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看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

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看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摘要】鸦片战争以来，伴随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不仅仅是主权的丧失与领土的沦落，亦是西方文化的入侵与渗透，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人们纷纷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新儒家即为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一派，以梁漱溟为开启者的新儒学主张以儒学为本位来修正西学，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寻求现代化之路。

梁漱溟以文化多元论反对西方文化的一元论，并提出“文化三路向”说，对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研究可以帮助认识了解上世纪之初的中西文化冲突。

【关键词】中西文化冲突；新儒学；梁漱溟；文化三路向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鼎，笔名漱溟，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是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曾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多个民主社团，积极响应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

他对以儒学、佛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和东方文化有精深的研究，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凯称其为“最后的儒家”，其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值得重视的或许就是“五四”运动前后这几年。

他由出世的佛家生活回归到俗世的孔家生活，由探讨佛学义理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不仅完成了从出世到入世的转换，而且大有成绩。

1922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版更是将他推到了当时中西文化论争的前沿，震撼了当时整个思想界。

一、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中国发展遇到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中国知识分子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感，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

他们的艰苦探索与积极努力，推动着中国不断朝现代化的道路前行。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几近于亡国亡种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与国民素质的低劣。

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启蒙”也就成了当时的首要任务。

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匠们，向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认为儒家的伦理纲常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造成了人民的奴性。

胡适等人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还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西方文明来改造国民、启蒙思想。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同时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拯救国民之良药，并强调西方文明的强大与西方国家的富强，全赖民主科学两根支柱。

但是，西方文明却一时难以在中国扎下根基，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中国原本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具有其内在的自我发展逻辑，不是西方文明一冲即垮的。

二是西方文明的传入伴随着血与火的历史，一开始就激起国人的抵触情绪。

i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并未将中国带入民主共和的现代化国家，由于革命果实被窃取，无数革命党人宝贵生命所换取的却是军阀混战的局面，民间疾苦有增无减。

长期动乱所带来的秩序危机使民众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而革命失败也造成民众的信仰危机，这使知识分子开始从文化层面来考虑国家的前途命运。

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与否定，也引起了思想界的激烈动荡。

在此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及中国文化的出路，所谓的守旧派对这种极端的反传统思想作出了回应。

以辜鸿铭、林琴南、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守旧派对全盘西化派进行了猛烈的回击，他们维护儒家文化的地位，用崇古怀古的方式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当时东南大学的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组织“学衡派”，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认为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

1922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轰动，他也因之被划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艾凯先生称其为“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ii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也是吸引人之处。

当年的全盘西化派力量之大，反对中国儒家传统之彻底，使反传统与全盘西化几乎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新思考。

欧战后西方各国出现的问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使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们认识到科学并非万能的，以至于将救国良方从学习西方转到重新审视东方文化上来。

而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于是，梁启超欧游之后写出《欧游心影录》，揭露欧战后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逐步倒向东方文化派。

陈独秀也一改其文化主张，从宣扬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

李大钊也受到十月革命影响，先后发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与《庶民的胜利》等文，为社会主义摇旗呐喊。

于是，之前的全盘西化派发生分化，形成了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激进派、主张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派与全盘西化派三大派别对立的局面。

二、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的内容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式罢了”iii，而决定民族生活样式的便是“意欲”。

文化被人们用来解决意欲的需要与环境带来的障碍之间的矛盾，文化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意欲方向”的不同。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三种理想的文化类型，他称之为文化“三路向”。

第一种类型以西方人为代表，它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是意欲规则的或标准的方向，反映了作为动物的人的基本问题：对食物、住所、繁衍的需要。

西方文化的所有特征与成果，如科学、民主、征服自然的力量等，都是自然地沿着意欲的这一方向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类型是趋向于自己与环境的协调，即在意欲本身的要求和环境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这种文化所涉及的问题是：追求感情上满足的生活，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内在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由于在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主张“无对”，所以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能够达到一种和谐，这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

第三种类型以印度为代表，意欲回到自身去寻找自我的否定，在此种文化的最后阶段，人类意识到世界不过是一种错觉，因此要寻求绝对的启示。

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可归结为东西方人与外界环境关系的差异。

西方人是“有对”的，中国人是“无对”的，“有对”致以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在社会关系里看重个体的伸展，“无对”则致以天人合一和社会关系里无个性之肯定。

至于印度人的“意欲向后”，梁漱溟解释说：“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摆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

” iv然而梁漱溟并未考虑各种文化融合的理论，他认为既然文化作为一个表现意欲采取基本方向的独特整体，那么特殊的文化成果就不能被分解或添加。

只有当人们把握了某种文化的基本态度之后，他们才能创造出这种文化。

v梁漱溟此时反对文化上的中西融合，主张“对于西方的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但“意欲路向说”又使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持肯定态度，并不像西化派那般全盘否定。

但是，由于意欲在中国的方向不同于在西方的方向，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在发展道路上落后于西方。

相反，中国有自己的轨道，和西方完全不同。

梁漱溟将中国文化中任何机能失调都归结于外来的作用，并认为中国文化的一切毛病，都是由于中国文化早熟的逻辑结果，但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就中国文化自身来说这既谈不上成功也算不得失败。

最后“意欲路向说”表明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因而代表着世界未来的文化。

世界未来文化若要修改西方文化的路向，必然要采取“中国的路子。

”三、评价问题学者启良认为：“从梁漱溟的学术生涯看，他潜心钻研过的只是印度哲学，既缺乏中国传统学问的深厚根底，对西学也没有通盘的了解，尤其对于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史的理解和解释，很多地方都出于想当然。

”vi或许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导致其文化主张方面出现了些许自相矛盾之处。

张君劢也曾有过评论：“梁先生一方说世界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而他方又说中国应采取西方文化，此两说如何合得到一起，吾苦难索解。

”vii显然，中西文化之间既然是不同路向上的文化，那么如何能用中国文化去修改西方文化并使其由第一路向走向第二路向呢？而如何能达到中国文化在全世界之胜利这一问题，梁漱溟也没有给出答案。

艾凯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梁漱溟是用十足的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来构成自己的理论”viii。

梁漱溟指出：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判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虽然这个公式同时允许民族的生存和中国原来文化态度的保留，但这和他的那个由根本态度或意欲方向产生的统一体的文化观念是相矛盾的。

ix即虽然梁漱溟是反对文化调和论的，但最终自己却走进了自己所反对的这一理论之中。

但我们应该看到，梁漱溟是在一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作用下，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危机、弊病进行反思，为中国文化的出路进行思考的。

总体来说，梁漱溟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把中西哲学结合起来创立自己文化思想体系、诠释儒家学说的，其目的在于谋取中国文化的出路。

通过对五四以来各种文化思想的反省，梁漱溟肯定中国儒家学说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构建“文化三路向”说，并把儒家学说归于“第二”路向之中，赋予儒家学说以内在的活的生命力，第一次把中国东方文化、印度佛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加以论述，提出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即复兴孔子儒学文化，其在精神上高于西方文化，具有普世价值）。

这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新儒家先驱者的地位，其文化思想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i 启良：《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5页ii 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iii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9页iv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6页v 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第84页vi启良：《新儒学批判》，第115页vii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学生书局，1981年，第224页viii 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第82页ix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