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作者：井上亘来源：《科学中国人》2013年第10期中国人看到敦煌汉简时似乎不太惊讶，但是皇帝的命令毫无错字地传到边境之地这一事实，对外国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距今两千年前就建立了这么完美的自顶而下（Top-down）系统，在世界史上这可以说是个奇迹。

既然有了这个系统，谁做皇帝都可以支配全国。

日本人肯定这么想，他们因此努力学习汉字文化、引进律令体制。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着手“信息技术史”的研究。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度信息化——那就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信息革命——我认为历史学家有义务搞清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

而现在，我所获得的结论包括了惊人的内容：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已在汉代基本完成。

一、“支配”的方法：汉字文化是什么？我先着手居延汉简研究。

汉代人把文字写在竹木简牍上，将其编联为册书。

汉代册书有这样一个特征：《论语》《老子》等书籍用三条细绳编在简的上下与中央三处，谓之“三道二段”。

其他账簿、书信之类用两条细绳编在中央，谓之“二道三段”。

书籍的册书之所以采取三道二段的编缀形式，是为了固定简面以免乱动。

账簿之类册书所采用的二道三段编缀形式与金文“册”字相同（图1），保持了自古以来的册书形式，不仅如此，账簿文字采用这样的书写形式，也同两条细绳将可以写字的部分分成三栏有关。

以向某个单位支给食料的账簿为例（图2），一枚木简中，上栏有成员的职称与姓名，中栏有食料的数量，下栏有领取食料的人名。

每个成员都这样被记录在每枚木简上，总体数量的统计被列在最后一枚木简中，上栏是单位的人数，中栏是支给的总量。

就这样，汉代账簿采取了一简一行、用两条细绳分三栏的表格计算形式，这与我们处理信息时利用的Excel等软件完全相同，《史记》《汉书》的“表”也很明显是以册书的信息处理方式为前提所作的。

隶书的扁平字体也来源于这种信息处理的习惯，汉简通常长一尺（约23厘米），一栏7厘米中书写十数字的情况并不罕见。

然后我收集上栏写有人名的简牍进行调查，通过结果明显可知，此类木简均是对户籍记载的复写，此人到居延后领收什么东西、工作情况如何等等都有记录，这说明汉代已经有了以户籍为起点详细把握吏民生活的信息技术。

居延新简《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是令人感到害怕的一件（图3），它是呈棒状、长130厘米的木简，在“候史广德”名下不仅列举了他个人的过失，也仔细记录了他所管的第13-18烽燧的过失，因此写下了“督（杖罚）五十”的决定。

这件木简竟是为了打他而特意封缄送来的“杖”本身！现在我理解了司马迁为什么在《史记》中不采用编年体而采用纪传体，因为汉代官吏日常使用的就是以人名为关键词来进行搜索的信息处理方式。

以上是拙文《中国古代信息处理的样式》的概要，然后我发表了《册书的书志学研究》与《汉代的书府》两篇论文，对汉代的信息传达及其管理方式进行探讨。

汉代官厅如何保存账簿？编联册书后的细绳可以系到另外的册书上，如此连结账簿册书就可以卷成案卷（图4），然后把写有账簿名与年月的牌子系在卷头，存在书府里。

案卷用细绳连结，也容易分开。

纸质的档案用糨糊涂上，不容易分开。

可见在使用册书案卷的情况下，建立信息管理的文件夹非常方便。

汉代规定县、郡、中央政府之间往来的文书要写两份，正本发给对方，副本存在书府里。

如此一来寄件人与收件人保存着同一个文件，以防过失与伪造，同时将文件分成案卷进行整理，由此实现流畅的文书行政。

有了如此彻底的信息管理制度，才可能有如上所述的中央—边境之间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我认为，以这样的信息系统为基础构建官僚机构，然后对此加以礼乐装饰、律令统制，这就是中国的汉字文化。

本来应该与此对峙的宗教和哲学也被纳入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中，如道观里的神组织官僚制（请看北京东岳庙的七十六司），僧侣将释迦称为皇帝，哲学家多在政界活跃。

一切都处在国家机构中，国家机构受到汉字文化这种信息系统的支持。

这种体系在汉代完成后，中国曾有过根本性的改变吗？因为汉代的信息系统富有“近代性”，所以在此基础上加入近代电信装置的话，其速度肯定加快，但是这个系统本身不会有更新的必要。

拉丁语之所以曾是中世欧洲的共同语，是因为基督教支配欧洲的缘故。

然而，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并非儒教，而是汉字文化中所含有的信息系统。

二“读书”的方法依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在汉代有书馆和书师，人们学习《仓颉篇》等小学书与书法，然后有人当史，有人进而就经师读诵《论语》《孝经》，此后更修一经，便可成为儒生。

山东省诸城县前凉台出土的“讲学图”与四川省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出土的“传经讲学图”都属于东汉晚期的作品（图5、6），从来无人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但是前者中师生在堂上对坐，后者中包括榻上的师在内，人们都采用了四面对坐的形式，我认为这个差别正好反映出了汉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参见拙文《古代日本讲学与其来源》，载于近期出版的《北大史学》）。

诸城讲学图所画的是先秦以来的讲学。

按《管子·弟子职》：“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

始诵必作（起），其次则已”，在乡校里从年长学生开始一对一地受业。

《礼记·曲礼上》云：“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弟子职》又云：“若有所疑，捧手问之。

师出，皆起”。

可见，当时的讲学由“请业”（诵书）与“请益”（问答）组成，请益时学生“捧手”提问。

郑玄在此引用《论语·子路》一文：“子路问政。

子曰：‘先之劳之’。

‘请益！’曰：‘无倦’。

”《论语》中的对话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纪录片。

汉代经学的发展导致博士家说林立，而且出自孔壁的古文文本又引爆了今古文之争，于是有了确定“五经同异”、统一家说章句的必要，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诸儒举办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都是著名案例。

成都讲学图所画的应该是汉代郡学举办的经义讲述和讨论的情况。

按《大唐开元礼》释奠与视学的讲学式，助手朗读经文，博士讲述文义，听众向博士提问，且采用了博士面南、助手面北、听众面东、皇太子以下面西的四面对坐形式。

而成都讲学图中前面的三人戴着委貌冠，其他师生所戴的均为进贤冠。

委貌冠是公卿以下在典礼中所用的冠，因此可以肯定他们三个都是听众。

成都讲学图与唐讲学式几乎完全一致，可见唐代讲学的基本形式可以追溯到汉代。

马融之门时，“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即马融只亲自教授“高业弟子”50余人，郑玄则跟随高业弟子读书。

汉代讲学早已将课程分为两部分，这与《唐学令》中所说的“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相对应。

唐代学生里有“读者”与“讲者”之别，按照这个区别设有两种考试：考验读者记忆力的“帖试”，还有考查讲者理解程度的“口试”，读者每十日读经千言，讲者每十日听课六千言。

宋版五经正义的“单疏本”，不引用经注的原文，只写讲解“正义”（图7）。

这是以读者背好经注为前提来为讲者排版“正义”的，因此谓之“单疏”。

从其《正义》的格式与唐讲学式来看，当时采用了助手一章章朗读、博士一句句讲解的讲学形式。

此处讲者的课程相当于成都讲学图所画的讲论，而读者的课程相当于诸城讲学图所画的“请业”。

也就是说，《唐学令》中所见的，由读者与讲者组成的两层课程是将诸城、成都两种讲学形式综合而成的。

换句话说，汉唐学生将经书的文字复制到头脑里，复制完成后，他们一边看自己脑海里的课本，一边听博士的讲义。

所以，学生上课时没有必要展开经书。

讲学图里的学生只手捧简册，无人将之展开，谓之“横经受业”。

他们手中的简册，与他们头上戴着的进贤冠一样，只有装饰的作用。

这样的学习方法进入宋代后彻底改变了。

唐代进士基本上通过帖试录用。

安史之乱后，虽有人主张废止帖试、重视讲义，但是因“习俗既久，重难改作”而未被采纳。

宋代以后，准用禅宗清规设置太学三舍法，其考试内容就是“经义”与“论策”。

宋代印刷术发达，版本得到普及。

与此相对，卷子本不容易展开，而且简册很重。

如此看来，汉唐学生之所以背诵经书，可能是因为卷子本不方便的缘故，宋朝不采用读者课程，也可能是版本很方便查看的缘故。

三、“著作”的方法宋代，朱熹为表明自己的思想，倒换《礼记·大学》的章序，写成《大学章句》。

与此相同的事情，汉代以前并不罕见。

例如，《礼记·缁衣》唐开成石经本25章与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本23章的顺序颇有出入（图8）。

还有《礼记·乐记》本是从原本《乐记》23篇中取其11篇编入《礼记》的，将刘向《别录》的篇目与今本《礼记》、《史记·乐书》的文本进行对照，篇章的顺序果然不同。

“篇”是册书的数量单位，“卷”是卷子的数量单位。

因此，将1篇册书卷起来也算1卷，连结几篇册书的案卷也算1卷。

例如，汉代《诗经》28卷305篇，可见1卷中有十几篇。

“章”是指在册书上用“分章符”隔开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的例子：阜阳汉简《诗经》将一章诗写在一简上；敦煌汉简《急就篇》将一章文写在多面体的木简“觚”上，以便在日常读书时使用（图9）。

如上所述，册书容易连结或分开，觚与简的顺序也容易倒换。

《缁衣》《乐记》的文本问题肯定是如此造成的。

刘向、刘歆父子对如此派生出来的异本进行“校雠”制作定本，现行古籍的文本大多是通过他们的校书在从简帛转变到纸的过渡期定下来的。

关于汉代著作的方法，王充《论衡·正说》云：“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

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又《超奇》云：“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

也就是说，汉代人收集“种类相从”的文章编成篇书，而且能够如此“连结篇章”“采掇（引用）传书”而写作文章、陈述意见的人就是文人、鸿儒。

这样的学问方法被称为“缀学”。

《大戴礼记·小辨》中孔子云：“丘也缀学之徒，安知忠信？”清孔广森注云：“缀学，捃拾闻见以为学也”。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往者缀学之士，……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大序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他们所说的都是汉儒章句之学。

汉代著作和学问的方法是在册书的信息技术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这本来是支持文人、鸿儒的知识活动的信息技术，然而这种技术逐渐丧失了创造性，缀学的内涵变成了像章句之学一般炫耀才学的学风。

这与上述讲学方式的转变应有关联。

在诸城讲学图中表现出来的、由请业与请益组成的先秦讲学中，学生只在“有所疑”时提问。

但是成都讲学图中体现的助手读经、博士讲解的方式，则要求博士对全文加以注释。

班固所说的“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是指助手朗读了五字的经文，博士讲述了两三万言的情况，将其讲义记录下来就可以变成《注》《训诂》《义疏》了。

一般认为六朝的义疏学在受到佛教的影响之后才得以盛行，但是我们在成都讲学图上可以发现带有书刀的弟子，还有汉代的会议上必有议事记录，这些事情很好地说明，汉代章句之学已经替六朝义疏学打下了技术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