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禁与潮州府进士登科的关系探析

第27卷第4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Vol.27No.4

明代海禁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影响重大，潮州地处东南，“滨大海，岛邦一苇可杭，近若比邻。”

[1]然而，明代“海寇则缠绵固护浸淫，郡国为祸隐而毒也”[2]。后人未免不临文嗟悼。黄挺《明代海禁政策对明代潮州社会的影响》和陈春声《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两篇文章[3]5-16都曾就明代海禁对潮州社会的影响做过研究。继前彦之懿绩，从海禁与潮州科举的关系作探讨。

潮州地处东南，“夫潮于粤方隅耳，然负山阻海”[2]。考诸往事，潮州烝民生计有赖海洋而兴焉。汉时，潮州已是南越国重要的造船中心。据梁廷枏考证，《南越丛录》记载：“北连山数千，日月蔽藏。昔建德伐木，以为舟船之处”。潮州“煮海为盐”事业历史久远，唐《元和郡县志》记载：“海阳，南滨大海，故曰海阳……盐亭驿，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4]。潮洲的海运事业历史悠久，《史记》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东越王馀善助平南越，率8000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5]时揭阳能泊楼船已多。元时，海洋渔业、海运贸易旺盛，时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周伯琦在《行部潮阳》写潮州沿海：“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舶飞帆障暮云”。可见，潮州人民诸多事业与海洋息息相关。

明皇朝从兆祚开始就实行海禁政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6]，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88年），“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相交易者，悉治以罪”[6]。明皇朝行海禁原因很复杂，但却对潮州的经济和社会运行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明代，潮郡门户增益，人物英贤接踵辈出，但民风却有很大变化，其深层原因确关夫明皇朝海禁政策。16世纪大航海时代，也带来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明代廷海禁却使潮州沿海之饶平、潮阳等县以海为生者生计艰难，部分人因此踏上走私之路。嘉靖兵部尚书谭纶曰：“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為生於海则不得食，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即攘夺随之。”[7]嘉靖右都御史潘季驯巡按广东后奏：“岭南之地土产累多，珍奇载之，出境其利百倍，人情于此已为易动。而处此者又多日暮途穷之人，宁能责其廉乎？”[8]走私在严酷海禁时演变成武装走私团伙，甚至海盗。“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7]当然，铤而走险和趋利为盗的亡命之徒是少数，但其危害却巨大。恰如潮阳嘉靖庚戌科进士林大春所

明代海禁与潮州府进士登科的关系探析

郑向东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州510632）

摘要：潮州人民诸多事业与海洋息息相关。明朝，潮州府海盗活动猖獗，其原因是政府的海禁政策。请求朝廷调整政策是潮州府从平民百姓到地方士绅的共同愿望，而这一重任就落在有机会进入权力中枢的潮籍进士的肩上。明代的潮州进士登科表现良好，反映了面对海禁，潮州各利益团体，大力培植人才，向朝廷反映诉求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海禁；明代潮州；进士登科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891（2010）04-0010-03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 on Foreign Trade and Enrollment in Civil Palace Examination in Ming Dynasty

ZHENG Xiang-dong

（History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

Abstract:The rampancy of Teochow’s piracy is because of government’s ban on forein trade policy in Ming dynasty.The task of requesting government to adjust the policy falls on metropolitan graduates who behave themselves.In view of the above,due to the ban on foreign trade, Teochow government makes the right choice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claiming it.

Key words:ban on foreign trade,Teochow in Ming dynasty,Enrollment in Civil Palace Examination

收稿日期：2010-04-06

作者简介：郑向东(1968-),男，广东潮州人，研究生，国际注册财务策划师（RFP），主要从事舆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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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今岭海之患，曰山寇、海寇、倭寇。山寇剽急，为祸速；倭寇惨烈，为祸显；海寇则缠绵固护浸淫乎，郡国为祸隐而毒也，是三者势相倚而祸相因。”[9]海盗、倭寇结合山魈混杂危害地方，人民深受影响，有的逃亡，戚继光就说“臣于上年追剿吴平残党，深入潮州地方，则见编户逃亡，贼巢联络，臣询其故，厥有由来”。有的为寇。或者也民也寇、民盗合一，就像冷东《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一文所说：“这种‘盗’与‘民’彼此难分的情形，在当时的潮州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10]驻潮营兵有干脆当起盗贼，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谭允传，宣化都柘林寨营兵也。时，州、县垒经倭乱，府藏告匮，兵饷不继。允传辄为戎首，倡众攘夺商船。”[11]地方富绅则建寨自保。

造成当时潮州这种情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海禁政策。潮府明朝海盗活动猖獗，出现了林凤、林道乾等海盗集团，他们很多是从海上贸易和捕鱼活动演化而来的。就像张燮《东西洋考》所说：“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乱，溃裂以出。”[1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13]131。

明皇朝权力中枢由进士组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潮州社会动荡强化了各阶层对潮籍进士的渴求，盼其在朝廷决策层反映利益诉求。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分析了美国的利益集团代言人游说活动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这本书是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石之一。明朝海禁，“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违者一体重治。”[14]导致潮州一系列经济、社会的突出困难，故请求朝廷调整海禁政策是潮州府从平民百姓到地方富绅的共同愿望，而这一重任就落在有机会进入权力中枢的潮籍进士的肩上，他们就是托克维尔所谓游说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代言人。潮州府不少大家族或督促子孙刻苦读书应试，或出钱支助士子，盼其进士登科，实现把地方诉求带到上层，以转变海禁政策。

明廷借科举选拔人才辅国。明初，朱元璋指出“故必选贤能，以隆治化”[15]，后又规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16]。洪武“十八年廷试，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16]永乐后，“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16]进士成明高级官员主体，没进士出身，要跻入上层官僚几乎是零。“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16]。进士成拔擢朝廷权力核心之垫脚石，故全国各利益集团竭力培养其进士代言人。

明以前，潮州科举表现呈有序渐进。整个唐代进士数量，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录《唐登科记总目》[17]统计，共6658名，而潮只有赵德、洪奋虬和黄僚3人[11]。两宋320年间，全国共取42 457名进士[18]，潮州172名[11]，只占全国总数0.405%。明全国进士总数24636人，潮州159名，占比例处于全国中上。进士登科表现折射了明潮州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教育水平和地区开发程度等多个方面。

明代潮州进士登科比宋好，原因是人口比宋代大有增长。清代顺治朝，吴颖编撰《潮州府志》，第二卷载有宋、明二代人口，可资对比：“宋户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梅州户万二千三百七十”，“万历二十年，府户一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但潮州另有深层原因，这就是明朝海禁政策对潮州的深刻影响，各阶层大力培养潮籍进士，希望由他们在朝廷决策层诉求地方利益，以改变制度，还人民正常生活。

当其时，潮籍进士多处表现出因海禁造成社会动荡的忧虑。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龚用卿榜进士翁万达，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回潮为父治丧时记述：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李春芳榜进士陈一松在《为垦天恩赐留保障宪臣以急救生民疏》里说：

林大春是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唐汝楫榜进士。面对家乡遭受严重蹂躏的惨状，悲痛之时也思考和分析其成因，在《论海寇必诛状》一文，他分析了海寇形成的原因说：

“海寇日益为害，□浦恐有变，其形已具。聚贿者纵贼，惧势徇情者纵贼，暗

于事者纵贼。贼白日行于市，莫敢何问

也。”[19]454，458

2010年第4期郑向东明代海禁与潮州府进士登科的关系探析8月25日出版

“潮州地方遨悬岭外，山海盗贼匪茹，

遭茶毒之惨者，垂十余年。群丑日招月

盛，居民十死一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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