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人生哲学

海在天地之间，只不过是大泽中的蚁穴；中国在四海之内，只不过是大仓中的米粒；个人和万物相比，只不过是马体上的毫毛。庄子把有限的个体生命放到无限的宇宙时空中来加以认知，从而认为，人的个体生命只不过是天地的附属物而已：
“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知北游》)人只不过是天地间偶然的寄生物，死生象四时的更替、昼夜的变化一样，是人的力量无法把握的。“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人一出生，就面临着必死的命运，这是自然的规律，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这种生死之累，使庄子感到一种支配人类的强大的自然异己力量。“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如何从生死之累的精神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是庄子人生哲学所提出的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的永恒的问题。(《知北游》)
打主意抢劫的就是圣，率先抢劫的就是勇，最后离开的就是义，判断能否进行抢劫就是智，分脏平均就是仁。仁义智勇成为盗国劫天下的遮羞布，圣法成为掠夺百姓的最好借口。不仅盗国，甚至连“圣知之法”也盗去，因而尽管“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月去箧》)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起来。而真正行仁义的人却不得好死：“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外物》)“龙逢斩，比干剖，苌弘月也，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月去箧》)国君之所以敢这样放肆妄为，就是因为“圣法”尊君之故。儒家的仁义礼乐成为“禽贪者器”(《徐无鬼》)成为统治阶级残民祸国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又成了强加在被统治阶级身上的“桎梏凿枘”。(《在宥》)包括信仰、实践它的“贤者”也不能幸免于难。正义、是非，良知荡然无存，权谋、贪欲、无耻左右着社会的运转。社会和“圣法”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异己力量，这就是社会的异化。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性是扭曲的：
三、理想人格的光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与道同一”，人脱离了人为和自为的限制、束缚、支配，泯灭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从“物役”中解放出来，成就一种理想的人格——“至人”(有时也用“真人”、“神人”、“圣人”的称谓)。
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绘了“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自由翱翔的大鹏形象，用以比喻他心目中那“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至人”。这种理想的“至人”人格，顺应自然宇宙规律，掌握了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在无穷永恒的时空中作逍遥之游，不受任何外力(“物”)在限制和束缚，除去自我中心的偏见，功名利禄的困绑束缚，而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人之所以不自由，就是因为“有待”，受到主、客观的种种限制，一旦“无待”，即不受主、客观的限制，就彻底解脱，彻底自由了。
“天下莫不奔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骈拇》)
在庄子看来，造成这种“丧己于物”，“丧性于俗”(《缮性篇》)的原因，恰恰是人类本身的观念、制度：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纟墨索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礼乐，口句喻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骈拇》)
礼乐仁义本来是想用以安定天下人心的；可恰恰成为使天下大衰的原因、成为桎梏人、杀人的绳墨胶漆，成为使人“失其常然”的暴力工具。不仅礼乐仁义如此，连文明的进步也会成为使人异化的力量：
四、千秋功罪——对庄子人生哲学的历史反思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内涵和外延都极为丰富的思想体系。它泥沙俱下，玉石混杂，睿智和愚昧，现实和虚幻，实践和空想、精华和糟粕集结在一起，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影响。
一、反对“人为物役”的异化现实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动荡变革的时代。氏族制度的逐步瓦解、早期奴隶社会的趋于崩溃，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人们期望中的安定、幸福。相反，随着历史车轮的无情推进，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更加尖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上》，“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赢瘠于下”(《荀子·正论》)“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墨子·七患》)到处是战争和烽烟、眼泪和鲜血、敲诈掠夺、阴谋和杀戮、强权和镇压、虚伪和残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以下凡引庄子》，只注篇名)“方今之时，仅兔刑焉”。(《人间世》)乱世人生，使庄子对传统的价值和信念，产生苦闷，怀疑、动摇以至幻灭。苟活于乱世，偷生于刀丛，使他对人的地位、人生的价值，深深地思索、苦苦地探求。
怎样寻求一条出路呢?
二、超越苦难的道路——“与道同一”
为了寻找到一种解脱，一种超越，庄子提出了“道”的概念：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
总之，庄子就是主张要“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任性自然，反对任何人为妄作。认为一旦不为物役，超越了死生、世俗、自我的一切羁绊，游心于无穷，人的精神就能象宇宙天地一般自由辽阔。这样的人，就再也不是物的奴隶，物的工具。痛苦就可以得到消弥，心灵就可以得到安顿。
不难看出，庄子所高扬的理想人格的这种冲决罗网、解脱桎梏的形象，和现实生活中被社会制度、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个人偏见所扭曲的变形人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闪耀着反权威、反偶象、反传统价值的光辉，体现了人类对精神解放和个性解放的渴求。
简单地说两个字“逍遥”，再简为“0”
庄子的人生哲学经过我30多年的研究发现！是非常有用的！具体归纳为！庄子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和儒家思想一道，成为中国文化的两大源头。特别是庄子的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曾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本文拟以《庄子》全书为依据，对庄子人生哲学(严格说应是庄子及其后学的人生哲学)产生的原因、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及其影响，作一试探性论述。
“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
“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天地》)
文明和技术的进步不仅未使人得到幸福，相反使天下大乱，使人的内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使人“失其性”。由于历史的局限，庄子当然不理解历史的灾难往往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不理解阶段社会和原始氏族社会相比确实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页)但是、庄子看到了“三代以下”，即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后“人为物役”现象的日趋严重，从而意识到人作为个体存在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振聋发目贵地提出“大乱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在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庹桑楚》)这在历史上自有它的进步作用。庄子这些激愤的言辞“很可能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反异化的呼声。”(李泽厚《漫述庄禅》见《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73页)
一个“殉”字，何其深刻!在庄子看来，一切俗世的道德信条，价值观念，都是“物”，这些人为的东西已经把人异化得不成其为人，使得人们睡的时候精神恍惚，醒的时候形体不宁，勾心斗角，互相戒备；巧用机谋，暗设圈套；忽而恐惧，忽而得意，忽而悲哀，忽而张狂。人与人之间充满嫉女石、阴谋、陷阱、暗算、伤害、倾乱。人为了象禽兽一般的生活下去，“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个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齐物论》)这种昏昧的人生，既便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庄子不外是用以说明，理想的人格是远离世俗的——他住在“藐姑射之山”；是纯洁的——“肌肤如冰雪，绰约如处子”；是自由的——“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是永恒的——“物莫之伤”；是伟大的——“其尘垢火比糠，犹将陶铸尧舜者也”。
这种理想人格，摆脱了世俗的“物”，超越了肮脏的人世，和光明同在，与宇宙共存，吻合万物为一体，放弃纷乱而不顾，在“役役”的众人中保持浑朴精纯。对一切的一切抱超然态度。他们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忘掉生死复返自然，与“天”、“道”合一。
这种先在性和永存性的道，确实存在而又看不见摸不着，它产生了天地，万物、鬼神，超越了时空，“忄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知北游》)在庄子看来，物质和精神，有形和无形都是道产生的，万物依本身的特性运行、发展，这就是道。道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存在一切之中。因而庄子所说的道不是人格神，也不是一种绝对理念，而是一种无限的实体、宇宙的本源。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可知的、有限的、局部的、有生灭的，只有道是不可知的、无限的、浑沌的、永恒的。正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是道的不同体现，所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篇》)穷通、祸福、贫富、得失、生死、毁誉通通没有什么区别。在庄子眼里，“天地一气”，(《大宗师》)“万物一府”，(《天地》)价值的区别是人为的。有了区别，就有了竞争，有了烦恼。因而，要超越现实的苦难、人生的苦难，只有“与道同一”，象道一样无知无欲、自生自化、“无为而无不为”，一切听其自然，就可以从现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绝对自由。”“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天地》)“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呼我也牛而谓之牛，呼我也马而谓之马。”(《天道》)“天地与我并存，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物我、死生、利害、善恶、美丑……都泯灭了，功名、利禄、权势也看破了，人与道合为一，物由异己的力量转而与人协调，“与物为春”(《德充符》)“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从而得到了无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