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活着》的叙事特点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摘要】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集中体现在叙事结构的巧妙安排，通过时间跨度的处理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深刻塑造让观众对主角的成长和变化有更深刻的体会；情节的紧凑布局让整部影片紧张感十足，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对历史背景的真实还原则使影片更加具有真实感和震撼力；影片的视听效果则通过摄影和音乐的运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和情感传达。
综合这些方面，在电影《活着》中，导演把握叙事艺术的多个层面，呈现出一部精彩纷呈、感人至深的优秀作品。
【关键词】电影《活着》，叙事艺术，叙事结构，人物性格，情节布局，历史背景，视听效果1. 引言1.1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是导演张艺谋的一项重要成就，通过细腻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人物刻画，成功地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普通家庭的坎坷遭遇。
该片以陈寅恪的同名小说为基础，通过巧妙的叙事结构、深入塑造的人物性格以及紧凑布局的情节，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中。
影片对历史背景的真实还原和精准的细节刻画也让人印象深刻。
影片的视听效果也十分出色，音乐的运用和画面的构图都体现了导演对细节的精益求精。
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出色的水平，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既感人又震撼的作品。
通过这部电影，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迁，更能够深刻理解人性的复杂和坚韧。
2. 正文2.1 叙事结构的巧妙安排《活着》这部电影在叙事结构上展现出了巧妙的安排。
导演张艺谋通过将故事分为不同的章节来呈现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每个章节都有着独特的主题和情节发展。
这种分章的叙事方式不仅使得故事更加清晰易懂，也使得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影片还运用了反复回顾的手法，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和闪回来揭示过去的秘密和真相。
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张力和悬念，还让观众更加投入故事情节中。
而且，影片还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的手法，将主人公的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紧凑和引人入胜。
《活着》双重叙事风格赏析
《活着》双重叙事风格的冲突与一致基于电影《活着》，分析其双重叙事风格，并探讨两种叙事风格的冲突与一致。
从电影来看，《活着》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双重叙事风格的复合体。
《活着》的故事发生在20 世纪40 年代、50 年代、60年代三个历史时期。
三个时期对应不同的历史事件: 40 年代的国共内战、50 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三个时代成为影片中一群小人物的生活的时代政治大背景。
从悲观主义的叙事角度来说，小人物嵌入时代舞台上，他们的死亡故事如皮影戏般被动而又无奈上演着。
从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来说，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从40 年代，到50 年代，再到60 年代，时代背景在不断变动，但是，贯穿每一个时代的《活着》的含义则通过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双重叙事风格展示出来。
在悲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下，个人无力改变历史和命运。
“上帝决定借你演一出荒诞剧，你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而已。
永远别埋怨他，他永远对，他就这脾气。
”电影《活着》为观众呈现了在社会政治运动中沉浮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性命运。
这些小人物面对着无法掌控的社会政治动荡，只能选择被动的顺从、无奈地承受。
从悲观主义的叙事来看，活着就是一种忍受。
但是，在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下，个人拥有面对命运的不同态度。
“当余华用苦难重重的绝望梦魇亵渎了现实和人的生活之后，面对他所感受到和呈现出来的苦难，他选择了救赎”，而救赎的方式就是保留着人性中的善良与温情，即使屡屡遭受生活沉重的打击，依旧充满希望地活着。
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双重叙事风格下，活着，是一种痛并温暖的过程。
这里将分析双重叙事风格在40 年代、50 年代和60 年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一、40 年代40 年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国共内战的背景。
从悲观主义的叙事来说，龙二和福贵的悲喜命运向我们展示出大时代下，运气成为个人生存的惟一依赖。
另一方面，从乐观主义的叙事来说，家珍的不离不弃和坚守，成为冰冷历史中的一点温情。
《活着》叙述视角简析
《活着》叙事艺术简析《活着》是余华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的败家少爷徐福贵由养尊处优到一贫如洗，在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经历流亡、饥荒、疾病、妻儿老小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的种种苦难，最终在一头牛的陪伴下孤苦地活着的故事。
苦难如影子一般，贯穿了福贵的一生，他几乎是经历了所有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会遭遇的苦难，可哪怕是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也带着对苦难的深切感知，顺从地活了下来，既找不到支撑自己活下来的力量，也没有咬牙坚持的愤恨，余华对福贵这一生的注解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中谈起这部作品的创作渊源，是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给了他灵感，这位在命运的无尽折磨下依然保持温良的老黑奴深深打动了余华，他也通过福贵的一生将这样的感动传达给读者，同时叙说着对生命朴实的认知：“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样的认知让人明白活着本身就值得歌颂值得感恩，不抱有活着之外的任何期待，人的精神状态便能够在任何经历面前不致干涸，与命运和平共处，显示出最温驯亦最柔韧的力量，“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正是因为这种来自平凡之人的伟大生命力量，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深刻的灵魂，而这种力量的书写，也是余华作为先锋派作家自觉的叙事艺术的高度体现。
余华坦白，这部作品最初是以第三人称创作的，在难以为继时才在苦苦思索下转换为第一人称，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创作。
实际上，余华对叙述视角的构思之精巧，远远不止视角的选择。
故事是通过福贵对一位搜集民间故事的青年讲述自己的经历推进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同时在讲述的推进中富有节奏地进行转换，共同构成了叙事的多重审视。
第一重视角，是福贵作为当事人对自身经历的感受，这种真切的感受是第三人称无法到达的细致，不仅能使读者深刻体会到种种苦难对福贵的沉重伤害，还能寻找到苦难倾轧下的福贵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珍贵温情，福贵的人生走到最后时，依然能感到安心和满足，才能令人真正信服，读者在福贵的讲述中自然代入，仿若亲身经历，心情由沉重哀伤到逐渐宁静，那份“活着”的力量，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无声吟唱。
《活着》叙述视角简析
《活着》叙事艺术简析《活着》是余华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的败家少爷徐福贵由养尊处优到一贫如洗，在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经历流亡、饥荒、疾病、妻儿老小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的种种苦难，最终在一头牛的陪伴下孤苦地活着的故事。
苦难如影子一般，贯穿了福贵的一生，他几乎是经历了所有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会遭遇的苦难，可哪怕是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也带着对苦难的深切感知，顺从地活了下来，既找不到支撑自己活下来的力量，也没有咬牙坚持的愤恨，余华对福贵这一生的注解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中谈起这部作品的创作渊源，是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给了他灵感，这位在命运的无尽折磨下依然保持温良的老黑奴深深打动了余华，他也通过福贵的一生将这样的感动传达给读者，同时叙说着对生命朴实的认知：“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样的认知让人明白活着本身就值得歌颂值得感恩，不抱有活着之外的任何期待，人的精神状态便能够在任何经历面前不致干涸，与命运和平共处，显示出最温驯亦最柔韧的力量，“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正是因为这种来自平凡之人的伟大生命力量，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深刻的灵魂，而这种力量的书写，也是余华作为先锋派作家自觉的叙事艺术的高度体现。
余华坦白，这部作品最初是以第三人称创作的，在难以为继时才在苦苦思索下转换为第一人称，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创作。
实际上，余华对叙述视角的构思之精巧，远远不止视角的选择。
故事是通过福贵对一位搜集民间故事的青年讲述自己的经历推进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同时在讲述的推进中富有节奏地进行转换，共同构成了叙事的多重审视。
第一重视角，是福贵作为当事人对自身经历的感受，这种真切的感受是第三人称无法到达的细致，不仅能使读者深刻体会到种种苦难对福贵的沉重伤害，还能寻找到苦难倾轧下的福贵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珍贵温情，福贵的人生走到最后时，依然能感到安心和满足，才能令人真正信服，读者在福贵的讲述中自然代入，仿若亲身经历，心情由沉重哀伤到逐渐宁静，那份“活着”的力量，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无声吟唱。
《活着》写作手法
《活着》写作手法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部小说，其写作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叙事方式：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展现故事情节，增强读者
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
2.真实写实：小说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以农民家庭的生活为切入点，真实展现
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变迁。
3.笔触细腻：余华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通过细节展现
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4.叙事结构：小说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通过主线故事和插叙等手法展现了主人公的
成长和命运起伏。
论余华小说《活着》中的客观叙述
论余华小说《活着》中的客观叙述摘要：余华小说具有非理性叙述和理性叙述的特征，非理性叙事统一在理性叙述之中，形成理性秩序下的叙述方式。
这种客观叙述，不但受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很中国化的叙述，具有中国传统小说说书艺术的特征。
关键字：余华；活着；人物生存；忍耐；乐观。
余华小说的客观叙述方式是他小说创作的一贯特征和策略，这既是他的叙述方式，又是他的写作方法，本文就余华小说《活着》的客观叙述方法进行论述，以请教于同行。
一、理性秩序下的客观叙述余华在《活着》中写作时尽量站在作者角度来写，使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使作者看起来冷漠无情，然而正是这份“冷漠”造就了他理性的思维和叙述。
余华的理性叙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要减少作者的干预。
由于存在着叙事的逻辑，叙述的本身就不按照作者的意识而转移，而是根据人物关系变化。
余华称自己是“愤怒而冷漠”的叙述者，在小说《活着》中人物的命运被宿命所控制，作者借助“宿命”的无可奈何性减少了自我感受。
因此，作者和作品产生了距离。
另一方面，作品的寓言性反映了人的生命常常受到偶然，宿命，逻辑因果的影响，经常使人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这就为文学的反讽性提供了依据，余华小说，反讽性是他的一个写作特色，是作者对生命世界的把握和对是非观念的理解。
在《活着》中随着富贵亲人一个一个的死亡，我们大都能够猜到小说后面人物的命运结局。
对于人物命运的这种叙述我们甚至感到荒诞和不真实，怎么这么多的不幸降临于他，好像《活着》给我们讲一个并不真实的寓言故事。
其实余华的小说大多都有寓言特性。
寓言在是一种比较好的写作方式，给人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
余华小说具有非理性叙述和理性叙述的特征，非理性叙事统一在理性叙述之中，形成理性秩序下的叙述方式。
余华的作品《活着》，叙述了一系列非理性的事件，表达了他对中国现实社会和民间生活深刻的理性思考。
二、双重叙述人设置客观叙事在《活着》这部小说中，余华采用双重叙述人的叙述结构，叙述视角有着不同的变化。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
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体现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
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叙述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余华；《活着》；叙事语言C953A1007―4309（2010）10―0125―1.5《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
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叙述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乡土语言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
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
《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
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
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作家给予他最简洁最朴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辞。
余华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余华《活着》中的死亡叙事及修辞处理
余华《活着》中的死亡叙事及修辞处理《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贫苦农民福贵为主人公，通过他经历的一系列人生起伏，展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与人类困境。
在小说中，死亡被视为一种普遍存在，它不仅是福贵个人命运的反映，同时也承担了表达作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社会冷酷现实的讽刺揭示的任务。
本文将探讨余华在小说中对死亡叙事和修辞处理的精髓。
首先，余华运用细腻的叙事手法来揭示死亡对个人生命的冲击和意义。
小说开篇，福贵亲眼目睹了妻子家春的死亡，这是他第一次直接面对死亡，感受到了死亡的残酷和无情。
余华从福贵的视角描绘了妻子生前和死后的形象，通过对福贵内心的描写和反思，展现了死亡对福贵的巨大打击。
福贵不仅承受了妻子的离世之痛，还得面对家庭的破裂和贫困的现实。
通过福贵的亲身经历，余华向读者传递了死亡对个体生命带来的冲击和压迫感。
其次，余华在小说中运用了独特的修辞手法，将死亡与其他主题相结合，以强化对死亡的叙事效果。
在小说中，余华通过对自然景物和社会现实的细致描写，将死亡与农村生活、家庭关系、历史变迁等主题相互渗透、相互映衬。
例如，福贵的儿子孙生出生时，整个村庄正值饥荒期，婴儿们接连夭折。
这种对比极强烈的生死对照，使得孙生的出生更显得珍贵和脆弱，同时也揭示了饥荒和社会动荡对个体生存的考验。
此外，余华还通过对个体命运的铺陈，将死亡作为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
小说中，福贵亲眼目睹了无数亲人和亲友的死亡，其中包括儿子孙生、女儿兰花等。
这些死亡并非自然的消亡，而是由于战争、饥荒等社会现象的影响导致的。
通过描绘这些悲剧性的死亡，余华暗示了中国社会中个体命运的无奈和生存的艰辛。
他通过死亡对社会冷漠和不公的讽刺，激起了读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反思。
最后，余华还通过对死亡叙事的不同层面的处理，强化了死亡对人生意义的探讨。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福贵在年老体衰之际，开始对自己的经历和生命进行深刻的反思。
他意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拥有财富和地位，而是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人间的温情。
浅谈《活着》的艺术特色
浅谈《活着》的艺术特色《活着》是先锋小说作家余华在9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余华创作由冷漠血腥向温情转型的分水岭。
它向我们讲述了在中国近百年的动荡背景下，主人公福贵一生经受过的生活磨难，亲人离逝的无奈，最后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悲惨遭遇。
这些苦难与伤痛把主人公福贵历练得更加坚强，让他历经人世沧桑，看清人情冷暖，从而懂得活着的意义。
本文将从叙事技巧以及语言特色两方面作为切入点来浅析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
在叙事角度上，小说以“我”为第一视角进行回忆，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拉近了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同时也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
“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游荡在充斥阳光的乡村，在夏日的池塘边遇到了已是老人的福贵，同时十年前“我”的悠闲自得与福贵年轻时的不幸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是一个叙述者，福贵又是另一个叙述者，作者采取双重视角的叙事方式来拼凑出福贵悲剧的人生，通过双重叙述视角使得主人公福贵的形象更加鲜活，更增添了作品的代入感。
在叙事手法上，小说采用“以轻写重”和重复叙述，用平淡的语言掩藏内心的悲伤，以连续不断的死亡事件为内容进行重复叙述，让读者产生最直接的生命体验。
比如主人公福贵只是通过热度的消失来描述妻子家珍的死亡的场景，这样轻描淡写的重现妻子的死亡，在他那平静的语句中仿佛看不到一丝悲痛，殊不知背后隐含的却是生者对于死亡的无奈。
而在面对丧子之痛时，福贵只是对县长春生说了三句话：“春生，我儿子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要去看儿子了”、“春生，你欠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我吧”。
从这三句短短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失去儿子的可怜父亲，在用这种平平淡淡的语句努力的压制着自己的内心悲痛与无助。
故事中接连不断的苦难和死亡在福贵平静的叙述中显得波澜不惊，但平淡的叙述却加强了故事本身的情感冲击力，把苦难和温情的主题向读者展露无遗。
此外，小说还采用以顺叙为主的基础上穿插倒叙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使小说增添了许多戏剧化的波折，让小说更加引人入胜。
从叙事角度看《活着》
马云燕从叙事角度看《活着》在悠久的时间演变中，文学的文字语言储存了无穷的文化内涵,能更自由地接近思想与哲学。
尽管影视等其他艺术类别，极力强调自身艺术的纯粹性与美学形态，但是都超越不了文学。
张艺谋向来尊重文学作品，其影片多来自于文学作品的改编，《活着》便是其中的一部。
在80年代中期，政治对思想逐渐宽容，“历史”成为了“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
经由这些结构我们得以重现过往事物, 以达到解释它们的意义之目的。
”在这里, “历史”与人类生命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其他因素一样，不仅可以言说的, 而且可以戏说。
于是，历史图景与意义通过主观想象的理解模式或意象抵达于人们的眼前：历史与虚构终于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 “讲述什么”重在强调作为小说主体的故事的话, 那么“怎么讲述”则是指作为技巧的叙述法。
电影《活着》的叙述特点之一是完全剔除了画外音。
将第一人称转述变为全知叙述，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及其一家人的悲欢离合。
这和影视作品以声画符号作为讲述故事的语言的特点密切相关。
这也证明了“经典电影叙事的基本特征是以呈现而不是讲述的方式隐藏起叙事行为与符码痕迹”。
电影以福贵在赌场赌钱开始，按照时间顺序配以字幕讲述故事，使得叙述条理清晰，明白晓畅。
但同时也正因电影中画外音的缺席，观众不是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听”老年福贵娓娓道来，与叙述者“我”一同进入情感体验状态，而是被动地“看”故事，与福贵的苦难似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当然这和张艺谋导演有意冲淡电影的苦难色彩有关，例如他在片子最后，安排福贵、家珍、二喜看着馒头天真稚气地逗着小鸡，说起鸡、羊、牛，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温馨情调来结束本片。
影片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张艺谋把文革作为电影的主旋律，而余华仅仅是把文革当做一个背景。
在电影中，当故事进入到六十年代，我们几乎随处可见文革思想给福贵一家带来的影响。
例如镇长让福贵把皮影烧了，因为那是旧社会的产物，而今要破四旧；再如凤霞相亲，镇长介绍二喜时特别强调他的家庭成分很好，福贵也指着自家墙上努力站好的“革命证明”，表明两家是“门当户对”；又如批斗大会结束后，二喜让福贵一家跟“走资派”春生划清界线。
余华《活着》中的死亡叙事及修辞处理
余华《活着》中的死亡叙事及修辞处理《活着》以福贵为主人公，通过他的视角，呈现了他在动荡时期中所经历的苦难和哀伤。
小说以福贵的童年生活为开端，描述了他家族的茂盛、逆境和最终的衰败。
在这个过程中，死亡逐渐出现，并伴随着福贵的一生。
福贵的父亲、弟弟、儿子、妻子，甚至自己，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死亡，这使得福贵陷入了无尽的悲恸和懊丧之中。
在叙事方面，余华运用了一种简洁而有力的叙述方式。
他没有花言巧语，却能够准确地表达出角色心里的情感和思想活动。
例如，在描述福贵家族的茂盛时，他写道：“家业丰厚，钱不愁，工人差大概能养活十几万人。
父子俩带着二十多个帮手。
”这种简明扼要的叙述使读者能够迅速了解主人公的背景，并感受到他们一开始的富足和幸福。
然而，随着故事的进步，死亡开始逐渐融入福贵的生活。
福贵的父亲和弟弟先后去世，悲恸的情感在他心中激荡。
而当福贵儿子染上了重病时，福贵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恐吓。
余华通过描写福贵的心里痛苦和挣扎，使得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死亡所带来的痛苦和无奈。
在修辞处理方面，余华运用了一系列的修辞手法，使得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更加生动和有力。
其中之一是对比手法。
通过对比，余华机灵地突出了死亡与生命的反差。
例如，在描写福贵儿子濒临死亡时，余华写道：“我们屡屡用生命来看待问题，觉得生命是那么廉价，那么不值一哆嗦。
可一旦真正面对生命的消逝，可就全然不同了。
”通过对比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无常，作者揭示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
此外，余华还运用了象征手法，将死亡与详尽物象相联系，进一步加强了死亡叙事的效果。
例如，在福贵妻子去世时，余华描述道：“阳光照在小妖精的脸上，就像照在玛瑙上一样，把整个屋子都点得既艳丽又凄凉。
”通过将阳光与玛瑙（玛瑙象征福贵妻子的秀丽和纯净）联系起来，作者给死亡描绘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形象，使读者无法防止地感受到死亡的冷酷和哀伤。
总而言之，余华在他的小说《活着》中通过奇特的叙事和精致的修辞处理，成功地呈现了死亡在人类生活中的存在和影响。
活着叙述视角的特点
活着叙述视角的特点《聊聊<活着>叙述视角的那些事儿》嘿，大家好呀！今天咱来唠唠《活着》叙述视角的特点。
你知道不，这《活着》的叙述视角那可真是有意思得很呐！它就像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老朋友，蹲在你旁边，慢悠悠地给你讲述着福贵的一生。
它不像有些故事，高高在上地在那讲啊讲。
《活着》的叙述视角特别接地气，就感觉是咱身边的普通人在说话。
咱仿佛能看到那个讲故事的人，一边吧嗒吧嗒抽着烟，一边不紧不慢地和你述说着那些或悲或喜的事儿。
这种视角特别有亲切感，就像你跟着福贵一起经历了那些风风雨雨。
你瞧，它不是那种死板的陈述，而是充满了情感和温度。
咱跟着福贵一起笑过、哭过、叹息过，感觉自己就像是故事里的一份子。
而且啊，它还有个特别妙的地方，就是能把那些特别惨的事儿说得好像也没那么惨了。
不是说淡化了悲剧色彩哈，而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让你接受了那些苦难。
就好像那个讲故事的人在说：“嘿，这就是生活嘛，没啥大不了的！”这种幽默感和豁达真的是太让人佩服了。
你再想想，要是换个高高在上的视角来讲述福贵的故事，咱还能这么感同身受吗？肯定不能啊！咱会觉得那离咱老远老远了，根本没法融入进去。
《活着》的叙述视角还特别狡猾，它一点点地把故事展开，让你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福贵的命运紧紧抓住了，想挣脱都挣脱不了。
总之呢，《活着》叙述视角的特点那就是亲民、有趣、有情感，还带着那么一点点狡黠。
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
每次回味起来，都能感受到福贵那波澜起伏的人生，以及生活背后的酸甜苦辣。
这就是《活着》的魅力，这就是它叙述视角的独特之处。
咱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高明啊，能把一个故事讲得这么深入人心，真是厉害咯！大家也都去好好感受感受吧，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次阅读体验呐！。
活着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
活着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题目:活着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正文:活着是余华所著的一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福贵的人生经历。
在这部小说中,余华采用了多种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福贵的生活。
1. 叙述视角的多样性活着的叙述视角非常多样化,从福贵自身的角度,到他的妻子儿女的角度,再到他的邻居和朋友的角度,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经历,使得小说具有了非常丰富的叙述视角。
这种叙述视角的多样性,使得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福贵的生活,以及他所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2. 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刻画活着中的细节描写非常生动,福贵所经历的各种细节,包括日常生活、家庭矛盾、社会变迁等,都被余华生动地描绘出来。
这些细节描写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节,也刻画了福贵这个人物形象,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3. 情感描写和人性的探讨活着中的情感描写非常丰富,从福贵对家庭、亲人和朋友的深情厚爱,到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反思,余华都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表达了他对人性和情感的深刻理解。
这种情感描写和人性的探讨,使得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和人性的哲学作品。
4. 语言的运用活着的语言运用非常独特,余华使用了非常多的比喻、隐喻和象征,使得小说具有了非常独特的语言风格。
这种语言运用的方式,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得小说更加贴近读者的心理,让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和感受小说中的情感和人生。
5. 主题的探讨活着的主题是关于生命的探讨,它通过对福贵的人生经历的描绘,表达了关于生命的感悟和思考。
小说通过福贵的经历,探讨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探讨了社会和人生的真相和面貌。
这种主题的探讨,使得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人类生命和意义的深刻思考。
活着叙事结构要点
1叙事结构在我看来，影片的结构非常清晰，而且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明暗线交织，情节步步深入，环环相扣，过渡和谐而情节丰满。
明线则为导演为影片分的四个部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
通过这种线型的结构形式，把故事放在几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以线型的结构形式，把人物融入时代背景当中刻画，让生与死的强烈对比在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中交替上演。
暗线则是皮影。
皮影在影片中起的作用，不只有象征人物形象、见证人物多舛的命运的作用。
它在实现情节的连接和场景的转换上，在烘托和渲染背景和奠定感情基调方面，有极其重要且巧妙的运用。
现我现我结合具体的场景，简要进行分析：1，影片的开头，当福贵在赌场赌钱时，曾唱过一段皮影。
“奴和潘郎宵宿久，象牙床上任你游”。
此时的他还是养尊处优的少爷，对皮影还只是无聊的消遣和娱乐。
从皮影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此时的生活和心理。
而赌钱过程中，伴随一阵紧张而激烈的皮影，他输掉了一切，开始了自己命运的转折。
此为一。
2，接着是他向皮影班主借了皮影，开始了自己的卖艺生涯。
镜头由皮影班主拿起来的皮影巧妙的过渡到了他辗转卖艺的场景。
“文仲心中好惨伤，可恨老贼姜飞雄”，也是他此刻处境和心理的反映。
此为二。
3，再接着，影片由一把刀划入皮影的帐幕，场景顿时转变，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的军队。
被抓壮丁入伍，又为转折。
此为三。
4，被共产党俘虏，镜头由被刺刀刺着放在阳光下的皮影转换到为共产党唱戏的情景。
“广成子拾起翻天印，宝印起处疼煞人。
急忙我把二将换，速速逃往黄花山”。
他死里逃生，回到了家人身边。
此为四。
5，大跃进运动了，皮影逃过一劫。
他为炼钢工人唱戏，“赤精子使起阴阳镜，宝镜照得月难唤，吩咐一声莫怠慢。
”有一种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激情在里面。
只是同样在唱戏的地点，他又经历了儿子的死亡。
6，文化大革命，皮影难逃次劫，被烧掉。
而女儿也在这场“革命”中因生育死去。
7，皮影箱子最后成为了孙子放小鸡的地方，象征着新生的力量和活着的希望。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导言：《活着》是于1993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作者是余华。
该小说以中国农民福贵的生命故事为背景，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苦难和变迁。
2003年，由于该小说的影响力和文学价值，导演张艺谋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将就《活着》的小说与电影进行比较，探讨两者在叙事艺术表达方面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一、叙事结构小说《活着》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以福贵的视角，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展现人物的成长、遭遇和命运转折。
整个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生命中各个阶段的描写扩展，力求展示时代变迁对生活的影响。
而电影《活着》则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闪回和镜头的跳跃，将福贵的经历与历史事件相交融，更加深入地展示了社会变革对个人命运的冲击。
二、画面表达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通过对景物、人物内心活动和对话的描写帮助读者构建感性的画面。
小说中的描写往往更加细腻和深入，读者可以更好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思想。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视觉形象的展示，借助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布置和摄影的技巧来构建观众的情感体验。
电影所呈现的画面更加直观、生动，能够更好地打动人的心灵。
三、角色刻画小说《活着》通过对福贵以及周围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各个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和个性特征。
小说通过对福贵内心活动的描写，更加深刻地展示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行为和思想。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演员的表演和导演的引导来塑造角色形象。
电影往往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和音效，更加直观地展示角色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四、节奏与氛围小说《活着》以行文简洁、紧凑的风格为特点，通过章节的划分和叙述的抑扬顿挫来调节节奏感，营造出不同情节下的氛围。
小说中往往以福贵回顾过去为主线，穿插回忆和现实的描写，使读者同时感受到福贵的人生历程和内心感受。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镜头语言和音效来调节节奏感和氛围。
电影中的画面切换和音效的运用可以更好地表现时间变迁的流畅和压迫感，营造出观众更为直接的观影体验。
《活着》的重复叙事特点分析
《活着》的重复叙事特点分析
《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位农民伴随着中国20世纪
动荡历史变迁的故事。
小说的叙事特点之一是重复叙事，这种叙事手法在
整部小说中贯穿始终，并起到了强化情感、突出主题的作用。
下面我将从
不同角度分析小说中的重复叙事特点。
首先，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重复叙事可以在其中一种程度上体现主人公
的心理变化和生活经历。
在小说中，主人公福贵经历了家庭的破裂、亲人
的死亡、财富的失去等一系列变故，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伤害。
通过重复叙事，读者可以感受到主人公心理上的痛苦和无助，以及他对生
活的逐渐失望和绝望之情。
比如在小说中，主人公多次提到自己的女儿李妞，她的出生给他带来了希望和快乐，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导致了悲剧的
发生。
这种反复的叙事可以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也更直观地感受到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际遇。
余华《活着》中的死亡叙事及修辞处理
余华《活着》中的死亡叙事及修辞处理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以其深刻的死亡叙事和精妙的修辞处理而被广大读者所赞誉。
这本小说通过讲述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展现出了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脆弱与无常。
在小说中，余华采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来表达死亡的主题，并将其与生命的价值以及人性的光辉相结合，使整个叙事过程更加动人和令人深思。
《活着》通过描写福贵所经历的种种死亡场景，如家庭成员的死亡、社会变革中的死亡和个人内心的死亡等，以展现对死亡的恐惧和挣扎。
在小说中，死亡不仅仅是福贵个人经历的事件，更是与他的生活和身份紧密相连的因素。
福贵的亲人纷纷死去，他失去了家庭和财富，陷入了生活的低谷。
他目睹了社会的剧变，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大饥荒等历史事件，这些都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深重的伤痛。
通过这种叙事手法，余华巧妙地表达了对死亡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复杂揭示。
在修辞处理方面，《活着》运用了寓言、讽刺和象征等多种手法，使得对死亡的叙述更加生动且引人深思。
在小说中，福贵的父亲福海在战乱中被炮火炸得遍体鳞伤，差点丧命，这个场景被描写成“满草满地的死亡”和“爱满身是血腥味的死亡之花”。
这种寓言手法使人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死亡的残酷和无情。
此外，通过描写福贵的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反差，小说中的讽刺手法得以展现。
福贵在农村时过着安稳、贫困却幸福的生活，而在城市却被现代化的机器剥夺了一切，变得贫穷、孤独和无助。
这种讽刺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丧失和在面对死亡时的无能为力。
另外，《活着》还运用了象征手法来加深对死亡的揭示。
小说中的白毛女是一位象征着希望和幸福的角色，她的命运和福贵的相似，都被无情的现实所摧残。
白毛女的死亡给福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使他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追求幸福的意义。
通过白毛女这一象征人物的描写，余华揭示了生命在死亡面前的脆弱和无助，使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生的宝贵和死的恐惧。
总的来说，余华的《活着》通过死亡叙事和修辞处理，展现了死亡在个体和社会生命中的重要性和冲击。
论述《活着》的叙事特点
论述《活着》的叙事特点小说采用了时间顺序铺陈故事，如果以死亡为界来分析每一段故事的话，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每段故事的节奏掌握是不一样的，这种节奏的快慢也控制了读者阅读作品时感情的起伏，而每次故事中作为聆听者的“我”出现时，就会缓和小说对读者带来的冲击，然后为下一次感情的冲击做准备。
小说叙述特点分析具体如下：一、双重叙事与镶嵌式叙事即由“我”引出小说真正的叙事人，让福贵成为叙述的主题，我成为同读者一样的故事的聆听者。
这样做的好处是，更容易拉近故事同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更容易解读福贵的内心。
理解在他故事背后隐藏的深重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在被推到极致的时刻，“我”又会出现，短暂的停顿和安详的气氛带来更加有力的震撼，同时留下时间和空间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体验人物内心巨大的悲痛之声。
因为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他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
《活着》的这种叙事结构也就是镶嵌式结构。
即在讲述一个故事时，有计划地安排插入(打破被讲述故事的主体突兀性，形成技巧性间隔。
“根据插入在整个话语系统中所占比例的大小确定情节结构是一种镶嵌式还是一种交替式的存在。
如果在确保讲述故事的主体优势的条件下进行插入，那么此结构为镶嵌式。
”这同马克吐温《跳蛙》的结构不同，马克吐温是用了套状的叙述结构，大故事中套故事，故事里面再套小故事，而《活着》的故事是线性发展的，是平面的，时空同一。
二、民歌式叙事小说中的“我”因为采风而来到农村，民歌是“我”此行的目的。
民歌正是促成“我”和福贵相遇的契机。
整个小说由民歌开始，又将民歌安插进小说的行进之中，使得整个小说笼罩在民歌的质朴与原始中。
这种朴实，使小说具有了土地的力量，也只有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才能承载与湮没巨大的伤痛，才能镇定自若地面对生命的无常。
三、重复叙事夏中义先生曾经将余华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母题归纳为“苦难中的温情”和“温情地受难”，这一母题在《活着》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福贵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亲人朋友的死亡，而每一次福贵的化险为夷都让读者认为也许这个人就要转运了，而当故事以抛物线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地往下坠时，我们不仅要怀疑，这样的活着是否比死亡更好。
论述《活着》的叙事特点
论述《活着》的叙事特点小说采用了时间顺序铺陈故事，如果以死亡为界来分析每一段故事的话，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每段故事的节奏掌握是不一样的，这种节奏的快慢也控制了读者阅读作品时感情的起伏，而每次故事中作为聆听者的“我”出现时，就会缓和小说对读者带来的冲击，然后为下一次感情的冲击做准备。
小说叙述特点分析具体如下：一、双重叙事与镶嵌式叙事即由“我”引出小说真正的叙事人，让福贵成为叙述的主题，我成为同读者一样的故事的聆听者。
这样做的好处是，更容易拉近故事同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更容易解读福贵的内心。
理解在他故事背后隐藏的深重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在被推到极致的时刻，“我”又会出现，短暂的停顿和安详的气氛带来更加有力的震撼，同时留下时间和空间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体验人物内心巨大的悲痛之声。
因为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他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
《活着》的这种叙事结构也就是镶嵌式结构。
即在讲述一个故事时，有计划地安排插入(打破被讲述故事的主体突兀性，形成技巧性间隔。
“根据插入在整个话语系统中所占比例的大小确定情节结构是一种镶嵌式还是一种交替式的存在。
如果在确保讲述故事的主体优势的条件下进行插入，那么此结构为镶嵌式。
”这同马克吐温《跳蛙》的结构不同，马克吐温是用了套状的叙述结构，大故事中套故事，故事里面再套小故事，而《活着》的故事是线性发展的，是平面的，时空同一。
二、民歌式叙事小说中的“我”因为采风而来到农村，民歌是“我”此行的目的。
民歌正是促成“我”和福贵相遇的契机。
整个小说由民歌开始，又将民歌安插进小说的行进之中，使得整个小说笼罩在民歌的质朴与原始中。
这种朴实，使小说具有了土地的力量，也只有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才能承载与湮没巨大的伤痛，才能镇定自若地面对生命的无常。
三、重复叙事夏中义先生曾经将余华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母题归纳为“苦难中的温情”和“温情地受难”，这一母题在《活着》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福贵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亲人朋友的死亡，而每一次福贵的化险为夷都让读者认为也许这个人就要转运了，而当故事以抛物线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地往下坠时，我们不仅要怀疑，这样的活着是否比死亡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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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活着》的叙事特点
小说采用了时间顺序铺陈故事，如果以死亡为界来分析每一段故事的话，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每段故事的节奏掌握是不一样的，这种节奏的快慢也控制了读者阅读作品时感情的起伏，而每次故事中作为聆听者的“我”出现时，就会缓和小说对读者带来的冲击，然后为下一次感情的冲击做准备。
小说叙述特点分析具体如下：一、双重叙事与镶嵌式叙事
即由“我”引出小说真正的叙事人，让福贵成为叙述的主题，我成为同读者一样的故事的聆听者。
这样做的好处是，更容易拉近故事同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更容易解读福贵的内心。
理解在他故事背后隐藏的深重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在被推到极致的时刻，“我”又会出现，短暂的停顿和安详的气氛带来更加有力的震撼，同时留下时间和空间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体验人物内心巨大的悲痛之声。
因为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他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
《活着》的这种叙事结构也就是镶嵌式结构。
即在讲述一个故事时，有计划地安排插入(打破被讲述故事的主体突兀性，形成技巧性间隔。
“根据插入在整个话语系统中所占比例的大小确定情节结构是一种镶嵌式还是一种交替式的存在。
如果在确保讲述故事的主体优势的条件下进行插入，那么此结构为镶嵌式。
”这同马克吐温《跳蛙》的结构不同，马克吐温是用了套状的叙述结构，大故事中套故事，故事里面再套小故事，而《活着》的故事是线性发展的，是平面的，时空同一。
二、民歌式叙事
小说中的“我”因为采风而来到农村，民歌是“我”此行的目的。
民歌正是促成“我”和福贵相遇的契机。
整个小说由民歌开始，又将民歌安插进小说的行进之中，使得整个小说笼罩在民歌的质朴与原始中。
这种朴实，使小说具有了土地的力量，也只有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才能承载与湮没巨大的伤痛，才能镇定自若地面对生命的无常。
三、重复叙事
夏中义先生曾经将余华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母题归纳为“苦难中的温情”和“温情地受难”，这一母题在《活着》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福贵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亲人朋友的死亡，而每一次福贵的化险为夷都让读者认为也许这个人就要转运了，而当故事以抛物线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地往下坠时，我们不仅要怀疑，这样的活着是否比死亡更好。
小说对死亡的描写很少采用直接描写，大多是侧面刻画生者对于死亡的感受，从生者的立场获得对死亡的认知。
对生者的刻画越详细，我们对每一次死亡的感知就越深刻。
比如福贵的儿子有庆死了之后“有庆躺在坑里，越看越小，不像是活了十三年，倒像家珍才把他生出来。
我用手把土盖上去，把小石子都捡起来，我怕石子硌得他身体疼。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
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读者随着叙述的想象，会感受到黑夜的寂静，月光的宁谧，也会感到福贵淌血的内心，而那如盐的月光同样洒在读者的心上。
除了对死亡的重复，小说还对生命的巧合进行了反复的刻画。
这种巧合又是在历史的画卷中展开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人生的巧合也是历史巨大的洪流造成的。
比如曾经让我倾家荡产的龙二爷，在文革时却因为地主身份被枪毙，如果他当时没有抢走福贵的家产，这时死掉的也许就是福贵了。
再比如福贵和春生，
这一对战场上出生入死的难兄难弟，谁又能想到若干年后福贵的儿子会因为救春生生产时大出血的老婆抽血而亡，一个生命换来的是另一个生命的新生。
谁又能想到，这个间接杀害有庆的春生，会在文革时自杀身亡。
死亡是萦绕生命的鬼魅，阴影迟迟不愿离去。
命运是捆绑人生的枷锁，脚镣声声回响。
而福贵还要在这阴影包围下，戴着脚镣走完余生。
何其残酷。
众多不幸的流弹击中了他身边的人，唯独放过了他，这何尝不是一种荒诞。
四、叙事的时间性和节奏性
前文已经提到，每当故事情节发展到让人足够悲伤与震撼时，“我”会重新出现在故事中，缓和读者的情绪，为下文更加惨烈的情节做铺垫，这就是作者对故事节奏的划分。
在这种节奏划分下，整个小说有序地行进着。
小说的时间性，则是作者对每段死亡故事具体叙述时节奏的掌握。
叙事事作品中时间的特征是它的二元性：一个是本文时间，即阅读作品本文所需要的实际时间；另一个是故事时间．即在故事中虚构的故事关系”按照这个理论，当故事时间短，而叙事时间长的话，则节奏慢；当故事时间长．而叙事时间短的话，则节奏快。
作家往往会运用省略、概要、场景、停顿等手法来调整文本。
使得文本具有疏密有致的叙事节奏。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小说开头福贵家到破落后，父亲母亲相继去世，只用了很少的笔墨。
相应的，对读者的冲击并不太大，也许只有轻轻的一声叹息。
福贵从战场返回后，小说节奏慢了下来，福贵对一家人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家珍、凤霞、有庆在这一段叙述中栩栩如生地向读者走来，又无声无息地被死亡俘虏。
原本叙述中被家庭生活冲淡的种种苦难，在死亡的时刻又浮现出来。
这是一段漫长的叙述，如果避开那些突如其来的死亡，这应该是福贵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文学叙事的时间速度，包含着更多的叙事者的主观投入，更多的幻想自由度。
文本的疏密度和时间速度所形成的叙事节奏感，是著作家在时间整体性之下．探究天人之道和古今之变的一种叙事谋虑。
道理相当明显。
没有快速的时间运行。
天人之道就难以获得大起大落的历史人生的变化作为载体．在凝滞中隐而不彰。
但是如果没有时间慢速运行而增强情节密度，那么就难以是天人之道在形象展现中变得质感饱满，具有足够的描写深度和细致精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