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

《菊与刀》《日本论》与当前日中关系当前中日紧张关系的关注，让我终于下定决心，在寒假期间重读了《菊与刀》和《日本论》这两本国内市场上研究日本社会心理最权威的著作，并写下这篇读书笔记，试着重新审视和认识这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邻居，也正好为重新认识的东亚传统“华夷秩序”提供一些佐助。

《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二战即将结束时，他接受美国政府委托，“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即将战败的日本进行研究”，并据此得出综合报告。书并不长，分十三章揭示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而《日本论》一书的作者戴季陶先生也许更为我们熟悉。这位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后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一任校长，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和一名真正的“日本通”。由于种种原因，他曾长期生活在日本，一口流利的日语说得“隔着墙壁就无法分辨出他是个中国人”，甚至与一名日本护士诞下一子（即蒋介石养子蒋纬国）。出于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日本这个国度的目的，《日本论》一书从日本神权迷信与国体而起，谈及了大到日本军国主义，小到日本国民性的方方面面，其中许多，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诚如戴季陶所言，“日本人研究中国精细深刻，不遗余力，‘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对日本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踏实的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相较于认真地了解这个邻居，中国人往往倾向于采用固守于老旧的主观认识。可这些认识究竟是哪里来的呢？有多少是符合其实际，而又有多少已沦为宣扬民族主义的工具？如果我们仍然张口“小日本”，闭口“日本鬼子”，那我想，所谓“认识”不过是一句笑言，更遑论“学习”。要真正去了解他们，就必须放弃所有的偏见去重新审视一个“陌生”的民族。

这并非我第一次阅读这两本书，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阅读它们，却仍是第一次。高中期间，本人曾有幸参与到大东亚青年交流项目，受日本外务省的邀请到日本交流学习了一周时间。在这期间，我深切地感受到日本人性格的难以概括与形容。我在大阪垃圾焚烧厂遇见过极端负责的工作人员，当被问及“花那么多钱建一个那么复杂的垃圾处理站值得吗”的时候，他轻描淡写的一句“既然对市民有利就该花，否则钱该花在哪里呢”让我瞬间肃然起敬。可在京都，我也遇见过衣着光鲜，在外彬彬有礼的高中生，课后带着我一起到阁楼里吸烟打游戏。在试图利用这一个个碎片拼凑起日本整体性格的时候，我唯一能想起来的词便是“割裂”。复杂的礼、义，与备受压制却又同时被默许的本性，让“爱美与黩武、尚礼与好斗、喜新与顽固、服从与不驯”（《菊与刀》语）这些相悖的元素，如此违和地熔于一炉，在一人一物上表露无遗。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日本人如此割裂的性格呢？应该说，所谓的“表里不一”并不是日本人的专利，不承认私利而过分强调孝义廉耻对人类本性的压抑，同样见诸于传统的中国社会，区别或是在于日本人对于人本性的承认丝毫没有影响到其对于忠、义的过分强调，而中国人在陆王心学的影响下，却逐渐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儒学发展道路。日本人宣称“崖山之后再无华夏”，也正是因为自认为继承华夏儒学的衣钵，而将中国儒学视为改弦更张的异类，试图与中国争夺所谓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大陆野心除却其生存本身需要，也不能不谈及这种思想的影响。

然而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本来就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加之二战失败后，日本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文化层面上的社会反省缺失。日本的文化在骨子里似乎与二战前，甚至是明治维新前并无二致。《菊与刀》和《日本论》这两本成书于60多年前的著作，时至今日也仍然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不知道说是一种奇迹还是一种

悲哀。又思及自身，中国历经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社会文化已发生深刻变革。教科书中历来将日本视为全盘西化的第一国，这一地位恐怕还真的有待商榷。

言至此时，对于日本国民性格的论述已经算是基本完成了。下面就转而讨论一下这种性格对当世的影响。战争中的日本人，性格中的阴暗面急剧爆发，长期受到压抑的本性（兽性）释放，而远不以之为耻，反以为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甚至鼓吹樱花飘零的烂漫。除此之外，神道教的政教合一身份，让天皇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忠君报国的思想和武士道的狂热，一起为诸如神风特攻队的存在，奠定了心理基础。日本人从二战起就从不以此为耻，又怎么能期待他们认错呢？死要面子的日本国，一旦做出这样的道歉和检讨，恐怕是要全国上下一同切腹自尽的。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美国在二战后的行为是“纵容日本军国主义”，而更愿意将其视作一种实用主义的占领策略：用和平宪法缓慢地扫除天皇在一国的地位，用30年的飞速发展渐渐培养出一群稳定的中产阶级。所谓昭和养鬼，平成养猪，现在极度老龄化，中产阶级庞大的日本上下，是不是还真如中国官媒宣传的那么好战，其实真的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参观日本外务省的当日，我就恰好在路上遇到了反对修订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示威，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日本政府的刻意安排，但此事却成为日本之行中最能引发我对中日关系深入思考的事件。也许我们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反日情绪，到底有多少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而这种泛滥是否阻挡了我们去观察一个邻国，是否阻挡了我们真正地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萨缪尔约翰逊说过，“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如果我们纵容这种毫无意义的情绪蔓延，甚至发展成为砸车砸店这样愚昧的行为，那我们事实上与无赖恐怕还真没什么差别。钓鱼岛问题本来就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复杂，与其耗费时间在这种无谓的事情上，倒不如去深究一下《开罗宣言》《旧金山和平条约》来作为依据。刘大使的话传到国内虽然字字珠玑，但在国际上却远远落于下风，这远非一句西方亲疏好恶就可以解释的。想要回钓鱼岛，甚至是南海诸岛，要的不是日日夜夜嚷嚷着要让东京沉没（网易新闻评论），或是什么“琉球地位未定论”（某专家大作），而是闷声发大财，做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的法理研究，并锻造出一支敢打能打的军队，甚至是从更高的层面入手，先改好体制内的各项弊病，强国强军，再图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