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谭旭东————————内容提要：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品。

但当代儿童诗的发展也面临着受诗歌界排斥、儿童文学界冷落等现实困难。

本文还论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儿童诗发展现实难题精神对话从上个世纪五四时期至今，中国儿童诗的发展已历近百年，这百年的道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儿童诗在社会的艰难跋涉中书写了自己的辉煌。

就当代儿童诗而言，虽然社会形态的急蘧变革和文化的快速转向，使它曾经迷茫和困惑，但其丰厚的积淀和诗人们真诚的姿态却是文学史、诗歌史无法抹杀的。

一、当代儿童诗发展轨迹的思考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一）集体主义——群体代言人的儿童诗。

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经济是公有制模式，公有制模式下，劳动和收获是在国营机制和集体机制下发生的群体行为，个人是在集体的力量中现实价值，或者说，个人的创造必须得到集体的承认才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

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也遵循着整齐化一的秩序，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就文学而言，在单一指向的文化语境下，其话语方式自然是单一维度的，作家的心态也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的文化妥协与调和。

以成人文学为例，50年代和6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是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而确定方向和主题的，如《创业史》、《艳阳天》等，就是一根红线串起了特定时代的主题；而58年的“民歌运动”和文革中的“样板戏”更是一个标准模式。

这种创作由于强调“阶级的对立”，使得作品的社会群体意识过于强烈，而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被遮被，被隐藏，或被有意地压抑，于是小说、戏剧中人物形象类型化，诗歌的中心意象都是“红色意象”或“暖色意象”。

儿童诗作为以儿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学样式，也无法走出成人社会政治功利的怪圈，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涌现了叶圣陶的具有唯美意味的《小小的船儿》、艾青的具有浓郁抒情气息的《春姑娘》、柯岩的充满儿童情趣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金波的优美的《回声》、圣野的童真的《欢迎小雨点》、刘饶民的童话色彩的《大海的歌》、任溶溶的表现儿童生活智慧的《爸爸的老师》等等优秀的具有纯美学意义上的儿童诗。

但儿童诗创作的主体是和成人文学一样配合时代的需要，与现实革命和建设密切合作的，于是表现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力量的伟大、对时代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歌颂等就成了儿童诗的基本主题。

从审美语符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的语言基本是采用明朗甚至是直白的儿童生活语言，其意象多是单纯的，意境也比较轻快；从抒情范式上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强烈地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一般是直接表达诗人对人、事、物的歌颂和赞美之情。

如郭沫若的《新中国的儿童》第一节就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少年的先锋队，/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该诗的第二节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对毛泽东的赞美、敬慕之情和抒情主体的决心：“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要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跟着共产党。

”袁鹰的儿童诗名篇《时光老人的礼物》也是“颂歌式”的，虽然用的是第二人称，但突出的还是抒情主体对“你”（时光老人）的赞美。

还有田地的《祖国的春天》、魏巍的《红领巾水库的孩子们》、梁上泉的《从北京唱到边疆》、闻捷的《河西走廊少年歌》等也是颂歌式的，诗人们以狂飙突进式的气势，急切地表达着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主流信念的坚贞。

这些儿童诗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儿童的精神风貌，但由于作者有意隐藏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情感，而表现出与社会情感的强烈一致性，因此无形中充当了“群体代言人”的角色，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文化思潮的更新，这些儿童诗渐渐失去了读者的留恋，失去了审美的意义，而仅仅保留了文学史、诗歌史的价值。

（二）个体主义——个性化多元化的儿童诗。

个体主义经济时代应该从1978年开始算起，到80年代，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到1980年的时候，中国各地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方式，尽管国家计划依然起的是主导作用，但农村单干的耕作方式和商业个体户在中小城市（包括村镇）的大量出现，使整个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其中一个主要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就是个体可以发挥自我的优势，发挥自我的个性，个体可以根据自我的需要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个体可以享受个体精神自由释放的快乐。

于是，文学发生了质的飞跃，众声一致的局面被打破，作家诗人们审视生活的方式和角度发生了变化，作品抒情主人公不再只是超越自我的“大我”或者“超我”的身份，而是具有个性色彩的“真我”。

“真我”的出现意味着儿童诗回归了诗的本体，也意味着儿童诗回到了艺术的正道。

即诗人们具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认识到了儿童诗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或一个体式，它有着自己的艺术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这种质的规定性与诗人的艺术修养、美学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当我们审视80年代的儿童诗时，便可发现，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作都极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从挖掘题材方面，还是建构意象方面，甚至是对意境的探寻方面，都显示出诗人独到的儿童观和诗歌观。

笔者在一篇论文里专门论述过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文中就指出：“这一时期，儿童诗同样遵循着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创作原则，同时儿童诗从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出发，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与陈规俗套，或展开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或刻画少儿青春活力，瑰丽梦幻，或表现新时期多姿多彩的儿童生活，或表现儿童对生活独特的感受。

这时期的儿童诗，使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变革给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带来的变革，使人们感受到了儿童诗正朝着新的审美角度开拓的勇气。

这时期的儿童诗，为90年代儿童诗走向完全多元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诗人们有了个性化的创作追求，于是，80年代的儿童诗界涌现出了金波的《春的消息》、《在我和你之间》、高洪波的诗《我想》、《鹅鹅鹅》、樊发稼的《小娃娃的歌》、望安的《嘀哩嘀哩》、邱易东的《哭泣的蘑菇》、薛卫民的《快乐的小动物》、徐鲁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刘丙钧的《妈妈的爱》、白冰的《写给云》、王宜振的《夏天的苹果梦》等优秀的抒情诗，涌现出了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尹世霖的《船长》等优秀的少儿朗诵诗，圣野的《春娃娃》、傅天琳的《森林童话》、鲁兵的《小猪奴尼》、金本的《山间的小溪》、《给你一粒种籽》、东达的《一只海龟和一个傍晚》、李华的《小鸟喳喳》等优秀的童话诗，黄庆云的《摇篮》、张继楼的《采“星星”》等优秀的儿歌和低幼诗。

就抒情范式而言，这些作品除了颂歌式以外，还有倾诉式、对话式、问询式、邀唤式、独白式等等，诗歌主体的情感不再是直露的，而是隐藏的、曲婉的、甚至是朦胧的、神秘的。

（三）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儿童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转向了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第一要意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制约生产，也就是说，市场销售价值和利润是衡量生产是否成功或者有意义的主要标杆。

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影响是观念的更新，就文学而言，它直接影响了作家和诗人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或精神向度，即作品是“为何而写”。

过去作家诗人们思考得最多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是形而上的问题的思考，作家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感、历史感和良知，他们的自我定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未来一代人精神的塑造者”，他们对创作的动机更为关注，至于对创作的结果和功效则思之甚少。

可当下的作家诗人们则对创作的结果和利益极度关注，他们的题材的选取、形式的选择都服务于出版商的要求和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差不多是艺术围绕市场转，而不是艺术为艺术的精神世界而存在。

这种讲究实利的思维，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一个显在的影响是创作基本上跟着出版走，而出版则是“策略第一，艺术第二”，即根据市场行情而设计选题，设计内容，然后作家诗人在策划者的授意下或在编辑意图范围内运行自己的才情和艺术良知，这样显然使作家诗人的创作有了明确的针对性，使作家诗人们能走经济致富的捷径，但个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却并未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充分自由，反而得以制约和弱化。

于是，儿童诗在90年代，一方面形成了创作的多元化态势，由于诗人们文化定位的差异，他们所选择的语符和题材就各不一样，持精英立场的人文主义写作者就固守着优美语言的城垣，而持市场写作立场的就跟着刊物的定位和出版商的选题来操作语言，至于那些自由主义写作者，则完全依照自己的感觉来构造语言王国。

当然，90年代儿童诗虽然是多声部的，但这与90年代成人新诗的景观是有区别的，成人新诗在众语喧哗中几乎找不出主流的声音，由于没有“英雄”，也就几乎没有精品，因此，其文学意义在于形式，而不决定于内涵。

而儿童诗虽然在商业化语境中，面临边缘化的尴尬，且诗人们或分化或放弃或逃离，但其创作的主流是人文主义的，即没有放弃对崇高品质的追求。

如这一时期金波的“少儿十四行”、高洪波的幽默叙事诗、邱易东和王宜振的少年抒情诗等则立图突破传统的单纯语符，而使儿童诗更加具有现代诗的气息。

有人说，90年代中国诗歌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牺牲品，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但不无道理。

市场机制的一切必将到来，这是时代挡不住的脚步，但文学毕竟不是一般的工厂和公司的产品，其物化形态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流通并且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和检验，但市场不是文学作品艺术高低的价值显示器和唯一标杆。

文学是一个自足性的系统，有其内在的规则，如果外部环境强烈干预其生产和接受的话，它可能就会偏离艺术的轨道而滑入世俗的泥潭。

从这一方面看来，90年代的儿童诗其实处境是非常尴尬的，艺术与市场的相生相克的矛盾关系，使得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命题。

这就是90年代儿童诗之所以看似热闹，实则寂寞孤单且面临被放逐的原因，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儿童诗是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必备品，可人们偏偏又要将其置于无奈的境地。

二、当代儿童诗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现代儿童诗发展之开端时颇受人重视，五四时期的诗人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就尝试并发表过一些优秀的儿童诗，如胡适的《蝴蝶》、周作人的《慈姑的盆》、朱自清的《小草》、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汪静之的《我们想》（拟儿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俞平伯的《忆》、胡怀琛的《小人国》、《大人国》、冰心的《纸船》、叶圣陶的《萤火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