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安电影《喜宴》看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碰撞

从李安电影《喜宴》看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碰撞

摘要：《喜宴》是李安“父亲三部曲”的第二部，“父亲”这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又在东西文化的缝隙中显露出了新的特征。李安这样在成长过程中承载着双重文化的人，在艺术创作时难免将两种文化同时带入作品，从而使作品呈现出跨文化的特征，于是。从他的作品中能够透过两种文化得到新的启示。

关键词：父亲、文化差异、转变

作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最为著名的导演之一，李安是位“通才"，无论是现代片还是古代片，无论是以东方文化还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影片，李安都能将他极具风格的电影语言运用得游刃有余。

《喜宴》是李安在1993年推出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李安导演探讨了不同民族对于家庭、两性关系和同性恋问题的认识。上映后赢得了各界的一致好评，在柏林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奖，在西雅图电影节上获最佳导演奖，并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片以独特的视角——用中国人特有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处理处于道德边缘的同性恋问题，原本是一部悲剧的电影作品在导演的巧妙处理下变成一部喜剧。故事的主人公伟同长期生活在美国，作为一个同性恋他在美国有一个同居男友赛门，远在台湾的父母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开始担心他的婚事，便三天两头打电话催促儿子结婚。为了打消父母的念头他只好与租客崴崴假装结婚，父母得知儿子的喜讯后飞来纽约为他们主持婚礼，被灌得烂醉的伟同与崴崴在喜庆的氛围里假戏真做发生了关系，意想不到的是崴崴竟然有了身孕。故事的最后父母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崴崴决心为伟同的父母生下孩子，而赛门也同意当孩子的另一位“爸爸”。

影片中传统的中国家庭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困惑、无奈和妥协，中国人特有的人伦道德观念在这样环境中失去了它的力量，在面对同性恋这样的边缘问题时，是与非变得难以决断，而《喜宴》中导演巧妙的处理使这个社会问题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得到解决。单从处理方式和看待角度分析它具有中国特色，而故事的发生地点却在西方，异域文化与新旧观念在产生冲突后最终回归到包容。

一、不可回避的“父亲”

《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这三部作品构成了李安的“父亲三部曲”，

这三部作品表现出中国传统父亲形象的许多侧面，细细看来“父亲”变成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推手》中的太极拳高手，《喜宴》中的书法家，《饮食男女》中烹饪大师。李安有意将这三部作品放置在中西文化冲突下，仔细描摹着传统东方文化的代表——“父亲”的转变，并以此呈现他们置身于异国他乡，与身俱来的传统文化在远离国土后显得孤单和失落的情景。

传统父权家庭中父亲是权力至上的家长，儿子则是从属于父权的私有物，并承担着传宗接代的责任，在“父亲三部曲”中李安刻意的“使传统上以父亲为主的一个家庭关系，得以从一个假象的平衡状态，历经危机和冲突之后，重新寻得一个新的平衡。”《喜宴》里中国家庭面对的冲突是当中国家庭伦理遭遇同性恋子辈的挑战时，该如何找回家庭的平衡。

在这里，儿子与父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弑父情结，又不同于传统东方对权威的绝对崇拜。这主要是因为儿子的根在中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可又在美国工作，过的是地道的美式生活方式，并且儿子的同性恋取向是西方文明在开放的环境下对性自由的追求。这些无疑是与传统的东方文化相违背的。影片中，伟同为了掩饰自己是同性恋而选择和薇薇假结婚，他选择的是一切从简的结婚方式：登记宣誓。但对于父辈而言，结婚办喜宴象征着人们对这桩婚姻的认可，预示着这桩婚姻的到了祝福并将有个美满的结局。所以后来伟同和薇薇还是遵从父母的意愿补办了隆重热闹的婚礼。这场婚礼虽然是在一个很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大厅里举办的，但这个大厅却位于曼哈顿一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里；虽然新郎新娘和宾客大部分都是东方人，但镜头却时时闪现着一两个西方人的身影，他们在观看着这群疯狂的东方人。在这场喜宴中，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和西方反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意外的是其实父亲早已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也知道伟同和薇薇只是假结婚，可他选择了默默承受痛苦，原来父亲早不是运筹全局的人，为了家庭不得不装聋作哑。

“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不是建立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整体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范畴之上。这些差异性特征在‘家庭’这个个体与整体的概念上表现得很典型。”因此，伟同和塞门不在乎组成他们的家庭是否有后代，只要过得幸福就可以；而父亲认为没有后代就没有家，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传宗接代这一伟大目标面前，个人的幸福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他默默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为了维系传统的家庭模式，他把原本送给薇薇的礼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塞门，以这种方式接受儿子的恋人。

至于薇薇最终选择留下了自己的孩子，而塞门也同意做孩子的养父，不论现实生活会不会这样美好但影片还是选择以幸福结尾。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完美的得到调和呢？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在机场安检通道里，高父双臂高举，以一个投降的姿势离开了美国。当父子关系的传统家庭模式不再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时，这种崩溃是必然的。儿子迫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驱使，不得不妥协，而父母与子女不再是管制的关系，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共识，这

种共识的背后就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平衡点。在《喜宴》中，父亲不再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的集合点，而是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化解这两种文化的危机的向导，在他的默许下冲突走向融合。

二、《喜宴》得跨文化意义

《喜宴》的导演李安1954年生于台湾屏东。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父亲从事教育行业，在这样的家庭里，中国传统观念深入骨髓。1978年，24岁的李安赴美留学，就读于依利诺大学戏剧系；1984年获得纽约大学电影硕士学位。在求学的六年期间，他接受了严格的戏剧训练。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获得纽约大学生电影节金奖最佳作品奖以及最佳导演奖。在美国的第23年，李安获得投资，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片《推手》。24年和23年，在时间上是一个趋于对等的跨度；虽然这只是一个巧合，但也的确给了李安足够多的时间去分别了解和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跨文化的背景使李安自身成为了一个“跨文化的体验者”。这种体验对于跨文化传播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主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态度，对传播效果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传播者首先应该在真正意义上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人。另一方面，传播者也应该尽可能地在跨文化传播展开之时，了解他者的文化，使自身对他者也持有更加客观的认识，从而降低认知的偏差以及相应产生的态度偏差。同时，传者发言时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应该确认。而李安恰恰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并对东西方两种文化都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这为他带来了理性的思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化优越感，或是对本土文化一味地虚无与批判。

李安在国外长时间的学习为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电影语言法则的运用，不同的电影叙事途径和叙事节奏如何结构才能最好的吸引和打动最大多数的观众。简言之，李安娴熟掌握了以电影为介质的跨文化传播的技巧与方法。因此，李安所拍摄的影片便集合了共通的电影语言符号和大众化的叙事方式，从而将跨文化中的沟壑与误会填平，得以让观众可以通过荧屏上的一幕一幕去关注更为重要的文化内涵。由此，李安所要表达的对人生际遇的关注、文化上的思考，自然而然地透过“好看的故事”传达到每个观影者的心底。

出于这样的理念，李安将《喜宴》拍摄成一出喜剧，以轻松的叙事策略，安置了一个严肃、尴尬的话题。当然，它绝不仅仅是一部喜剧。“我对时间的处理一向是比较属于‘一叶知秋’的模式，而不会去拍那种横跨50年的史诗之类的……如果表达50年我会拍其中最戏剧化的5个礼拜，或者5个月，然后调整整个结构，长幼尊卑的顺序有一天‘啪’一声变了。”李安咬准“最为戏剧化”以这个关键点为轴心，在《喜宴》中以时间前后为序，按单线的戏剧式模式组织着矛盾的展开、发展、高潮的过程。并且，他不是平稳地发展矛盾，而是轻松的叙事中穿插几次小的矛盾高潮。正如他自己所言：“每当观众看得舒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