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虽然很多人不曾读过专门的军事科学著作，但却有不少人熟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名言。它是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的，曾被列宁评为马克思主义者探讨战争问题的理论基础(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8卷第284页)。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战争论》的中译本。

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十二岁参加普鲁士军队，当士官生。1803年毕业于柏林军官学校后，即担任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1806年参加了普法战争，当普军在奥尔施塔特会战溃败时被俘。1807年10月释放回国。1808—1809年任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1810年10月起任柏林军官学校战略学和战术学教官，同时为王太子讲授军事课。1812年，因反对普鲁士臣服于拿破仑一世而转到俄军供职。拿破仑进攻俄国时，他参加过奥斯特罗夫诺、斯摩棱斯克和博罗迪诺三大会战。1814年4月回到普鲁士军队。后参加了林尼和滑铁卢会战。1818—1830年，克劳塞维茨在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的十二年间，致力于《战争论》一书的著作。他先后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一百多个战例，撰写了许多评论战史的文章，整理了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1830年春由于调任炮兵部门工作，《战争论》的修订工作被搁置起来，1831年11月即因病去世。他的《战争论》手稿由其妻子玛丽于1832—1833年陆续整理出版。

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继发生的时期。工业革命改变了战争的工具与潜力，民主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编组与精神，民族解放斗争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与形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对于军事学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列宁在《战争与革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而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国家，普鲁士军队还保留着落后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学术原则与一支为数不多的雇佣军。在新型的法国军队的打击下，普军落后的军事原则遭到彻底的破产。这就促使普鲁士爱国的军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去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战术观点。

克劳塞维茨虽然是普鲁士王国的军官，信仰的是落后的君主政治，对当时的法国革命持反对态度，但是他看到了法国革命对军事学术发展的巨大影响。1806年耶纳会战后，他就积极参加普鲁士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改革，对封建主义的军事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克劳塞维茨军事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思想对他影响十分深刻。他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同时也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由于他深入地研究了战争的具体现象，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学说。他用辩证的思想方法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第一次对战争和军事学术一系列现象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过程作了详细分析。

《战争论》分第一、二、三卷。其中论述的问题包括战争的性质、战争理论、战略、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等八篇，这些都是克劳塞维茨“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热心研究所获得的果实”。(第一卷第13页)《战争论》是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写成的，由于时代的限制，有些观点是过时了，但由于作者对战争问题的研究包含了丰富的军事辩证法，得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是正确的结论。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他认为“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因为战争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形势下产生，并由一定的政治动机所引起。不仅如此，政治还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因此，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工具。当某种政治关系引起战争的时候，战争并不象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使这种政治关系即告中断，出现一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第一卷第43页)，战争不过是“以剑代笔”的政治罢了。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克劳塞维茨第一次如此明确地阐明了战争的实质。

克劳塞维茨还深刻地揭示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批驳了那些忽视精神因素并把它排除

在战争理论之外的庸俗看法，指出战争就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第一卷第101页)。在战争中，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相互作用，又相互助长，是“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的”。克劳塞维茨并且强调：物质力量只有在精神力量的鼓舞和充实下才能发挥作用，精神力量能够“使物质力量具有生命力”，“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第一卷第257页)克劳塞维茨揭示的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对当时军事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民众战争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民众战争是增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战争中人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说：“一般说来，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第二卷第671页)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战争获得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性质，“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第三卷第876页)，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成果。

克劳塞维茨在研究军事理论及其组成部分——战略学和战术学方面，反对军事学术中存在着“永恒的原则”。他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而各个时代又有“自己的理论”(第三卷第877页)。这说明了战争理论要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同时他认为理论的作用只应当是为指挥官提供思考问题的线索，不能作为代数公式到处套用；理论只能面向经验，根据战史提供的战例进行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劳塞维茨强调对军事理论必须具有批判的态度。他说：“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第一卷第146页)在论述战争的目的时，克劳塞维茨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是他强调，“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第一卷第64页)。在论述攻防关系时，他认为防御和进攻是整体中的两个要素，而不是孤立的两部分，它们是互相渗透，互为作用的，战争中“没有不带防御因素的进攻，而防御也照样包含着进攻的因素”。但是，克劳塞维茨强调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认为防御比进攻容易，它可以充分利用时机和有利地形，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和抵抗方式。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从战争的全局来看，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是主要的；防御是消灭敌人的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手段，是第二位的。当然，克劳塞维茨在强调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时，是坚决反对消极防御的。他说：“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第二卷第477页)，“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是防御的最光采的部分”。(第二卷第495页)克劳塞维茨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第一个明确制定了交战和战局以至整个战争的实施原则，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克劳塞维茨虽然能够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战争理论的研究，并得出一些正确看法，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军事学家，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许多观点不能不受到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有些观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论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时，他把政治理解为政府或国家的对外关系，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他不了解任何政治和任何战争都渊源于经济，渊源于生产方式，渊源于社会制度，不懂得战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因此在论述具体战争时也就无法阐明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又如，他看到了物质力量和精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看到了实践是真理的来源，但是，他又过分夸大统帅的作用，否认军事发展上存在的规律性，并断言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和不确实性的领域，一切都必须靠天才来解决。这些显然是不正确的。

尽管克劳塞维茨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战争论》一书仍然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在1858年1月致恩格斯的信中称赞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有些著名的近乎机智的合理的看法”。恩格斯在同期致马克思的信中也写道：“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用哲理推究的方法是奇特的，但就书的本身来说是好的。”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也称赞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是至理名言，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讨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列宁还详细地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