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意义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史意义

马跃敏

（平顶山学院中文系，河南平顶山 467002）

摘要：《古诗十九首》集中表现了人的困境和生命意识的高扬，在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传统研究肯定其艺术性而否定其思想内容的评价显然是不完整的。《古诗十九首》突破了两汉传统诗教而强化了诗歌个性化的抒情，开启了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它孕育形成的个性化，抒情化，审美化的社会思潮使文的自觉在魏晋六朝成为必然。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文的自觉；文学史意义

《古诗十九首》对生命意义的深切思考和率真表达是超越其前期任何作品的，孕育着文学自觉的因子。它标示着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感情，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它首先突破了传统诗教的束缚，使诗歌成为个性化的抒情，在礼教和世俗之间的徘徊，也是当时士林风气的折射，而诗缘情是文学自觉的关键。其次是文人对文学的风格及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从内容和形式上产生了一系列突破和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魏晋南北朝漫长的文学自觉之路，正是由此为契入和演进的。

一

以往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大体上有两个传统。一是以《文选》李善注为代表的以释典释事为主的传统，他们强调对诗歌字、词、句、典的解释。另一个是以元人刘履《选诗补注》为代表的以释义为主的传统，他们强调诗歌命意的说明。后者多以比兴观念来解读诗歌，认为十九首表达的男女恋情和相思离别必关教化，必有寄托，以至于“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成了家常套语。这些传统成果，为我们了解古诗作者、内容及艺术性提供了基础资料，而对《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线索上的纵向讨论却不够深入，实为美中不足。在长期的文学史评论中，往往肯定其艺术特色，而把其思想内容尤其是人生态度归于消极颓废,直到近来才对其个体生命意识和享乐人生态度给予较高的评价。《古诗十九首》是当时士人普遍的愁苦、焦虑与伤感的集中反映，作为典型的抒情诗，它在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也正是基于其对生命意识的高扬以及对此毫无矫饰、大胆率真的表达。这些作品揭示的人生哲理，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都使《古诗十九首》意—————————

作者简介：马跃敏，1971年生，河南汝州人，平顶山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

蕴深邃并且诗意盎然。

若探讨十九首生命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便会发觉，东汉末年文学风格正处于由西汉形成的恢弘壮丽的浪漫格调向关注流连哀思个性抒情转折的十字路口，社会地位的转化与士人心态的变易是其表象，创作主题的突破才是其深层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将，这种生命自觉昭示了儒学传统诗教的坍塌。当大一统的辉煌壮丽连同梁园氛围一同成为扬州旧梦，凶险的时代与解体的儒学诗教使文人的心灵与创作都蒙上了哀伤和不安。其中的失落和痛苦反映了文人地位从帝国形成前的独立走向依附时的忐忑和焦虑，当政权不能庇护这种依附时，个体的失落与痛苦无意中却孕育了诗性精神的高扬。由于现实的追求往往是失落的，及时行乐和人格萎缩便成乱世一景。其中虽不乏以天下为己任清刚贞亮的党人名士，也有全身远祸又追求精神生活的玄儒名流，但更多的则是追名逐利和不时营造另一精神家园的俗士。后者则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队伍。在游学游宦为特征的世俗风气中，大批中下层文人把生活中的失意和精神抑郁用文学表现出来，生长出其永恒的意义——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反思与取舍。“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些真实的悲慨形成了及时行乐及向往美好自由的情绪及精神寄托。而儒家诗教的破碎也是明显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憾轲长苦辛”……精神的困惑和拯救使玄学思想在乱世生长起来，他们对生命的放纵有了新的理论基点，“为乐当及时，何必待来兹。”“若昼长夜短，何不秉烛游”……文人诗歌突破了传统诗教“美人伦、厚教化”的言志空间，使之成为抒发个体生命经验的重要方式，真正把诗歌带到了缘情的道路上来，这使得《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了某种转折标示的意义。

生命意识应是源于对生命有限性和生存价值的深远认知与哲学感悟，并自觉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永恒，力求实现生命的理想境界。“我们必然要死亡，这一事实对人来说是不可更改的，人意识到这一事实，这种意识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人的生存”①而对生命脆弱的悲哀及生命焦虑的消解无疑在深层影响着文学史的走向和品格。从建安文学的勤勉功业，到正始文人狂放于药及酒，直至陶渊明不以生死为念顺其自然的态度，甚而连同永明文学对声律美、宫体诗人对女性的审美观照无不是文学对生命的求证，审美意识的自觉，先秦文学中此种因素是很难见到的。这些都是以对生命的焦虑为基础的，只不过是消解途径不一罢了。故而，文学史上生命意识及社会精神的突破，在《古诗十九首》前后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其深远影响便在于：文学史上的时空意义，以真为美的思潮以及文风多向突破便以生命意识觉醒为基点生长起来，使文学的自觉成为必然。

《古诗十九首》里享受生命的激情是真实可感的。不论是“先据要路津”的欲望还是放纵挥霍的生活，都是在于企图使精神超越肉体的局限，获得永恒的意

义。“表面看来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受、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②而这恰是文士永恒的心灵历程和艺术的审美特质,怀才不遇和忧患意识提升了文学价值和品格也注定了文学史演变的方向。这种痛苦和哀伤，不但不会降低十九首的价值，反而是生命意识的浪漫盛开，也是文学的核心价值。它所连接的是创作的个性化和文学的自觉。

二

反映人的困境是文学的根本动力源。在生命意识大规模地觉醒后，人生短暂的压迫让作家竭力寻求解脱。《古诗十九首》突出告诉人们生命的脆弱性，这对人类是个巨大的震撼。“在所有动人心弦的事情中，对死的恐惧是首当其冲的”③个性化的创作对此表现出内心极度的敏感和悲伤。在享受现实的大背景下，建安文学的主旨在于生命不朽和建功立业，而在“三曹七子”身上，这个曾经的目标又让人认识到功业最终和人是分离的，而且诗化的功业和政治的功业是两回事。到阮籍诗中，阴暗的政治把功业理想吞没了，生命又坠入了更寒冷的绝望中。如果说诗化的功业理想从政治中退出来是曹植的一个努力，这一矛盾到陆机的诗中就彻底消失了，转化为自然和女性。诗歌作为一种语言存在，是人心灵的另一生存空间，是灵魂的另一安顿形式。而且自然作为和社会相对应的一种解脱方式是最直接的，在自然中，生命是纯净而自由的，六朝诗歌便在自然和女性这两种元素上生长起来。陶渊明诗中一大哲理便是人在向外追求时，不是得到，而是失去，导致的是人的焦虑和缺损。田园诗强调的是自然，是自足，与普遍人群的追求相反。因为自然不需在对象中找到自己的价值，避免了心为物役，“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所以《古诗十九首》直接显示的就是人生的悲哀和不完整，从而揭开文学自觉关键的一个环节，经过整个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发展演变，使文学自觉成为现实。

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而儒学的人生伦理是建立在对生命价值孜孜以求和精神上的积极向上前提之下的，它带有较强的理性约束力，而对人的生死并不看重，要讲求大济苍生和兼济天下。故而在《古诗十九首》之前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对生命短暂的悲伤抒怀。而《古诗十九首》如此集中而强烈地抒发生命困境与脆弱，进而发展成为文人诗歌中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对传统诗教的一个突破，把诗歌带到缘情的道路上来。文学的自觉是需要一种社会思潮为基础的，这种思潮当然不是极少数人，只能是得到广大士人阶层的普遍认同。无论从诗歌主体的性情而言，还是从诗歌表现内容和艺术风貌而论，《古诗十九首》已形成了一个价值取向的转变，使诗言志向诗言情过渡。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的分别论述得很具体，“吟咏风摇，流连哀思者，谓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