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与尚同

尚贤与尚同
尚贤和尚同是墨子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

对于尚贤,一般学者的观点没有什么分歧,是说治理国
家要任用贤能的人,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代表了
人民的要求,反映了平民的愿望。

但在尚同这点上不同学者则有不同观点,成为人们对墨子思想争论的一个
关键问题。

尚同的提出是针对社会秩序的,大意是要求人们逐级上同,而就在这点上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
认为这是墨子专政思想的体现,有的则认为这正体现
了其保护平民利益的特点。

对于尚贤与尚同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产生了分歧。

那些认为“尚同”会导致专政极权的学者对尚同、
尚贤之间关系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认为墨子的尚贤和尚同之间存在着矛盾。

认为在一个尚同的社会中,除了最高政长外没有自由可言,所有人行动的标准都由一人制定。

个人意见在社会中无法发挥作用,个人只能是庞大严密的专政组织中被随意指使的工具,人们必须绝对服从上级。

对统治者的错误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进谏,“上有过则规谏之”;一是靠超人的力量来约束他, “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

但进谏不必采纳,天谴也不必暴君独受,往往是天下万民同受其祸。

尚同可能不仅无助于天下之治,反倒会使国家变成最高统治者的独裁机器。

尚同最终导致的结果与墨子所预想的相违背。

虽然尚同与尚贤的目的都在于绝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在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但效果却完全不同, “尚贤”会流于贤人政治, “尚同”必然导致专政。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尚贤”与“尚同”两者有一个是
根本,另一个是由此延展派生出来的。

认为“尚贤”为根本的人对墨子学说持一种同情立场,欣赏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等激进的、富有平等气息的政治宣言,更愿意肯定墨子与现代民主政
治的吻合处,对墨子尚同论的专制倾向心存疑虑,所以总想把尚同纳入尚贤论中,以便淡化尚同的极权色彩。

另一种说法恰相反,认为尚同才是墨子政治思想的根本,尚贤则是尚同的派生物。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对墨子的这一学说持批判态度,他们对尚同论的极权主
义品格极为厌恶,甚至认为墨子是一位极权主义政治
的宣传者,因而也波及到对尚贤论的评价,认为尚贤只不过是墨子对其极权主义的一种限制和补充而已。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将“尚同”与“尚贤”分别对待分出主次有“用现代人的观念来取舍、改造古人的嫌疑”。

墨子立说的目的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
他所有的主张都是针对现实而发,各个论题所涉及的都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定方面,因而相互之间不一定都存在主次或本末关系。

“尚同”所讨论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如国家的起源、行政制度的设立、各级政长的关系等问题;“尚贤”所讨论的是如何选拔培养和推荐德才兼备者,以便赋予治国的重任。

就总的目的来说,它们当然都服从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这个大原则,但就内容来说,前者属制度问题,即社会的组织形式,后者属人的问题,即人才选拔,两者所讲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这一说法强调不要将两者互相化约。

总之,以上说法都是认为“尚同”与“尚贤”之间总是有分别的,不便于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去讨论。

那些认为“尚同”崇尚统一安定、体现墨子保护平民利益特点的学者,大多认为墨子的尚同论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是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手段。

当时
作为统一象征的周王朝已徒具虚名,诸侯割据连年战争使社会混乱民不聊生。

这种观点往往把“尚同”看作“尚贤”的延伸,但却不同于前所论及的简单地将尚同纳入尚贤论中以淡化尚同论极权色彩的观点,它毕竟对于尚同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此论及的观点则将尚同看作是把贤人政治,即尚贤推向全国的方案。

尚同是让贤人担任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的管理工作,形成中央集权,让贤人以仁义统一全国。

关于尚贤与尚同之间关系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尚同的性质。

我认为要深刻理解墨子思想的尚同论,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考察:尚同即上同,这里的“上”指的是谁? 尚同所统一的“义”是谁的意志?“义”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必须以墨子原文为根据。

首先,第一个问题:上同同于谁?《墨子?尚同上》开篇就讲要结束乱世、治理国家就必须统一天下的义,
统一天下的意志于一人:
古者民始生,未有行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

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
谓义者亦兹众。

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

因此就要统一天下之义。

具体说来,就是:
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有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
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有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
下治也。

可见,上同就是要同于天子。

各级政长统治所属的百姓,且百姓对其政长必须绝对服从,因而就有人认为
这是一种极权的政治学说,各级政长自上而下逐级任
命。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最高政长的天子是如何产生的? 也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上产生了对尚同的不同评判。

原文中只说“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却并没有特别指出是谁“选天下之贤可者”,缺少主语造成了对这一论题的不同见解。

梁启超说:“甚么人‘选择’? 自然是人民‘选择’;甚么人‘立’? 甚么人‘使’? 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

”与梁启超相似,陈雪良将《墨子?尚同下》中“是故天之欲同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中的“天下”视为“天下人”。

我认为这个最终结论是对的,但墨子本意是经过一个中间环节而最终由人民选择的,并没有直接说就是由人民产生的,墨子所说的天子不是直接由民选,而是由天选择的,只是天是代表民意的,这样才最终归为由民众选择。

自始至终墨子都没有直接明白的将民提出来作为选择天子的主体。

方授楚认为:“选择天子者谁耶? 此于选择上无主词,颇为暧昧,《墨子?尚贤下》则曰:‘是故天之欲同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

’则选择者为天,乃王权神授说也。

”就是说由“天”来选择“天子”。

此说依据的是孙诒让、毕沅等的注释。

我认为,墨子的意思确实是由天选择天子,但与所谓的“君权神授”说又有所不同,在墨子那里,天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天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神,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伦理标准。

天子是由天定的,何以见得?《墨子?天志上》有一段话:
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 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

’……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

”可见,天子确实是由“天”所定的。

那么, “上同”就应是同于天了。

墨子还从反面讲,上同必须同于天,而不是仅同于天子。

《墨子?天志上》中说: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

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可见墨子绝不认为人人都要无条件服从于最高统治者,服从于天子。

只有当天子符合天意时,百姓才应该服从。

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 尚同所同于的“义”是谁的意志?
有人认为尚同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统一于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意志,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极权政治。

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天子是由天选定的,因此天的意志才是最高意志, “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墨子?天志下》) 。

《墨子?天志中》有段话特别指出, “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

……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

然
则义果自天出矣。

”墨子也明白地说过“义”不来自天子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墨子?尚同下》) 。

可见,尚同最终是要同于天,而不是天子本人,天子实质上与各级政长一样,是逐级上同的中间一环,而非最终目标。

但是“上同”同于天, “义”代表天的意志,我们仍不能认为“尚同”与“尚贤”之间就一定没有矛盾,更关键的在于天的意志究竟是什么,天所定的“义”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墨子?天志中》有段话:天之义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

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

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

很明显,墨子所述的天的意志就是他自己的理想“兼相爱,交相利”,他借用天将自己的主张升华成为一
种神圣的伦理道德。

“上同”最后就推到了墨子提倡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最终是同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

理解了墨子的“尚同”后就可以进一步考察“尚同”
与“尚贤”之间的关系了。

与“尚同”相比, “尚贤”的意义十分明确,就是治国要用贤人。

《墨子?尚贤中》有段话: 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

……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

这段文字不仅说明了“贤”的标准是由“天”确定的,而且明确说这一标准就是“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与“尚同”是一致的。

“尚同”与“尚贤”的标准都由天定的,而天所定的标准正是墨子的基本社会思想。

推举贤人要看其是否合乎“贤”的标准,“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具体说来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
人”(《墨子?尚贤下》) ,这正与上文所引的“天义”完全一致。

“尚贤”的目的是在于利天、利百姓,而非在于利统治者, “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墨子?尚贤下》) 。

推举贤人使之作为政长,百姓服从于政长,逻辑上“尚贤”在“尚同”之前,百姓所上同的政长首先是贤于自己的人,“里长者,里之仁人也”, “乡长者,乡之仁人也”,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墨子?尚同上》) , “天子者,故天下之仁人也”(《墨子?尚同中》) 。

这样,逐级上同都是上同于贤,其目的在于“治”,实现社会的井然有序,而不在于极权专政。

“上同”的各级政长是作为“贤”的具体行为、思想标准供人们学习效仿的,其目的不是为了建立统治者的极权统治,是为了平民的利益。

因此, “尚贤”与“尚同”是和谐一体的,都是墨子理想社会观的体
现,“尚贤”可以保证社会上层的人都比其下层的人更贤
能,道德更高尚,能力更出色,因此下层“上同”就可以使人们趋向最好,达到最理想的社会状态。

正如孔子坚持“周天下”是因为周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他的僵化在于他将周制高度理想化;墨子“尚同”与“尚贤”之间表面上的“矛盾”也是因为他的理想化,他的“上同”表面上是“同于上”,其实质或者说在墨子心中理想的状态下是“同于贤”,同于墨子的理想社会“兼相爱,交相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社会学
系,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