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问题研究本论文运用现代合约理论和金融中介理论，分析转型经济下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基本动因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并结合中国的典型调查资料来实证上述的理论分析；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阐明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可能路径及其条件；实证分析当前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有关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发展的基本策略与思路。

1．研究的主要内容本论文是关于如何诱导与规范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确定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确定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理论分析工具及基本范畴；第二，实证考察国内外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基本概况，并重点考察中国转型经济下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及其特征；第三，剖析转型期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发展的根源；第四，揭示转型期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第五，实证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第六，阐明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可能路径及其条件；第七，给出如何诱导和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基本原则与途径；第八，提出有关规范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政策建议。

2．研究的主要结论2．1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与发展具有长期性与普遍性。

同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广泛地分布于各个省份。

活动于民间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已有千百年的历史，自从进入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时期，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经济发展，它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先后进入了军阀统治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农村金融也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化，而活动于农村的旧式非正规借贷依然在农村处于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金融集权体制安排下，活动于农村经济领域内的非正规金融行为，主要表现为私人之间的互助性借贷，其它形式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几乎不存在。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融资规模趋于增加，在这一期间，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借款额占其平均年借款总额的比值：全国与东部地区均超过50％，中、西部从90年代开始亦超过50％；而且非正规金融的融资工具日渐复杂，对社会经济影响也越来越大。

2．2客观上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市场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水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在时空上表现出不平衡性，必然决定内生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方式差异较大；同时现行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体本身运行机制的变化，导致过渡时期中国经济商品化、市场化水平迅速得到提高，经济体内市场经济份额快速增加，但这种增长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差异的。

因此，农村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变化及其差异，其客观上必然要求农村金融运行、组织形式及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但是转型期的行政管制金融未能及时对应经济变化而进行有效变革，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这种内生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方式必然有其产生的内在冲动性。

从供给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在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实施工业优先增长发展战略，便有了控制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动机，这样控制农村的金融资源也就在所难免。

运用利率水平控制、金融市场进入许可证制等金融控制工具，将全社会金融资源集中在国家手中，并通过计划手段分配到国家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中去。

在这种集权体制主导下，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农村社用社)从创立之初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演变成为国家基层机关在农村的融资工具。

经济转型开始后，由于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及其配套措施尚未有效实施之前，政府更是出于政治、社会稳定性考虑，仍然会对国有企业进行投入，并且逐渐导致国有经济部门在资金上对国家产生了刚性依赖，此时政府仍需要不断地从农村经济领域里汲取金融(经济)剩余，继续为这些工业部门“输血”。

这样农户、农村中小企业等经济主体不可能从农村正规金融部门获得有效的金融满足，从而农村经济主体内部便产生了以自身偏好方式解决融资的冲动和可能。

2．3同农村正规金融相比，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微观经营上，具有一套能够充分利用信息、降低融资成本等优势，而且又与其所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

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经济主体除了缺乏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所要求的担保抵押品；更重要的是农户分布空间的零散性、农业金融交易的小额性及季节性特征，导致获得有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财务、经营状况等信息成本高昂。

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农村信贷市场上，贷款者通常面临着由于信息非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有成本可证实状态三大问题。

虽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可能拥有大量价格低廉的信贷资金，且有向农户放贷的意愿，但在搜寻或鉴别借款人有关信息及贷款事后有效监督借款人行为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因而正规金融机构通常不是采用价格变量来解决农村信贷供不应求问题，而是实行信贷额度控制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相反，非正规金融恰恰能够充分利用其更接近或了解借款人方面的信息优势(例如利用社区关系网络等优势)，解决了农贷市场上的信息非对称问题，以及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节约了大量融资成本，从而适应农贷市场上借贷双方的需求，这种制度安排上的优势，正是非正规金融部门能够在政府长期压制下“茁壮”成长的关键因素。

2．4农村非正规金融由于制度供给上的内生性，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其信用形式、经营行为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表现出诸多不规范，并且产生一些严重的、负面的经济社会影响。

当前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信用形式与经营运作的非规范性、经营风险控制能力差，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其产生与发展的自发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其经营环境约束性而导致其运行的“地下性”和“隐蔽性”。

这些必然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自身资金及分流正规金融储蓄的资金在正规金融系统外运作，游离于货币当局的监管，从而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相应地增加了中央银行有效控制实际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导致以信贷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农村非正规金融运行的“地下性”和“非规范性”，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部门很少受到政府的监管，更谈不上享用正规制度所提供的服务(例如，借贷合约的法律保护)，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融资功能；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等问题也不能得到货币监管部门的规范和指导，所以融资风险相对较大，由此而引发的经济纠纷及民事案件相对较多，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2．5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解决农村经济主体“融资难”问题方面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并且有利于农村金融领域内竞争格局的改变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

从微观经营角度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合约操作简便，合约内容简单实用，对借款人的素质要求不高，因而能很好地迎合农户贷款所要求的的简单、灵活、及时等需求特征，并因此大大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增加农户获得贷款的可能。

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能够凭借其与农户在地缘、业缘等关系而有效了解借款农户及其经营项目方面的信息，并且低成本地监督借款人对借贷资金的运用，因而能够做到贷款的甄别及贷款的有效监督，实现贷款担保品替代，这也意味着通过该功能可以扩大金融交易的范围与规模；对农户来讲，就直接增加其融资的可能性及规模。

这些在事实上起到了一种对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不足的纠正和补助，从而有可能改变农村金融领域内竞争格局，并依此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

2．6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形式及运行机制通常对应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表现出层次递进性，在这变迁过程中，变迁主体的创新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行为选择对其变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从而导致农户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层次性及动态变化性，相应地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物质基础。

在转型期间，由于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长期性，必然要求服务于广大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的非正规金融长期存在；而国有商业银行体系改革仍然没有理顺，无法有效满足农户的多样化金融需求，这预示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必然有其存在与发展的空间。

市场条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实现变迁的基本动因在于经济主体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取已有制度安排中所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因而这一过程也是非正规“金融企业家”的创新结果；仅仅具备“金融企业家”创新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所需要的政治公共品，在转型期间，我国的地方政府承担了这一功能，所以讲，政府行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亦会影响、甚至主导其变迁路径。

3．本研究的重要观点3．1农村非正规金融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从而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不足。

因此，深入剖析农村非正规微观运作机制及规律，可以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改革提供新的思路，探索一些信贷支持“三农”的新路子。

3．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发展的原因来看，其“茁壮”成长的微观因素在于：金融交易制度适应于农户融资需求特征及规律。

因此，农贷制度设计应重视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金融行为规律，从而设计并提供切实可行的金融服务品。

3．3农村非正规金融由于其产生与发展的内生性，在其运作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化解，则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会对经济社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

3．4只要政策措施实施得当，可以消除农村非正规金融运行过程中的不利影响，从而诱导其向合法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4．本研究的创新点4．1探索性地从理论层面研究了转型期农村非正规金融成长的成因。

在借鉴经典的金融中介理论与现代合约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以往理论探讨非正规金融产生成因的疏漏，本研究认为转型期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既不是单纯的“金融抑制”论，也不是单纯的“市场信息失灵”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外部诱因和内部动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转型期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低且不均衡和金融抑制政策是其产生的外部诱因，而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利用制度优势是其产生的内部因素，这一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充分论证。

4．2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如何不依赖担保品而确保货款安全进行了实证研究。

实证结果验证了农村非正规金融能够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而发放“监督”贷款，从而可以确保无抵押担保贷款的安全，这一结果补充了非正规金融信息优势论的现有结论。

4．3在规范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政策设计上，提出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调整并举的思路。

通过这种制度策略的调整，使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保持良好的互动，降低农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满足农户信贷需求，进而能够促进非正规金融规范发展及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