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讲《古诗十九首》

叶嘉莹讲《古诗十九首》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一一“古诗十九首”。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一一《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

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

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

“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

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

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

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

‘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

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

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