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思考的魅力

摘

这里没有陪审团式的审判，更见不到上诉法院精彩纷呈的法

官意见，但严谨的法律推理、公开的理性论辩、开放的对话，以及对正义的不断探求，却是必不可少的。保有这些品性和能力，我们虽不能轻易达致正义，但接近正义的希望总不至湮灭于黑暗之中。

法理学思考的魅力

□ 梁治平

把《洞穴奇案》当作一本了解美国法理学思想和美国法律文化的佳作

也未尝不可。但它更是一本思想性的书，具有原创性的法理学思考。

离奇可怕的故事

五名山洞探险者在一次探险活动中，因为遭遇山崩被困洞中。营救行动随即开始，并且持续了数周时间，在此期间，被困者和营救者均面临生死考验。新的山崩持续不断，不但严重阻碍了营救行动，更造成十名营救者死亡，但这些都没有阻止营救的努力。终于，在探险者被困的第三十二天，营救行动获得成功。然而，人们在洞中只发现四名虚弱的幸存者，他们那位不幸的同伴，威特莫尔先生，没有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更不幸的

是，威特莫尔先生并非死于意外、疾病或者饥饿，他是被以抽签方式选中和杀死，成为自己同伴的救命食粮。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令人无法忘怀的审判：四名幸存者被控犯有谋杀罪。在长达三个月的法庭调查和辩论之后，四名被告一审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这个离奇、悲惨、可怕的故事，发生在纽卡斯联邦共和国，时间是

4300年。

不错，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洞穴奇案》，【美】彼得·萨伯著，陈福勇、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6月版。

它很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某个场景，也可以铺衍成《罗生门》的另一个版本。不过，这个故事的杜撰者，朗·富勒（Lon L. Fuller），既不以文学家名世，也无意于小说创作。作为一名杰出的法学家，一名出色的教师，他在真实案例的基础上精心杜撰了这个故事，是要透过对这一案件的审理，展现法律、人类社会生活乃至人性的某种困境，以及人们——不仅是涉足本案的法官、律师和陪审团成员，也包括所有理性、富有同情心、同时对正义事业抱有热忱的普通公民——试图摆脱这一困境的种种努力。于是，在小说家谢幕的地方，法官们登场了。

案件痛苦难决

本案一审判决虽然确定明白，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桩令人痛苦难决的疑难案件。首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陪审团请求只就本案事实作出判定，而把被告是否有罪的问题留给法庭根据他们所判定的事实作出决定。这一不同寻常的姿态表明，陪审团在决定被告有罪与否的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事实上，当本案四名被告最后被定罪并被判绞刑之后，已经解散了的陪审团成员一起向首席行政长官陈情，请求将被告的刑罚减至六个月监禁。至于审理本案的法官，他只是根据纽卡斯国法律适用确定的刑罚，本无自由裁量余地，此时也向首席行政长官提出同样的请求。此刻，案件被提交到上诉法院五名法官案前。我们的故事这才开始。

第一位法官认为，在处理这一棘手案件时，陪审团和初审法官的做法明智而且公正，他甚至认为那也是法律所允许的惟一解决办法。《纽卡斯联邦法典》第十二条A款的规定清楚明白：“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本案当然不能例外。然而，被告人的悲惨境遇确实令人同情，简单适用谋杀法律未免太过严苛。因此，这位法官建议自己的同事也效仿陪审团和初审法官的做法，在维持原判的同时，也向首席行政长官提出请愿，如此，则正义得以实现，法律的尊严也得到维护。

通过最高行政首脑介入的方式缓解法律的严苛，从而在个案当中保全正义，这在很多地方都是一种制度化的做法。但在另一位法官看来，法律不能实现正义，而要借助于行政干预，这无疑是法律的失职甚至失败。这位法官认为，就本案而言，遵循法律不会让人得出被告人犯有谋杀罪的结论。相反，如果按照法律的目的而不是字面规定断案，纽卡斯国的法律应当宣布他们无罪。比如，在纽卡斯国，自我防卫（可以理解为我们熟知的“正当防卫”）就是前引有关谋杀法律的一个例外，而这一例外之所以

无悖于法律，正是因为它合乎法律条文的目的（而非其字面含义）。这位法官还大胆提出了另一个证明被告无罪的论证：案发时，本案被告实际是处于“自然状态”，而非“文明社会的状态”。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受纽卡斯国法律的管辖，而直接受所谓自然法支配。

这两项论证——自然法和法律目的论证——立即受到第三位法官的反驳。在他看来，以自然法为依据甚为荒谬，而寻求法律目的的做法也很不可靠。他更援引一个因饥饿而偷窃面包者被判有罪的判例，指出饥饿不能够成为杀人的理由。但是最终，这位法官痛苦地承认，如果赞成有罪判决，又会显得十分荒谬。在法律与道德、理性与感性之间徘徊不定，使他最后宣布退出本案的审理程序。

最后两位法官的意见更是针锋相对。基恩法官表示，法官的职责就是忠实地适用法律，在这样做时，他必须根据法律条文的普通含义来解释法律，而把个人意愿、情感和正义观念置诸一旁。依据这样的原则，本案并无疑难之处。四被告确实“故意剥夺了威特莫尔的生命”，因此犯有谋杀罪。寻找法律目的的做法不可取，自我防卫之说也难成立，向最高行政长官陈情或者讨论被告人行为的是非善恶，更非法庭应当涉足的问题。汉迪法官也认为本案并无疑难可言，但他的结论却是：被告纯属无辜，被控罪名不成立，有罪判决必须撤销。他提出的理由是，法律为人服务才有意义。这是一个涉及人类智慧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践的问题，关乎民意和常识，而与抽象概念和理论无关。

五名法官，两名赞成一审判决，两名反对，一名宣布退出审理。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结果是，一审判决维持不变。四名涉案被告将于4300年4月2日上午6时被执行绞刑。

富勒教授的讲述到此为止，但这故事尚未完结。

50年后再现激烈论辩

时隔50年，有一个独居西部荒野的老人被当地警方逮捕，并被控以谋杀罪。原来，当初探险者中的幸存者不是四个，而是五个。杀害威特莫尔先生并以之充饥，此人也有一份，只不过他在被营救者发现之前就已逃离现场，而其他幸存者对他的存在又绝口不提，以至于无人知晓这一秘密，竟让他逍遥法外半个世纪。现在，人们旧案重提，鉴于纽卡斯国关于谋杀的法律规定与50年前并无二致，关于这个案件也没有新的事实，这名被告一审也被定以同样罪名。被告人不服判决，上诉至西部地区巡回上诉法院，该法院以五十年前的旧案为先例，驳回了上诉。最后，案件提交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本可以拒绝审理此案，因为它在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