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精神的现代维度_陈文旭

收稿日期：2013-08-21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文化传播创新研究”（编号：NKZXB1238）的阶段性成果。

启蒙精神的现代维度□陈文旭［摘要］启蒙精神的真正魅力和价值，可归结为它的理性主义启蒙以及对西方现代化的开启上。

启蒙精神的本质在于批判性，作为一种弘扬理性、开启民智、讴歌人性、崇尚自由的思想正能量，在现时代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需要重视启蒙精神的思想精髓，以启蒙精神为镜，去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解决，重建属于自己的启蒙精神。

［关键词］启蒙精神;理性主义;批判;现代价值［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70(2013)05-0086-04［作者简介］陈文旭，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澳门大学博士后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主义所倡导的现代理性，成为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纲领。

恩格斯评价说，启蒙学者“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

启蒙运动推进了西方现代化进程，所倡导和追求的启蒙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独特的思想意蕴。

一、启蒙精神的历史溯源在西方哲学史上，“启蒙”（Enlightenment ）一词似乎有着专门的所指，一提到它，人们就会自然联想起那个人类理性获得巨大解放的思想运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2］它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是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将自己视为大无畏的文化先锋，努力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黑暗时期。

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不仅直接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爆发，而且启迪世人用理性的光芒照射外部对象，孕育出伟大的启蒙精神。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他们甚至将法国大革命精神直接等同于启蒙的精神来看待，“他们总结的启蒙精神是理性主义、批判精神、自由的理想和历史进步观。

这四点是一致的：理性的正确运用是判断，它的目标是自由，而自由的理想是在历史进步中实现。

”［3］特别是理性主义，自笛卡儿以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把“理性”奉为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高原则，及至黑格尔便达到了顶峰。

对黑格尔来说，理性主义所具有的内涵已经不止于人类个体所具有的认知和道德能力，而是包括着某种超越了个人肉身局限性、对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大一统”原则：“‘理性’是世界的主宰”，“‘理性’是宇宙的实体”，“‘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4］。

可见，理性主义具有了“普遍理性”意义。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思潮，启蒙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

其核心就是在对宗教神学批判的基础上恢复理性的主导地位，把理性精神变为人的思想根基和行为准则，实现人“脱离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并最终摆脱“他律”束缚，从宗教所营造的“上帝之城”中解放出来。

而人之所以对自身能力信赖，是因为人具有理性，理性帮助人“祛魅”，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康德曾热情洋溢地赞美启蒙，“启蒙就是人结束他咎由自取的未成年状态。

所谓未成年，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假借他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头脑。

……鼓起勇气去使用你的头脑！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

”［5］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精神一直作为进步力量被世人所推崇。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将世人从启蒙理性的美梦中唤醒，重新思考几个世纪以来启蒙精神的真正价值。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1947）一书中，探讨启蒙的当代意义。

在他们看来，“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6］；“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7］。

取代第一次理性启蒙的，将是一次彻底的启蒙反思，从而真正实现“对启蒙的启蒙”［8］，即“要重新发掘已经丧失活力的初次启蒙中残存的理性潜能，使之再次释放出来”［9］。

此后，以福柯、德里达、吉登斯、贝克、詹明信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批判者，陆续诟病启蒙以来理性所树立的权威地位。

譬如，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书中发问，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理性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10］福柯从康德启蒙理念入手，认为理性与权力不可相分，它既非公平的，也非正义的。

二、启蒙精神的批判本质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强调的，近代自然科学明锣开道者培根是不容忽视的关键人物，因为“‘经验哲学之父’培根早就归纳了启蒙的主旨”［11］，并且“他最早表达了近代科学观，阐述了科学的目的、性质，发展科学的正确途径，首次总结出科学实验的经验方法———归纳法，对近代科学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12］。

更为重要的是，培根是除旧布新的思想革新者，他对经院哲学的科学观和传统逻辑思维方式的批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所以说，谈及“启蒙”，人们更愿意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追溯到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

有学者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

西方思想从来不乏理性主义，为什么偏偏这一时期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呢？原来，理性的时代中的“理性”有其特殊的意义。

古希腊的理性是宇宙的心灵相通的思辨，中世纪的理性是神学和信仰的助手，近代的理性则是时代的精神，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精神。

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精神，首先是因为它与自然科学精神的相关。

［13］理性就其基本的含义来讲，是人们运用理智的力量对现实生活事物和现象（包括精神生活）的理解和把握。

为了有效地利用和改造世界，首先人们必须认识世界，而要认识世界，就要借助理性的力量加以思考、探索，对其作出必要的阐释、说明。

此外，理性还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批判功能，而不是仅仅拘囿于对事物的阐释和说明。

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批判，就没有理性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进步。

［14］启蒙精神的本质在于对时代精神的批判，启蒙哲学亦称做批判哲学。

法国大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在政治上保守的德国却出现了积极反映和正面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哲学。

康德早就宣称自己的哲学是批判哲学，“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特别意义上的批判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要必须经受批判”［15］。

康德所说的批判时代指的是启蒙时代，诚如黑格尔评价，“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陈述”［16］。

黑格尔还指出，法国大革命是“壮丽的日出”，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一切有思想的存在者都分享到这个世纪元的欢欣。

一种崇高的情绪激动着当时的人心，一种精神的热忱震撼着整个世界，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和谐仿佛在当下被实现了”［17］。

之所以黑格尔如此高度评价失败了的法国大革命，就在于法国大革命体现着启蒙精神，代表着进步的时代力量，宣告与旧的封建制度彻底决裂，这无疑就是一种伟大的批判精神。

［18］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仍然洋溢着启蒙精神和“普遍理性”，德国古典哲学家所总结和阐发的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既是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对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又一次伟大哲学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哲学、批判哲学。

马克思称之为“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释”［19］。

对社会现实和思想界现状的彻底批判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精神动力，失去了批判精神也就丧失了生命，不理解批判精神，也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真谛。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首先体现在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与反思，“通过理性的考察还原出：理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是依存于社会生活；理性本身的矛盾与裂变，只有借助于实践才能解决。

”［20］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在彻底的批判精神的推动下，一步步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寻找隐藏在其背后的历史动因———经济基础。

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分为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四个部分来考察，不无道理。

［21］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这本书，被学界看作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学术著作，不仅是因为书中着重探讨了启蒙的概念，并从文化工业、反犹太主义要素来阐发启蒙的倒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开启的启蒙精神批判实质上就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技术理性主义的批判，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有学者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不仅明确批判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精神———这实际上是全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是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本质和深层逻辑基点———它在推进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显示出自身具有的双重性：解放和奴役；而且第一次开启了一种直接反对以现代化为旨归的工业文明的后现代思潮和后马克思倾向。

［22］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启蒙运动所孕育的启蒙精神，还是后人对启蒙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启蒙精神的本质始终在于其批判性。

三、启蒙精神的现代价值如何认识理性主义的当代价值？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广泛应用，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利用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很大突破，其结果就是物质财富极度丰富、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

马克思、恩格斯曾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起着重要决定和推动作用，特别是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意义重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3］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泛滥，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比如生态环境恶化、功利主义盛行、人与人之间冷漠、文化困境凸显、极权统治加剧等等。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具理性的滥觞，逐渐演变成经济理性、政治合理性。

譬如，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资本逻辑成为裁判者，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资本增殖、剩余价值获取为导向，这其中工具理性扮演着助推器作用。

在社会生活领域，统治阶级会利用各种手段进行阶级统治，不光把统治魔爪伸入经济、政治生活，还伸向文化、私人空间。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可以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轮子，自启蒙运动以来二者之间的冲突不断。

如何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发展，是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就工具理性而言，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不能否认其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人类解放的进步意义，工具理性在对外部自然（自然界）和内部自然（人身）的认知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