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鲁迅抬棺的人共有16人

给鲁迅抬棺的人共有16人，他们的名气一个比一个大。

这16个人分别是：胡风、巴金、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

胡风，原名张光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当时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领导，是鲁迅挚友。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1982年4月，获得但丁国际奖。

黄源，原名黄河清，是鲁迅先生晚年亲密的弟子和战友，于上世纪30年代帮助茅盾、鲁迅编辑《文学》、《译文》月刊，并译著了许多外国名著和著作。

鹿地亘，日本进步作家，本名濑口贡，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

因发表许多反战言论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5年流亡到上海，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鲁迅等进步作家往来亲密。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直至1982年去世。

黎烈文，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1932年起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发表了鲁迅、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抨击时弊的杂文作品，1935年与鲁迅等组织译文社。

后为台大外文系教授。

孟十还，原名孟显直，作家、编辑、俄国文学研究者，曾留学苏联10年，在黎烈文主编的《译文》上发表许多俄国和苏联文学译文，与鲁迅合作翻译《果戈理选集》等书，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全集》里收有多封鲁迅写给他的信。

靳以，本名章方叙，作家，193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抗战期间任重庆复旦大学教授，兼任《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编辑。

建国后，曾作《收获》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张天翼，原名元定，著名作家，主要作品为小说与儿童文学。

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它的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工作，协助编辑《十字街头》等刊物。

吴朗西，编辑家，1934年，在上海创办的大型《美术生活》月刊担任文学编辑。

9月该公司又创办《漫画·生活》月刊，该刊有一半篇幅刊登杂文和小品文，因而与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有交往。

陈白尘，原名陈增鸿，剧作家、戏剧活动家、小说家，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

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

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

肖乾，曾用名肖炳乾，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任《大公报》记者、编辑，主要著作收入《肖乾选集》。

1986年被挪威王国授予政府勋章。

聂绀弩，著名诗人、散文家，1935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邂逅》。

1936年2月，聂绀弩和胡风、萧军、萧红等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文学杂志《海燕》。

聂绀弩以杂文名世，且其旧体诗别具一格，甚获推崇。

欧阳山，原名杨凤岐，现代作家，16岁那年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

周文，原名何稻玉，曾任“左联”党团成员，开始从事创作，他将苏联著名小说《毁灭》、《铁流》改编成通俗本，得到鲁迅的赞许。

曹白，原名刘平若，木刻家，他创作的《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等作品准备参加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时，却被检查人员将《鲁迅像》抽出，不准参展。

就是因为木刻，鲁迅与曹白有了亲密的交往。

萧军，原名刘鸿霖，著名作家，1933年，萧军创作完成了表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1935年，萧军在鲁迅的帮助下，他的文学创作进入高产期，同时成为“左翼”的一名"主将"。

7月，《八月的乡村》秘密自费出版，系"奴隶丛书"之一。

该作品奠定了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四个版本：毛泽东是否在列核心提示：但是对于毛泽东是否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周建人在同他女儿周晔谈话回忆鲁迅逝世的情况时说：“我们无法出面主持丧事，宋庆龄主持了丧事，立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共十三人，当天傍晚，上海《大沪晚报》、《大晚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各家报纸，登出了消息，出了讣告。

治丧委员会的组成和消息的发布，都是鲁迅死后几小时内的事情。

”并且明确指出：“我没有听说毛泽东参加治丧委员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尽管那时，党还没有取得政权，但如要参加治丧委员会，取得他的同意，比较好些，但那时，一切很仓促，时间上也不允许。

”(周晔《最后一面》，见《鲁迅研究文丛》第3辑)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2008年10月3日第7版，作者：薛林荣，原题：《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四个版本》1936年早春，鲁迅的体重降到37公斤，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请美国医生为他检查，医生惊讶地说，这个人肺病已有20年，早在他10年前写《腊叶》时就该在劫难逃，能活到现在实在是个“东方奇迹”。

美国医生没有给鲁迅开药，他已比上帝规定的死期多活了十多年，任何药都无济于事，现在该休息了。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与世长辞，享年56岁。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首先将此消息通知了胡风，紧接着冯雪峰、宋庆龄也先后赶来吊唁。

宋庆龄、冯雪峰等人经与许广平、周建人商量后决定：由内山完造联系万国殡仪馆承办出殡事宜，并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

随后，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上海《大晚报》上发表了《鲁迅先生讣告》，全文如下：“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

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

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

谨此讣闻。

”在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组织下，鲁迅先生的葬礼办得极其隆重，极具声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饶有兴味的是，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共有四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鲁迅逝世当天即1936年10月19日上海《大晚报》发表的《鲁迅先生讣告》中的13人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

第二个版本是鲁迅逝世第二天即1936年10月20日上海各报包括《大晚报》刊登的《讣告》列出的8人名单：马相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A·史沫特莱、萧参。

第三个版本是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的冯雪峰当年用铅笔拟定的一张治丧委员会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A·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参。

这张铅笔字迹的名单落款时间是“十月二十日”，与第二份名单发表日期是相同的。

第四个版本是当时上海的一家日本报纸《日日新闻》在1936年10月20日的中文版和日文版上刊登的鲁迅治丧委员会8人名单：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斯梅达列夫人、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萧参。

按，斯梅达列夫人即为A·史沫特莱。

比较这四个版本的名单，可以发现：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总体上有两种，一种是13人大名单；另一种是删掉了周建人、周作人、许寿裳、曹靖华、胡愈之、胡风等6人，而增补了毛泽东和马相伯等2人的9人小名单。

其中9人小名单正式发表时，中国的报纸删掉了毛泽东，而日本的报纸删掉了马相伯。

中国的报纸删掉毛泽东，是因为其时国内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当时共产党还是“赤匪”，毛泽东无疑是“匪首”，就在鲁迅葬仪这天(10月22日)，蒋介石正飞往陕西亲自督战“剿共”。

这四个版本的名单最大的讨论空间是：毛泽东同志是否真的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冯雪峰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回忆鲁迅》一书中说：“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丧委员会里面的”，“但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当时除了一个报纸曾经披露过一次以外，其它报纸都不敢披露”。

(《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鲁迅逝世时，冯雪峰的身份是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潘汉年)，秘密代表党中央参与鲁迅先生的丧事。

由于冯雪峰当时的特殊身份，同时又是当事人，所以现在不少研究著作即以冯雪峰铅笔拟定的9人名单为准，确认毛泽东为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

但是对于毛泽东是否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周建人在同他女儿周晔谈话回忆鲁迅逝世的情况时说：“我们无法出面主持丧事，宋庆龄主持了丧事，立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共十三人，当天傍晚，上海《大沪晚报》、《大晚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各家报纸，登出了消息，出了讣告。

治丧委员会的组成和消息的发布，都是鲁迅死后几小时内的事情。

”并且明确指出：“我没有听说毛泽东参加治丧委员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尽管那时，党还没有取得政权，但如要参加治丧委员会，取得他的同意，比较好些，但那时，一切很仓促，时间上也不允许。

”(周晔《最后一面》，见《鲁迅研究文丛》第3辑)周建人是当事人，他的回忆应当是实事求是的。

相比较而言，冯雪峰的回忆在逻辑上有些混乱。

上海鲁迅纪念馆曾就该馆发现的三个版本的名单致信冯雪峰，请他释疑。

冯一直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丧委员会里面的”。

对此，一些研究者，比如北京鲁迅博物馆周楠本就在《关于毛泽东列名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一些情况》(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5日第12版)认为，把毛泽东列入鲁迅治丧委员会只是冯雪峰个人的决定，冯之所以在建国后还坚持与周建人等人并不一致的说法只能说明，他希望由他提议或拟定的毛泽东列名鲁迅治丧委员会一事成为史实。

其时冯雪峰以中共地下特派员身份秘密参加鲁迅治丧工作，在把握政治方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请宋庆龄、蔡元培以及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葬仪，并借此掀起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爱国救亡运动的浪潮；不过由于时间紧迫，他来不及向陕北中共中央请示，没有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符合党中央的步调。

冯雪峰在鲁迅逝世后，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上加入毛泽东，由此传达中共的关切和政治讯息，但冯雪峰个人的想法与中共中央的意图存在明显差距——中共中央得到鲁迅逝世的电讯后，马上于10月20日给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和许广平发去了唁电，并同时发出了《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其中有这样的要求：“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资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

”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来谁更聪明，谁更懂政治。

与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鲁迅艺术学院纪念鲁迅相比，南京政府禁止在上海以外的地方举行悼念鲁迅的活动，这的确是愚蠢和极不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