者变成中国的救世主。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更加复杂。
国际事务变化莫测，通过大众传媒的渲染，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飘忽不定。
黄祸论和义和团恐怖事件，被丑化的红色中国，被美化的红色乌托邦，改革开放的中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飘忽不定，而世纪末的“中国威胁论“令西方感到恐惧和焦虑。
西方把中国描绘成地狱或天堂，是西方人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心理无意识中的某种“中国情结”。
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无意识中的原型来规划世界秩序理解东西方关系的。
这是原型心理规定下的行为模式。
在该心理原型的影响下，中国形象，以“地狱”或“天堂”，呈现在西方人的幻想中。
通过了解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我们不是探究历史上真实的中国，而是透过这些被美化和丑化的中国形象，来了解西方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基因。
与此同时，身为中国人也需要反思，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需要我们以坦诚，勇气和明辩的理性，来临照这面镜子，来更好的了解中西方各自文明的影响与交融，避免一味地自大与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