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形象 形象学

西方的中国形象
摘要：随着历史的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交通科学的进步都成为不可逆行的潮流。

在这过程中各国间的交融交往编织了整个地球村。

古往今来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在不同时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本文中以1250年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作为重要转折点，20世纪后的毁誉参半来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西方；中国形象；
一、中国形象的起点
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

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

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属于朦胧的探索阶段，比较多的是着眼于中国的整体感知。

对中国的形象也是属于积极的，正面的。

可以分为“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孔教乌托邦”三个阶段。

1245年，《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出现有关“契丹”的介绍，将最初的中国形象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接着是《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

这两部书是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百科全书。

这些书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称赞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与蛮子”地大物博、商贸发达、君权强盛、国富民强……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传奇” [1]。

所谓“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关于财富与君权的传奇。

它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契丹传奇将中国塑造成财富与君权的象征，表达了资本主义早期萌生的世俗精神。

他们对中国的羡慕和崇拜的同时，也在遗憾自身的缺憾、压抑对宗教的不满，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向往。

“大中华帝国”时期是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

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

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

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

“孔教乌托邦”中的性善论和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使启蒙哲学家把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渡入历史。

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

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
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

“孔教乌托邦”成为了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

二、中国形象的转折点
西方的中国形象这种持续美化的趋势，大约在1750年前后达到顶峰并开始衰落与转型。

1750年也是西方扩张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或分界点。

西方扩张在贸易、军事、政治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欧亚贸易已从重商主义自由合作贸易进入帝国主义殖民劫掠贸易时代，通过逐渐打开他国的大门，建立了消费市场，成为霸主。

渐弱而又停滞不前的中国就不再显得神秘而令人向往，中国的形象就开始走下坡路，变成负面的。

当然这时候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关系。

中华帝国在精神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专制的、历史上是停滞的，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诸如理性、素朴、自由、进步等完全相反。

这样才利于西方强国明目张胆的掠夺，横行霸道。

艾田蒲说得很直露：“……对中国的排斥就是这样起作用的，这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序曲。

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首先只有对它进行诋毁。

然后由大炮来摧毁它。

”[2]
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出版与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

《环球旅行记》介绍的那个贫困堕落的中国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分析的那个靠恐怖的暴政统治的中国，逐渐改变着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

此后的一个世纪间，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使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

半野蛮的专制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行将覆灭，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终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沉入西方想象的东方黑暗的中心。

在启蒙运动后期出现的否定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达到高潮。

专制的中华帝国、停滞的中华帝国、野蛮的中华帝国三种形象类型，出现在西方现代的启蒙“宏大叙事”中，作为现代性主导价值——自由、进步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西方现代文化完成自我认同并确认西方中心的地缘文明秩序。

是变异性的。

这种形象学重视形象制作主体对“他者”的创造性阅读和接受。

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
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

三、20世纪后的毁誉参半
20世纪后由于中国本身的社会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一切秩序在打乱重组，在革命和改革中不停的摸索前进的道路。

这时候西方看到的中国形象也在随之上下波动。

而后西方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西方文明，面对来自自身的打击，原本自信、傲慢的精神世界收到重创，在废墟上徘徊的欧洲知识份子再次向殖民地、第三世界文明寻求疗救和补偿，文学创作成为最主要的手段、对普遍人性的思考，对审美需求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阶段西方的“中国形象”最受注目的内容。

所以这一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毁誉参半。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黄祸”传说与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中开始，但同时也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让黑暗的中国形象边缘泛出光亮。

西方知识精英曾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

在30-40年代赛珍珠的小说与亨利·卢斯主持的《时代》、《生活》对中国的报道中，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

但这段“闪亮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

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

到60年代中国形象又逐渐由暗复明，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望。

“毛主义”的红色乌托邦在70年代后期又遭到破坏，80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一直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80年代是“后文革时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西方眼里正使中国愉快、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

然而，新幻象在一夜间破灭，90年代以后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又进入新一轮的否定化阶段，世纪末的“中国威胁论”像世纪初的“黄祸论”一样，令西方感到恐慌。

而再往后的改革开放到现如今的大国崛起，全世界一方面惊叹于中国的崛起之快如醒来的狮子，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也随之而来。

回顾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历程，向往赞誉和诋毁蔑视这两种明显的“态度”令人惊奇。

在我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形象认识都是很正常的，也取决于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中国在西方的认识过程中，往往被他们的精神需要，物质需要，世界环境，历史背景等控制。

但现如今，我们要用全面综合性的眼光来看待形象问题。

文学作品中形象应是的建立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广阔的背景上的，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他者的形象，就不能不将其
置于被扩展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去考察。

今后的西方中国形象的发展之路会是怎样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会有综合性的理性的看法出现。

而我们中国人也一定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注释：
[1] 详见《契丹传奇》，周宁著/编注，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

[2] 《中国之欧洲》，（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7-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