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评述
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企业置身其中的宏观经济和会计环境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过去所采用的收益报告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传统的收益报告模式已经不能够完整地揭示资本市场中可能隐藏着的多种风险,更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传统收益报告模式固有的弊病渐渐浮出水面之后,财务报告改革水到渠成,综合收益应运而生。
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由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构成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引入了“利得”和“损失”,同时将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引入财务报告体系中。
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引入综合收益概念,但是这实际上为其他综合收益在我国财务报告体系中的正式报告埋下了伏笔。
2009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以下简称《解释第3号》)正式引入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2014年又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以下简称30号准则),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的期初和期末余额及其调节情况被要求在附注中进行披露。
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年报中利润表的列报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发生额纳入到了利润表中进行列报。
综合收益的引入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重大改革,顺应了当前会计准则的改革趋势,体现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需要。
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是不是可以弥补传统会计收益的缺陷,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完整、更全面的收益信息,是不是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本文以此为契机,从当前经济环境背景下会计信息需求与传统会计信息供给的矛盾和国内外收益改革的现状着手,借鉴前人经验选用修正的价格模型对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系列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检验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来帮助投资者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会计信息,也为我国的综合收益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持和改进建议。
本文选取了2010—2015年我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的综合收益相关数据,由总到分对综合收益总额及其各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综合收益的理论分析与研究述评

生 工 具 的 迅 猛发 展 , 市 场 中 出现 了大 量 产 生 利得 和 损 失 的 交 易 或 事 项 。 传 统 的 会 计 收 益 过 多地 强 调 历 史 成 本 、 谨 慎 性 和 实 现~ 配 比原 则 , 而 没 有 考 虑 通 货 膨胀 、 持 有 利得 、 商 誉 以及 它 们价 值 变 动 对 企 业 收 益 产 生 的 影响。 如何更好地列报和披露这些利得和损失 . 人们 便 提 出 了综 合 收 益
机构所关注的中心议题。 近年来 , 由于 企 业 经 济 活 动 的 多 样 化 和金 融 衍
C h e n g e t a l ( 1 9 9 3 ) 对营业利润、 净 利 润 和综 合 收 益 在 解 释 证 券 回报
上的有用性进行 比较研究 , 结果发现 : 在相对价值相关 性方面 . 营 业 利
三、 综 合 收 益 相 关研 究
尽 管 综 合 收 益 在 理论 上 优 于 传 统 收 益 。然 而 关 于综 合 收 益 的决 策
有 用 性 和 列 报 位置 , 国 内外 研 究 并 未 达 成 一致 的 观点
( 一) 综 合收 益 决策 有 用性 研 究
一、ຫໍສະໝຸດ 引 言 如 何 衡 量 企 业 的 财 务 业绩 .一 直 都 是 会 计 信 息 使 用 者 和 准 则 制 定
是 唯 一 可 以增 强 综 合 收 益 与市 场 回报 相 关 性 的项 目。然 而 分 析 其 回 归 结果不难发现 , 在 报酬 模 型 下, C I 1 3 0比净 利 润 的 价 值 相 关 性 高 , 此外, 在金融行业 C I 1 3 0的价 值 相 关 性 也 显 著 高 于 净利 润 。 与 其 得 出 的 结 论
上市公司综合收益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2009年与2010年数据的检验

一
上 市公 司年 报
、
引言
2 0 年财政部发布了《 09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 , 号》其中《 企业会计准则第3 —一财务报表列报》 对利润表格式进行了调整 , 要求在利润
表“ 每股收益” 项下增列“ 其他综合收益” 目和‘ 项 综合收益总额” 目。 项 这项调整主要是为了顺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弥补传统会计收益的考 察和分析 的不足, 将一些过去未在损益中确认却对企业真实收益产生很大影响的利得和损失列报出来, 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了更多信 息。
既没有 与市 场收 益有更 强 的相关 陛, 没有 更好 地预 测未 来现 金流量 及收益 。 al 和Pp (9 9 、aa(0 0等 的研究也 得 出类似 结论 。 也 H n n oe19 ) h n20 ) o C
C a es 2)7研究发现, hmbr 等(( ) 0 大多数实证研究数据采用的是F S 32布之前的数据, A 10 因此不具有说服力。 aaa ta 等(09根据加拿大 K n gr nm 2 0 ) e 会 汁准则委员会( c B 在2J5 A s ) () ( 年发布的金融工具及综合收益项 目确认 、 计量和披露的有关规定, 利用加拿大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披露的数据, 得出综合收益总额和其他综合收益比净利润有更强的价值相关 I 但是由于其暂时l 生, 生的特征, 综合收益没有更好地预测未来收益。
财佘 通汛・ 综合 2 1 年第 6 下) 02 期(
上市公 司综合收 益信 息价值相关 研 究
— —
基 于 20 0 9年 与 2 1 0 0年 数据 的检 验
荆 力
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虽 然 目前 我 国对 会计 目标 的定 义不 曾变动 , 但 随着 中 国经济 飞速 发展 , 全球 化 进程 加 快 , 决 策 有 用观 已逐渐 占据 上 风 ; 同时 , 经 济环 境 多变性 带 动 企业 经 营 活动 的复 杂 化 , 公 允 价 值计 量 随
之倍受关注, 其应用也 日益广泛。一些 已确定但未实现收益的企业 , 由于受传统收益确认模式的
・
44 -
第 3期 林
萍, 等: 综 合 收益 的价值 相关 性研 究—— 基 于 中国上 市公 司的经 验证据
然 而 实践表 明 , 综 合 收益在 实施 之初 并未 取得 良好 收效 , 因此 , 有 必要 对 其 价值 相 关性 进 行 追 踪分 析 , 以便 了解 现状 , 改进 不 足 之处 。本 文 以 2 0 1 0 - 2 0 1 4年 我 国沪 深 A股 主板 上 市公 司 的 财务 数据 为研究 对象 , 采 用价 格模 型和 收益模 型 进行实 证研 究 , 希 望 帮助财 务信 息使用 者准 确 了 解 综合 收 益价值 , 并 为综合 收 益 的持 续 发展提 供数 据支 持 。
润, 但 其价值 相关性在逐 年提高。通过 对其 实证 研 究, 希望 可 以帮 助财 务报 告提供 者和使 用者 正确
认识综合 收益及其价值 , 更有效地进行 财务 决策 , 并在 一定 程度 上为今 后综合 收益 的持 续发展 和完
善提供数据支持 . 推 动 各 界 对 综 合 收益 理 念 的深 入 探 讨 。 关 键 词 :综 合 收 益 :其他 综 合 收 益 ;价 值 相 关性 中图 分 类 号 :F 2 7 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 0 0 9 — 7 8 2 1 ( 2 0 1 7 ) 0 3 — 0 0 4 4 — 1 2
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研究随着财务报告目标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的转变以及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和应用,“综合收益”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我国于2009年正式出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明令要求企业在收益表中增列“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众所周知,综合收益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计量那些已确认但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因而“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模式除了包括原有的收益信息,也能披露那些原先绕过利润表而只能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已确认未实现损益。
由此,能够更为全面披露企业收益信息的综合收益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便成了自解释第3号出台以来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本文除了研究新的收益列报项目,即综合收益总额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还探究了新的收益列报模式冲击下传统收益信息(净利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现状,以及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分开列报给企业价值带来的增量相关性,同时也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各个单项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数据支持来检验综合收益信息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能够更为理性和有效地利用目标企业的财务信息,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另一方面,可以客观评价综合收益相关准则在市场上的实际实施效果,促使政府机构在相关准则的改进中更能明确目标,有的放矢。
为此,文章首先对综合收益以及国内外有关综合收益和企业价值之间相关性的文献进行综述,随后界定了综合收益在本文中的定义和度量指标。
继而引入了资产负债观,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以及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三大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旨在研究本文内容的四大假设。
为了保证实证上的时效性和研究上的持续上,本文选择以沪市A股2011~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价格模型,以公司股价为解释变量,将每股权益账面价值、流通股比例、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设为控制变量,以每股净利润,每股综合收益总额,每股其他综合收益以及每股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构成项目作为解释变量来分别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2009年6月11日,财政部在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中,首次引入了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其利润表“每股收益”项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
2009年12月24日,财政部又发布了《关于执行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09年年报工作的通知》,配合解释第3号利润表格式的调整,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格式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同时对“其他综合收益”在附注中的披露做出了具体规定。
从2009年起,中国上市公司开始在其利润表中列报与披露“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它标志着全面收益观正式运用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实践中。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本文对其他综合收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首先,本文从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和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两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梳理。
从对国内外对会计盈余相关性及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研究文献梳理结果来看,尽管国外研究的时间较早,相应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在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
而在我国,由于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刚刚列报于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本文拟结合国外内研究的现状,对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价值相关性展开深入研究,以益于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提高会计信息对投资者决策的有用性。
其次,结合中国会计实务,本文深入探讨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内涵及组成内容。
从根本上讲,其他综合收益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的概念是相通的,两者内涵是一致的。
正因如此,其他综合收益的范围并不完全等同于“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是引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变动的交易或事项,因为这些交易或事项是企业与非企业所有者之间发生的。
此外,其他综合收益与权益性交易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金融业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金融业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的价值相关性研究1997年6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第130号财务会计准则《报告综合收益》(SFAS 130)中首次提出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
此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与FASB陆续展开讨论,但并未触及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的本质。
我国财政部于2014年1月发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CAS 30),首次规范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但也未涉及重分类的标准和时间点的确定。
当期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是衡量公司财务业绩的两种方式,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能将二者的本质联系起来。
研究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的价值相关性,对于完善CAS 30、实现国际持续趋同,准确报告公司财务业绩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2010-2015年披露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分类信息的中国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具有价值相关性,能解释公司的超额报酬率;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对公司未来的净利润具有持续预测能力,且这种能力是因为公司利用其进行利润平滑,使得公司盈利水平具有持续性;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分类实施利润平滑是真实盈余管理的一种方式,而对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产生抑制作用是机构投资者实现公司治理中监管者角色的途径之一,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这种利润平滑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不具有抑制作用。
因此,为进一步明确综合收益与当期损益的本质区别和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的标准,本文建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应增加会计要素利得和损失;明确区分当期损益和综合收益;明晰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的标准;进一步规范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的信息披露机制:积极参与IASB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的准则制定。
综合收益与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综述

综合收益与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综述作者:黄丽蓉来源:《财讯》2019年第27期摘 ;要:随着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如全球化、汇率浮动以及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创新等,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计量受到了挑战。
为满足人们对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的要求,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提出公允价值计量,还提出了综合收益这一概念。
本综述在参阅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合FASB、IASB以及我国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对综合收益的概念、列报方式以及其价值相关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论述。
关键词: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准则对比一、综合收益的概念(1)传统收益的局限性财务报表是会计主体根据会计准则或有关规范要求编制的,企业可以通过财务报表将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向所有者、债权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预期报表使用者进行反馈和报告。
会计核算中的利得和损失包括两个部分:直接计入损益的利得和损失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而传统利润表只反映了企业已实现的经营损益,即表中不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这样就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随着企业经济活动的多样和复杂化,以及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出现,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收益已经不能向财务信息使用者提供充分有用的信息。
Scott(2006)就指出,市场尽管能从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报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却难以反映出证券的真实价值认为历史成本基础的收益“质量太差”。
Collins等(1997)和Lever(1997)研究收益与时间之间的关系,随着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断增多,传统的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越来越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针对上述现象,国内学者也意识到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传统收益降低了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葛家澍和杜兴强(2004)指出当时实施的报告难以及时反馈有用信息,认为报告忽略了企业某些价值变化,例如未列报对商誉、人力资源等资产的价值变化。
刘建忠(2014)也表示,传统收益将“历史成本”计价的费用与现时的收入进行配比的方式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真正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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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评述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是会计理论界研究较多的一个课题,但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这不仅不利于对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进行准确判断,也会对准则制定机构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拟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研究,从研究方法差异、准则要求差异以及信息使用者需求差异等方面,分析已有文献差异性结论的可能原因,以形成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清晰统一的视图,对今后研究及准则制定有所裨益。
中国论文网/3/view-1623872.htm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结论(一)国外主要文献研究情况及结论从笔者可获取的文献来看,最早进行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的是C. S. Agnes Cheng 等1993年的研究。
他们以美国1972年~1989年的上市公司为对象,使用超额累积报酬模型,研究了营业利润、净利润和综合收益在股票报酬解释中的作用,既包括相对关联研究,也包括增量关联研究。
研究表明,营业利润与股票报酬最为相关,其次是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不具备增量价值信息。
不过由于当时SFAS130尚未发布,作者未直接定义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而是通过公式加工计算得出。
Dhaliwal et al.,(1999)使用1994年和1995年美国公司的数据,对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是否优于净利润,以及SFAS130要求的三个组成项目(可供出售证券价值变动值、外币交易折算差额变动值、最小养老金负债的变动值)分别对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的盈余数据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作者在文中定义了两个综合收益概念:CI130和CIbroad。
其中CI130是净利润加上SFAS130要求的三个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之后的综合收益,CIbroad是扣除普通股分红后影响的股东权益变动值。
作者总结的实证研究结论为:“通过比较不同报酬模型之间的R2,发现与净利润相比,综合收益既没有与股票报酬更相关,也不能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或利润,因此不支持综合收益比其他收益指标更好计量公司业绩的论断。
综合收益中唯一提升了价值相关性的项目是…可供出售证券调整‟,…外币交易折算调整‟和…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仅是增加了噪音。
”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仔细分析研究方法及文中列出的方程回归结果,报酬模型的结果与作者总结的结论实际是不一致的。
虽然CIbroad报酬模型的R2(3.51%)小于净利润报酬模型(3.81%),但CI130报酬模型的R2(4.20%)是高于净利润报酬模型的,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因此至少可以说,在报酬模型下,SFAS130所要求的综合收益比净利润更具价值相关性。
此外,分行业研究结论表明,金融行业CI130的价值相关性显著高于NI。
Biddle& Choi(2006)以1994年~1998年美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定义了16种盈余,分别建立了其与股票报酬的回归模型。
在16个盈余中,NI,CI130,CIbroad与Dhaliwal(1999)的定义相同,其主要结论也与本文分析的Dhaliwal (1999)结论相同,即SFAS130定义的综合收益,CI130报酬模型的R2最高,最具相关性,CIbroad的R2要低于NI。
在NI基础上增加可供出售证券价值变动后的盈余变量具有最强的增量相关性,但仍弱于NI130。
因此SFAS130中选择的三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是最优的。
作者同时还对综合收益结构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区分具体内容披露,比汇总披露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Chambers et al.,(2007)认为,前人研究的结论之所以不一致,可能是因为使用了自己加工的OCI数据,而非公司财务报告中实际披露的数据。
因此,使用SFAS130发布后1998年~2003年美国公司财务报告中实际披露的OCIas-reported数据进行了价值相关性研究。
作为比较,作者同时也使用了1994年~1997年加工计算的OCIas-if各项数据。
不过从作者的模型设计可以看出,作者只是研究了OCI对于净利润的增量价值相关性、OCI组成项目对于净利润的增量价值相关性,而未研究CI与NI的比较价值相关性。
从研究结果看,OCIas-if 并未增加价值相关性,但OCIas-reported却能够显著增加价值相关性。
这一结论与Dhaliwal (1999)增量价值相关性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作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OCIas-if指标可能存在重大计量误差。
总体而言,文章认为剔除计量误差的影响,其他综合收益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的。
O'Hanlon& Pope (1999)采用报酬模型,以1972年~1992年英国公司为样本,区分不同时间区间,研究了传统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以及脏盈余对于传统净利润的增量价值相关性。
与前述美国相关研究不同,文章首先定义了普通利润,然后定义了各个“脏盈余”指标,包括非经常性损益、商誉核销(good will write-offs)、资产重估调整、外币交易折算差额、其他项目(Sundry),并将这些项目的合计数定义为“脏盈余”(DS)。
总体而言,这篇文章所定义的脏盈余相对于传统净利润而言,无增量价值相关性。
Stephen et al.,(2007)以1992年~2004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5个国家的公司为对象,研究了营业利润、净利润和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
由于作者认为,5个国家在脏盈余会计项目和实务处理各不相同,因此没有直接取各国的具体脏盈余项目,而是按照Ohlson(1991)提出的净盈余理论,根据考虑分红后的净资产变动计算得出综合收益(此方法与Dhaliwal et al.,1999和Biddle& Choi 2006定义的CIbroad是相同的),并将综合收益与净利润之差,界定为其他综合收益。
研究表明,所有国家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均低于净利润和营业利润。
这一结论与Dhaliwal et al.,1999和Biddle& Choi 2006中CIbroad 价值相关性的结论是一致的。
Wang、Buijink、Eken(2006)以1988年~1997年荷兰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肮脏盈余”(dirty surplus)的相对和增量价值相关性。
作者采用了与O'Hanlon& Pope (1999)相同的研究方法,划分了1年、2年、5年、10年4个时间窗口,分别进行了回归检验。
其结论与O'Hanlon& Pope (1999)的研究总体一致,即无论基于哪个时间窗口,“肮脏盈余”总额不具有价值相关性,但资产重估增值和外币折算调整等具体项目对股票报酬具有解释能力。
同时尽管净利润和干净盈余(即综合收益)都与报酬相关,但净利润似乎是衡量企业价值更相关的指标。
Kanagaretnam et al.,(2009)同时采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使用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的加拿大公司1998年~2003年的数据,发现综合收益在解释能力上比净利润更优,并且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现金流量套期项目与股票价格、市场报酬都显著相关。
与其他文献不同,此文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选用了现金流量套期项目。
由于均为美国市场,且执行的都是美国准则,其价值相关性的结论与美国一致并不意外。
(二)国内相关研究情况及结论我国是在2006年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后,才开始产生“绕过损益表直接计入权益”的“脏盈余”项目,且在2009年第3号会计准则解释公告颁布之后,才正式出现综合收益的概念,并进行单独列示。
因此本文仅对2007年之后的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研究进行了分析。
程小可、龚秀丽(2008)以2007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剔除了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公司),使用报酬模型对净利润与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对综合收益组成项目是否具有增量信息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综合收益与净利润均与股票报酬显著相关,但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低于净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的各组成项目中,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和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股东权益变动的影响项目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
不过文章未研究OCI合计数相对于净利润是否具有增量信息。
汤小娟、王蕾(2009)以我国沪市A股市场2007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准则倡导的综合收益与传统的净收益带来的信息含量差异。
研究表明,净收益和综合收益均与累计非正常报酬率显著相关,但净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综合收益。
在考虑了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后,结果仍未改变,从而表明相比综合收益而言,投资者更为关注传统的净收益信息,会计准则中的综合收益概念有待强化。
欧阳爱平、刘仑(2010)以2007年、2008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报酬模型,检验综合收益是否比净利润更具价值相关性。
实证结果显示,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低于净利润,投资者对利润表的关注高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从而,作者认为有必要改进我国综合收益的列报方式。
但本文认为,此文的推论有失偏颇。
虽然2007年、2008年尚未执行综合收益列报要求,但实证研究结果“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质量低于净利润”是列报方式的问题,还是综合收益本身确实于投资决策无用?难以定论。
谢获宝等(2010)等基于我国新准则实施后2007年、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同时采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从“增量”和“相对”两个角度,对综合收益及其构成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表明,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项目以外,其他综合收益总额和其各项目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在不同的年份里表现得并不稳定;相对于净利润,综合收益总额信息并不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
唐国平、欧理平(2011)以2009年沪市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价格模型,以相对关联研究和增量关联研究的方法检验了综合收益相对于净利润对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以及其他综合收益与股票价格的价值相关性。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净利润还是综合收益均具备价值相关性。
但净利润模型中变量的系数大于综合收益模型中系数,且净利润的adjR2高于综合收益,这表明综合收益的内容混淆了企业经营业绩的内涵,净利润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
同时,其他综合收益系数估值为负,但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在综合收益的分解模型中,其他综合收益并不能提供增量价值相关性(甚至可能是降低)。
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在我国,无论是2009年以前通过股东权益变动表披露其他综合收益,还是2009年后通过综合收益表披露其他综合收益、综合收益信息,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要弱于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整体而言无增量信息,仅在特定年份,个别其他综合收益具体项目,表现出了一定的增量价值信息。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在以上对国内外研究情况及结论进行分析时,笔者已对文献本身可能存在及值得关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简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