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色论到童心说_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

———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左　东　岭

以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性灵文学思想可统称之为性灵论,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可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如王阳明称之为“自得”,唐顺之称之为“本色”,李贽称之为“童心”,公安派称之为“性灵”,汤显祖称之为“言情”等等。就其不变因素言,以心性为核心可以说贯彻各家理论主张;就其变化言,则诸家又各有其侧重。大致说来,王阳明与唐顺之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公安派与汤显祖体现了其后期特征。李贽的童心说则介于此二者之间,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此从唐顺之的本色论到李贽的童心说,是性灵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变化较为明显的一环,弄清它们之间的异同,将有利于理清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发展线索。

1

先看本色论与童心说的相同之处。李贽与唐顺之在历史上虽没有过任何实际的交往,但因二人同属心学体系,从而使李贽的童心说与荆川的本色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二者都强调文章的内容因素,尤其以主观心性作为文章的首要因素,而对

形式技巧不屑一顾。唐顺之认为只懂得绳墨布置而缺乏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断断写不出好文章的。李贽《童心说》也同样强调,倘若非出自真心,“言虽工,于我何与?”①其《杂说》更明确地说:“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道理,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②若欲写出天下之“至文”,必须要靠“童心”,而决不能靠什么形式技巧。从王阳明到李贽,心学一系的文学思想可以说都是主观心性论者,都把形式诸因素置于次要地位,甚至有意识地颠覆既定的传统形式技巧。王阳明曾说:“勿忧文辞之不富,惟虑此心之未纯。”③王畿也说:“本色文字,尽去陈言,不落些子格数。”④均表现出贬斥形式的倾向。与此相联系的是,二者均主张自由无碍的表现。唐顺之要求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而李贽也要求“童心自出”,“童心者之自文”,此所谓“自出”、“自文”,都是指自发自然、流畅无阻之意。因此,从总体趋势看,李贽的文学思想无疑属阳明心学一系,从而构成了明代性灵文学思想发展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而,李贽又是使性灵文学思想发生变异的一环。如果仔细比较唐顺之与李贽的文学思801

想,便会发现在相同中又包含着巨大的差异。唐顺之尽管强调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但与此相对立的却并不是假,而是空与虚。因而荆川立论的核心便是实与虚的一对概念。比如他说:“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

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⑤此处当然也有讥讽其假的意思,但其行文主旨则

在指责其空虚无用,重在有识与无识,而不在真与不真。李贽说:“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

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⑥此处李贽也讲“实”与“有德”,但他更强调的是言语要“由

衷”,亦即自我的真实情思,而这种情思倒不一定是“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有时甚至是并不很完美的,但只要是真实的,便是有价值的,因为在本文前边李贽还说:“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可知这欲扬之“美”也许本身并非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不是作者的真实内涵,所以才是丑的。而李贽所指责的那些“道理闻见”,或许是被儒家视为极其珍贵的仁义忠孝之类的内容,可由于它们并非发自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也就变成丑的了。故而其要在真与不真,而不在其有识无识。在李贽眼中,有见解固然重要,所以其《二十分识》一文强调无论是处世还是作文,均应才、胆、识三者俱备,并且说:“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

十分胆。”⑦可见他对作家主题要素的重视,体现出其心性论文学思想的特征。但是就其文学思想的整体来看,真实自然却更为重要,这又是他与前此的心性文学思想之不同处。

唐顺之的本色论之所以与李贽强调真实自然的童心说具有较大区别,其关键是由于其儒家道德中心主义所决定的。尽管他承认秦、汉以前,儒家、老庄、纵横家、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其本色,故而“其言遂不泯于世”,但他显然并不是要将诸子与儒家一视同仁,所

以在承认其各有本色的同时,又指出其“为术也驳”的缺陷。⑧荆川的本色说实可分为两个

层面,一是必须有自我的特性,二是在本色之中又有高低之别。这意味着他可以承认其他各家皆有其见解(即本色),但他不可能承认其本色与儒家具有同等的位置。因此荆川的本色严格讲仍停留在道德论层面而未进入审美论境界,所以他谈起自己所倾慕的前代诗人时,便对宋儒邵雍情有独钟,其原因便是邵夫子非但有超然求乐的境界,而且不失儒者的品格。为此,荆川总结其晚年创作说:“其为诗也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也率似寒山《击壤》而欲效慕之,而又不能效慕之然者。其于文也,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求一秦字汉语,了不可

得。”⑨从其表述方式看,突出了本色自然的重要,内容冲破了形式的限制,而一旦涉及本色的内涵,则又俨然以道学家身份自居,这便是荆川文论的特色。而且此特色并不限于荆川一人,可以说大凡是心学家的文学理论,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此种倾向。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由于他们缺乏审美情趣所造成的,其实又不尽然。象王阳明这样的心学家,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而且具有超然不俗的胸襟,更能写出优美漂亮的诗文,但他一论起诗文来,却又总是摆不脱道学家的口气,比如说其教学方式以启发为主,经常与弟子们在一起弹琴歌诗,颇有艺术氛围,但其目的却是:“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

901从本色论到童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