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十二公民_十二个中国人_十二亿声音_一次本土化改写的成功实践_张净雨

在数码技术打造视听奇观、明星争奇斗艳的电影大片时代，《十二公民》选择在单一封闭的场景内，凭借十二位戏剧演员撑起了一场起伏跌宕的戏。

在遵从大陆法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语境下，《十二公民》改写了一部建构在海洋法系之上的著名美国法庭电影《十二怒汉》，
“模拟”了一场中国“公民”的法庭论辩。

恰如《十二公民》的宣传语 “十二个中国人，十二亿声音”一样，《十二公民》以雄心勃勃的姿态挑战了一项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颇为庆幸的是，青年话剧导演徐昂初次触电奉上的电影处女作，漂亮地完成了这项不可完成的任务。

虽然笔者在观赏影片的时候，该片还没投入市场经历严峻的商业考验，但是影片在电影叙事模式引进、本土化改编策略等方面皆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且最终的电影文本完成了政治性、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为主旋律影片、艺术影片如何商业化提供了参考。

大多数观众评价一部影片的好坏多是立足于影片文本的叙事效果进行评定，然而，一部影片成败与否其实与影片前期的项目策划密切相关。

《十二公民》的首要成功便在于选择了一个适于改编的影片。

相对于“原创”而言，“改编”常被视为有悖艺术原则的商业化策略。

当腾讯凭借中国版海外应用软件建立了商业帝国，当各类中国化的海外真人秀节目充斥电视荧屏，“海外引进、本土改造”似乎成为了一种商业投机行为。

然而，在机械复制艺术时代，将改编和创造力匮乏等同实则是一种误解，因为模式的引进和改造都需要创造力为支撑，与其将艺术家的创造力捆绑在原创的范畴内，不如将创造力应用于改编过程之中。

特别是对于当下中国的电影产业而言，模式借鉴与创新的研究与实践具有更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十二公民》借用了拍摄于1957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影片《十二怒汉》的故事核。

该片描述了十二位陪审员在会议室内围绕一宗少年弑父案件展开讨论，以做出是否判定少年有罪的最终裁决的论辩过程。

全片96分钟几乎全部集中在一个单一的会议室场景内，严格遵守“三一律”法则，通过十二人对证词证据的推理、论辩、合理怀疑，由十一票赞成有罪达成了十二票最终无罪的定论。

从故事大纲的阐述上来看，该片似乎并不适合中国化改造，
一方面是因为遵从大陆法系的中国根本没有陪审团制度的现实语境原因；另一方面从形式来看，以语言论辩为核心的密闭空间群戏表演给编剧本土化创作和演员本土化演艺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然而如果把影片文本纳入电影改编的叙事系统中分析，会发现主创者对《十二怒汉》的借用，是极为聪明讨巧的。

所谓电影改编系统，指的是新的创作主体在当前语境下，根据语境的需求和创作团队自身的资源优势，选择适当的电影原作文本，在保持故事主线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对原作电影叙事文本的各叙事要素进行改编，运用新的叙述话语建构新电影文本的电影叙事创作活动。

可见电影改编系统是一个嵌套了不同层级系统的复杂系统。

因而对一部电影作品的模式改编，必须考虑到系统中的各个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从《十二公民》的主创团队来看：话剧导演徐昂本人最为擅长的便是舞台戏剧的调度、话剧剧本的分析以及演员表演的把控，以其为核心的“国话”“人艺”演员班底则保证了表演质量。

此外策划人李玉娇参与了影片的编剧创作，她的检察院背景为这个法庭题材影片的本土化改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证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题导向。

从制片方的经济利益出发，尊崇“三一律”结构的单一场景电影本身也具有投资规模小的经济优势。

一部电影的影片模式引进是否成功，首要考虑的便是主创系统与原文本之间的契合度，其次是主创团队自身的和谐度。

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改编自美国独立电影人科恩兄弟的处女座《血迷宫》，该片之所以最终呈现出一种“四不像”的叙事话语混乱质感，究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视觉系导演张艺谋+以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制片人张伟平+东北二人转“赵家班”+后现代喜剧风格的《武林外传》团队构成的主创团队本身就潜藏诸多不和谐因素，再去驾驭一部作者风格极为浓厚的黑色电影，势必会出现叙事元素的多重冲突。

对比而言，《十二公民》的主创团队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且无论创作特征还是软硬资源都具有改编原作影片的优势。

其次，从原作影片《十二怒汉》自身的文本特征来看，就故事层面而言，《十二怒汉》提供了一个“三国杀”似的游戏叙事模式：每一局中不同“角色牌”的组合构成了新颖的故事，而不变的身份牌与
《十二公民》：十二个中国人，十二亿声音——一次本土化改写的成功实践
张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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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胜败规则构成了故事的经典叙事结构。

《十二怒汉》中的人物作为变量，论辩规则作为不变量，在以十二票无罪为叙事终点的叙事历程中，通过改变人物角色的身份能指从而改变人物冲突的社会所指，在不影响故事戏剧性发展的节奏下，可以巧妙地纳入契合新语境的叙事议题。

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使作为变量的人物也包含了两个部分：身份形象具体化的电影人物，还有抽象为戏剧结构功能的戏剧人物。

通过对照美版《十二怒汉》和中国的《十二公民》可以看出：十二位主人公角色设计上各有不同，譬如《十二公民》中北京土著与河南保安的设置是为了便于构成地域冲突，地产老板代表的高富帅与底层贫民又构成了贫富冲突，这些冲突都可以通过符号化的人物设置及台词呈现出来，而这些人物背后深层次的戏剧功能却是不变的。

以赞成“无罪”的主角为代表，论战阵营亦可按对案件罪犯“无罪”与“有罪”分为两大阵营。

尽管影片一开始除了主角，其他人都同意有罪的判断，但是随主角引领，先是出现了赞成主角提议的老人，可以视为传统叙事学意义上的主角帮手；之后陆续出现了被主人公说服的赞同者；此外还有在正反两方游移不定的摇摆者；躁动的丑角；最重要的是设立了三位顽固的反对者——愤怒者、逻辑严密的推理者、满怀偏见的反对者，截然不同的三人构成了主人公的核心对手，由此组成了经典叙事结构影片中的典型戏剧角色。

这种角色扮演类游戏的叙事模式，因其不变的经典叙事结构与可变的人物角色符号，为叙事模式的借鉴与改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故事结构。

游离者原作《十二怒汉》不仅在故事的内容层面提供了一个适于改编的叙事模式，在叙事话语层面也隐藏着一个可供复制却不易察觉的形式策略——狭小空间内调度十二个角色并营造叙事张力的电影调度方案：在狭小的“舞台”空间内放置了一张方桌，十二个人如同钟表上的十二个坐标分别入座，创作者对应环绕在方桌边上的十二个座次“标记”了每个人物的戏剧功能，从人物落座到论辩结束，人物虽会产生运动位移，但每个人的基础位置却始终没有改变。

形式本身也是一种宣传标签，正如徐昂调侃道：“影片的名字可以叫做十二人密室杀人案
件”（1）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大片中场景变化丰富的奇幻世界，回归到单一场景未尝不能提供一种新鲜感，而且单一的场景因为限制性反而为艺术表达预留了空间。

最后，从改编语境来看，《十二怒汉》也是一个可以跨媒介、跨时空，在不同语境言说的万能故事模板。

其实最初版本的《十二怒汉》是1954年的系列电视电影之中的一集，之后该文本先后被改编为话剧、广播剧、电视电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俄罗斯、德国、法国、瑞典、印度、日本等国家纷纷搬上大银幕。

国际电影数据库（IMDB）的数据显示，（2）这些改编版本大都口碑良好，1957年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2007年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十二怒汉：大审判》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徐昂的中国版《十二公民》亦在罗马电影节斩获大奖。

这些作品都印证了《十二怒汉》的故事文本具有广泛语境适应性的特征，几乎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人物冲突、语言台词的改写将本国的矛盾问题娓娓道来，引发当下观众深思。

接受语境带给改编电影的第二个难题是原文本对于新受众的影响力。

如果新受众谙熟原文本，且在心中已建立了由原文本建构的定式审美思维，接受新作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抵触情绪。

《十二怒汉》固然有名，但由于影片拍摄年代过早，且法庭剧不是中国观众熟知的电影类型，即便是看过《十二怒汉》的观众，也会因为别国演员及大量外语台词的陌生化而忘记了剧中人的细节，所以当中国演员讲述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更利于中国观众建立认同感。

另外，《十二公民》可谓是改编的改编，诸如俄罗斯版本的改编策略亦为中国版《十二公民》改编提供了经验参考。

在电影改编叙事系统中，起点是原作的选择，终点是原作的改编。

如果说《十二公民》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选择了《十二怒汉》这样以一个适于改编的文本，另一方面则在于其本土化改编的具体策略运用得当。

鉴于《十二怒汉》的故事建立在海洋法系基础上，改编中的首要难题就是要解决陪审团论辩的合理性。

《十二公民》采取的方法是将论辩过程置换为政法大学中的模拟法庭辩论考试。

这个前提的设立，将原作中一场关系到他人生死命运的裁决所承载的严肃性消解了，法制精神也被弱化。

经过电影拍摄和模拟法庭两次虚拟过程的稀释，《十二公民》全片呈现出一种较为轻快的质感，有些场景和台词还洋溢着喜剧氛围。

（1）李玉娇、徐昂、韩景龙《十二公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2）数据资料来自国际电影数据库（IMDB）。

序号变量不变量
身份 《十二公民》
性格特质
身份《十二怒汉》
戏剧功能
1政法研究生（学生）橄榄球队教练理性秩序裁判
2数学博士（知识分子）小天才好脾气随众
3出租车司机（底层人）个体商户愤怒反角
4地产老板（富人）富人逻辑严密反角
5冤案受害者底层移民神秘寡言正
6外科医生 （知识分子）老实人温和冷静客观
7小卖部老板销售嬉闹烦躁丑角
8检察官建筑师正义主角
9空巢老人老人同情帮手
10北京土著（市民）修车司机偏见反角
11河南保安（农民）钟表商老实丑角
12保险推销员（商人）广告策划无主见
NEW FILM REVIEW 新作评议053
对于一个严肃题材的解构，是否意味着严肃性的丢失呢？实则不然。

正如徐昂导演的话剧《喜剧的忧伤》这个名字一样，喜与悲，轻与重并非不相融。

恰是通过假定性的游戏设计，观众可以拓展思维，跨越具象的事物，指向符号背后所象征的更广阔深邃的意义中去：一间教室内的十二个来自不同阶层、职业背景性格迥异的人实则指代了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此所谓“十二个中国人，十二亿声音”的意义所指。

《十二怒汉》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故事结构容器，徐昂的“野心”其实是希望中国观众通过这样一部影片让观众去思考常识、通识和偏见这些问题。

既然《十二公民》的假定性赋予了每个人物符号化的功能，那么符号的组合则构成了影片的意群。

在《十二公民》中，美版和俄版皆为建筑师的主人公在《十二公民》中被置换为检察官陆刚。

检察官在中国有一定的特殊性，而陆刚本人正是模拟法庭上讨论的案件的检察官。

这个角色的设置，巧妙地使一个中国检察官有了袒露心声、与民交流的机会。

陆刚的角色反映了中国检察官乃至中国官员试图与民促膝而谈，缓和官民之间由于不信任带来的冲突和误解的愿望。

另一方面，作为影片的主角，检察官在此扮演了为民众普及法律知识，以合乎理据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引领者。

“检察官”的符码设置所暗含的“好官引领人民，共建和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建筑师”为引领者所承载的“知识拯救社会”的理念不同，前者更符合中国的主旋律意识形态需求。

其次，影片中的核心案件被置换为富二代弑父故事，十二位“陪审团成员”变为了十二位中国公民代表，整个论辩现场被抽象化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缩影。

正如俄版将核心案件改写为车臣少年杀死俄罗斯养父所代表的民族冲突一样，贫富冲突成为了《十二公民》中最重要的冲突，而这个案件很容易唤起观众对近几年来一系列富二代“坑爹”事件的思考。

影片通过对案件中富二代的公正审视，合理怀疑，不禁让观众去思考以言论暴力剿杀富二代们的行为或许是一种偏见的阴影，仇富情绪的宣泄。

在众多的社会矛盾中，徐昂将矛盾焦点集中在了贫富问题上，正如其在导演创作手记上指出：“即使你有很多兴趣点，仍然需要提炼核心进行简化（P20）。

”（3）影片中还有许多体现贫富矛盾的段落：比如地产商人的女大学生朋友被调侃为他的“干女儿”，除了知识分子之外，十二公民中的其他几位大都怀有对富人的偏见……除了作为主要矛盾的贫富矛盾，影片还将其他的社会问题见缝插针地融入人物冲突中，人物对话充斥着当下新闻热点事件中的关键词，其中北京土著与河南保安还有外地移民之间的口角纷争，将俄版本中反复强化的种族冲突变为了地域冲突。

此外，左右逢源的保险经销商代表了毫无主见、人云
亦云的盲从者，而急于草草了事好解决个人问题的小卖部商贩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顾私利，不顾大局的小市民代言人。

总而言之，这十二位中国人可谓是当下中国最典型的公民代表，他们在教室内你言我语的论战让人联想到当下网络热点新闻中的网民留言版：很多人的发言不过是借用事件发泄私愤，在盲从、愤怒中殊不知已远离事件的核心真相。

这种一点就燃的群体愤怒及其导致的群体话语暴力在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屡见不鲜。

尽管网络加快了民主进程，但是如何以客观的态度去接近真相，而不是为主观情绪所引领，是中国人依法治国之道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本土化的剧本改编，《十二公民》已然从五十多年前的美国司法社会转而与中国当下社会语境靠拢，而“国话”“人艺”演员的生活化表演和地方化的台词是影片能够“接地气儿”的另一重要原因。

如果把《十二怒汉》的故事结构框架比喻为一个精美的盘子，那么演员的表演则成为盘子中真正可供享用的美食。

盘子可以穿越年代和国别而不会腐坏，但食物必须接地气儿，且为当地观众所热爱。

戏剧的魅力核心在于表演艺术，因而即使是同一个故事，不同演员的演绎仍能带给观众不同的快感，所以戏剧化电影的核心魅力一是剧本，二是演员。

影片中的十二公民由中国戏剧界当红戏骨担当。

他们大都来自国家话剧院与人民艺术剧院，其精湛的本土化表演势必不会让中国观众失望。

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二怒汉》纵然有多个优秀的版本，但外国演员与外语带来的陌生感会阻断中国观众的亲切感，因而《十二怒汉》的本土化演绎是必然的需求。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导演徐昂具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这也使其将表演艺术放置在本片的核心地位。

较之俄罗斯版本的改编，徐昂没有展开室外空间的铺陈，也没有用花哨的视听语言去营造影片的叙事节奏，全景与中景的大量运用也可以视为其尊重演员表演的体现。

综上所述，《十二公民》作为一次成功的电影改编尝试，一方面在于选择了一个适于改编的文本，另一方面在于本土化改编策略的恰当运用。

原作影片《十二怒汉》包裹着法庭电影的外壳，实则提供了一个万能的经典叙述结构；单一场景密闭空间的话语特质既控制了影片投资，又给演员表演提供了发挥空间，使影片的艺术性和商业性获得了双重保障。

同时法律题材和法治主题又紧扣了十八大的依法治国精神，影片最后大家握手言和，互相理解，在温暖的夕阳光照下所呈现的和谐场面洋溢着主旋律电影的光彩，至此实现了影片艺术性、商业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统一。

（张净雨，讲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100024）
（3）同（1），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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