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国陨落-导致苏联解体民族因素论文

超级大国的陨落:导致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研究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

1009-4202(2011)10-000-02

存在了69年的苏联，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我们不仅要归结其解体的经济、政治等原因，而导致苏联解体的考开始与落幕，都是以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和民族的分离为标志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研究导致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原因。众所周知，苏联成立时，继承了原沙俄的民族情况复杂的基本国情，对于沙俄和苏联来说，民族整合和融合是其一个重要的未完成的任务，而另一方面其错误的民族政策也是导致其解体的重要原因。苏联时期，大俄罗斯主义时隐时现，各民族并未实现真正的平等，而苏联宪法中所谓的民族自治权利也并未真正实施。形式上的联邦体制，事实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到了戈氏80年的“改革与新思维”，触发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分崩离析，民族主义成了这个世界上超级大国陨落的重要“推手”。

苏联的民族结构非常复杂，从历史的角度看，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宣布摆脱蒙古人的统治而独立，那时候只不过是个公国，领土范围有限，民族问题并不突出，随后俄罗斯进行了几百年的扩张，领土一直扩张到北美的阿拉斯加（1867年又售给美国），领土扩张的方式无非通过战争或其他非和平方式取得的，被吞并的地区自然带有民族情绪和宿怨。公开资料显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共和国继承了沙俄的版图，也继承了沙俄的民族遗产。据1979年人口普查表明，苏联共有104个民族，其中22个为

外来民族，其语言没有合法地位；34个为小民族，有自己的地方语言；16个较大的民族，但是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这些民族被看做是迟早要被俄化的民族。真正称得上苏联“民族问题”的是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等民族，他们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宗教或自治教会，其中一些民族还有自己的治国传统。苏联还继承了沙俄时期形成的大俄罗斯主义，并曾采取了与沙俄类似的俄化政策，因此苏联时期的民族问题仍然集中在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上。正如亚历山大本尼格森所言：“苏联的民族问题归纳起来为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老大哥’与其‘小兄弟’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先研究一下列宁的民族政策。列宁重新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做了阐释。他认为，民族问题不过是一个国家阶级问题的副产品和伴随品，随着阶级消亡，民族问题也将不复存在，““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他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首先，列宁承认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列宁认为：“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当然，列宁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少数民族的分离：“决不允许把民族有权自由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在某个时候实行分

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当民族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后者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列宁还认为：“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民族矛盾也伴随着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得到解决。在列宁对民族理论重新做了阐释后，民族自决理论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事业的可供利用的理论力量，这一理论也自然成了苏联建国和建设当中的理论源泉和继续。

我们再分析一下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即不能认为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如果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

‘国家援助’，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该理论成为斯大林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石。“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民族问题是有阶级性的，不同时期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民族问题，甚至要“用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承认民族自决权，实行区域自治，但是反对用联邦制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由于斯大林主政苏联长达30多年，因此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方略必然对苏联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民族政策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也促进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导致了更多的民族的矛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主要是斯大林时期酿成，一点也不夸张。斯大林本身是格鲁吉亚人，

但却极力推销大俄罗斯主义，首先表现在将俄罗斯民族重新塑造为国家的主体民族，逐步在国内放弃拉丁字母教育，推广基里尔字母的俄语教学，将俄罗斯文化奉为先进的文明和文化，而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则一笔带过。斯大林还将国内不同的民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1937年，斯大林以日本人可能侵犯远东地区为由，将18万朝鲜人从远东地区迁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日本的“代理人”。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指责日耳曼人中有成千上万的特务从事反苏活动，因而下令将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38万日耳曼人迁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1943年收复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之后，将生活在上述地区的6个小民族指控为“叛逆”，因此约100万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或中亚。这些措施，必然会激起民族矛盾，至少埋下了民族冲突的深深祸根。联邦体制也被异化，疆界的划分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来完成，非常容易导致族际民族争端。斯大林的“大清洗”政策，使很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干部，遭到野蛮对待，甚至遭到清洗，这种暴力方式的解决问题方式，必然引燃导致民族主义分离的导线。

1989年至1990年的加盟共和国与地方选举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转折点，民族主义的人民阵线在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取得胜利。这次选举打破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得到大大增强，经过选举产生的加盟共和国立法机关认为应该对选举他们的民众而不是中央负责。1990年11月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草案则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另一个转折点。该草案没

有给加盟共和国控制自己经济和自然资源的权力，并维持联邦法律对加盟共和国法律的优先地位，戈尔巴乔夫从被软禁的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的时候，联盟中央已经没有任何权力。

把苏联解体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是不公允的。就民族问题来说，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郁积了大量民族矛盾，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是要认识到民族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民族问题仍然会继续存在。民族与阶级问题存在着内在联系，但民族问题并不附属于阶级，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问题，阶级的消亡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自动解决，因此不能用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解决这两个问题。其次，要尊重民族地方的自治权，在促进民族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共同国家意识。民族沙文主义从来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有效途径，只有民族间的自由平等和共同发展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第三，在政体结构上需要注意保持中央与民族地方的权力平衡，既不能中央高度集权，也不能地方过度分权。最后，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式上要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民族矛盾，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要毫不手软，但对正常的民族自治诉求则只能采取对话协商的途径。

★本文受该校博士生创新项目资助，编号：0118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