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作者：井上亘

来源：《科学中国人》2013年第10期

中国人看到敦煌汉简时似乎不太惊讶，但是皇帝的命令毫无错字地传到边境之地这一事实，对外国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距今两千年前就建立了这么完美的自顶而下（Top-down）系统，在世界史上这可以说是个奇迹。既然有了这个系统，谁做皇帝都可以支配全国。日本人肯定这么想，他们因此努力学习汉字文化、引进律令体制。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着手“信息技术史”的研究。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度信息化——那就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信息革命——我认为历史学家有义务搞清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而现在，我所获得的结论包括了惊人的内容：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已在汉代基本完成。

一、“支配”的方法：汉字文化是什么？

我先着手居延汉简研究。汉代人把文字写在竹木简牍上，将其编联为册书。汉代册书有这样一个特征：《论语》《老子》等书籍用三条细绳编在简的上下与中央三处，谓之“三道二段”。其他账簿、书信之类用两条细绳编在中央，谓之“二道三段”。书籍的册书之所以采取三道二段的编缀形式，是为了固定简面以免乱动。账簿之类册书所采用的二道三段编缀形式与金文“册”字相同（图1），保持了自古以来的册书形式，不仅如此，账簿文字采用这样的书写形式，也同两条细绳将可以写字的部分分成三栏有关。

以向某个单位支给食料的账簿为例（图2），一枚木简中，上栏有成员的职称与姓名，中栏有食料的数量，下栏有领取食料的人名。每个成员都这样被记录在每枚木简上，总体数量的统计被列在最后一枚木简中，上栏是单位的人数，中栏是支给的总量。就这样，汉代账簿采取了一简一行、用两条细绳分三栏的表格计算形式，这与我们处理信息时利用的Excel等软件完全相同，《史记》《汉书》的“表”也很明显是以册书的信息处理方式为前提所作的。隶书的扁平字体也来源于这种信息处理的习惯，汉简通常长一尺（约23厘米），一栏7厘米中书写十数字的情况并不罕见。

然后我收集上栏写有人名的简牍进行调查，通过结果明显可知，此类木简均是对户籍记载的复写，此人到居延后领收什么东西、工作情况如何等等都有记录，这说明汉代已经有了以户籍为起点详细把握吏民生活的信息技术。居延新简《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是令人感到害怕的一件（图3），它是呈棒状、长130厘米的木简，在“候史广德”名下不仅列举了他个人的过失，也仔细记录了他所管的第13-18烽燧的过失，因此写下了“督（杖罚）五十”的决定。这件木简竟是为了打他而特意封缄送来的“杖”本身！现在我理解了司马迁为什么在《史记》中不采用编年体而采用纪传体，因为汉代官吏日常使用的就是以人名为关键词来进行搜索的信息处理方式。

以上是拙文《中国古代信息处理的样式》的概要，然后我发表了《册书的书志学研究》与《汉代的书府》两篇论文，对汉代的信息传达及其管理方式进行探讨。

汉代官厅如何保存账簿？编联册书后的细绳可以系到另外的册书上，如此连结账簿册书就可以卷成案卷（图4），然后把写有账簿名与年月的牌子系在卷头，存在书府里。案卷用细绳连结，也容易分开。纸质的档案用糨糊涂上，不容易分开。可见在使用册书案卷的情况下，建立信息管理的文件夹非常方便。

汉代规定县、郡、中央政府之间往来的文书要写两份，正本发给对方，副本存在书府里。如此一来寄件人与收件人保存着同一个文件，以防过失与伪造，同时将文件分成案卷进行整理，由此实现流畅的文书行政。有了如此彻底的信息管理制度，才可能有如上所述的中央—边境之间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我认为，以这样的信息系统为基础构建官僚机构，然后对此加以礼乐装饰、律令统制，这就是中国的汉字文化。本来应该与此对峙的宗教和哲学也被纳入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中，如道观里的神组织官僚制（请看北京东岳庙的七十六司），僧侣将释迦称为皇帝，哲学家多在政界活跃。一切都处在国家机构中，国家机构受到汉字文化这种信息系统的支持。这种体系在汉代完成后，中国曾有过根本性的改变吗？因为汉代的信息系统富有“近代性”，所以在此基础上加入近代电信装置的话，其速度肯定加快，但是这个系统本身不会有更新的必要。

拉丁语之所以曾是中世欧洲的共同语，是因为基督教支配欧洲的缘故。然而，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并非儒教，而是汉字文化中所含有的信息系统。

二“读书”的方法

依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在汉代有书馆和书师，人们学习《仓颉篇》等小学书与书法，然后有人当史，有人进而就经师读诵《论语》《孝经》，此后更修一经，便可成为儒生。

山东省诸城县前凉台出土的“讲学图”与四川省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出土的“传经讲学图”都属于东汉晚期的作品（图5、6），从来无人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但是前者中师生在堂上对坐，后者中包括榻上的师在内，人们都采用了四面对坐的形式，我认为这个差别正好反映出了汉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参见拙文《古代日本讲学与其来源》，载于近期出版的《北大史学》）。

诸城讲学图所画的是先秦以来的讲学。按《管子·弟子职》：“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始诵必作（起），其次则已”，在乡校里从年长学生开始一对一地受业。《礼记·曲礼上》云：“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弟子职》又云：“若有所疑，捧手问之。师出，皆起”。可见，当时的讲学由“请业”（诵书）与“请益”（问答）组成，请益时学生“捧手”提问。郑玄在此引用《论语·子路》一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中的对话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纪录片。

汉代经学的发展导致博士家说林立，而且出自孔壁的古文文本又引爆了今古文之争，于是有了确定“五经同异”、统一家说章句的必要，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诸儒举办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都是著名案例。成都讲学图所画的应该是汉代郡学举办的经义讲述和讨论的情况。

按《大唐开元礼》释奠与视学的讲学式，助手朗读经文，博士讲述文义，听众向博士提问，且采用了博士面南、助手面北、听众面东、皇太子以下面西的四面对坐形式。而成都讲学图中前面的三人戴着委貌冠，其他师生所戴的均为进贤冠。委貌冠是公卿以下在典礼中所用的冠，因此可以肯定他们三个都是听众。成都讲学图与唐讲学式几乎完全一致，可见唐代讲学的基本形式可以追溯到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