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看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

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看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中西文

化冲突

【摘要】鸦片战争以来，伴随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不仅仅是主权的丧失与领土的沦落，亦是西方文化的入侵与渗透，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人们纷纷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新儒家即为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一派，以梁漱溟为开启者的新儒学主张以儒学为本位来修正西学，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寻求现代化之路。梁漱溟以文化多元论反对西方文化的一元论，并提出“文化三路向”说，对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研究可以帮助认识了解上世纪之初的中西文化冲突。

【关键词】中西文化冲突；新儒学；梁漱溟；文化三路向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鼎，笔名漱溟，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是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抗战时期，曾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多个民主社团，积极响应抗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他对以儒学、佛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和东方文化有精深的研究，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凯称其为“最后的儒家”，其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值得重视的或许就是“五四”运动前后这几年。他由出世的佛家生活回归到俗世的孔家生活，由探讨佛学义理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不仅完成了从出世到入世的转换，而且大有成绩。1922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版更是将他推到了当时中西文化论争的前沿，震撼了当时整个思想界。

一、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中国发展遇到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中国知识分子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感，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他们的艰苦探索与积极努力，推动着中国不断朝现代化的道路前行。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几近于亡国亡种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与国民素质的低劣。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启蒙”也就成了当时的首要任务。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匠们，向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认为儒家的伦理纲常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造成了人民的奴性。胡适等人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还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西方文明来改造国民、启蒙思想。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同时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拯

救国民之良药，并强调西方文明的强大与西方国家的富强，全赖民主科学两根支柱。

但是，西方文明却一时难以在中国扎下根基，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中国原本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具有其内在的自我发展逻辑，不是西方文明一冲即垮的。二是西方文明的传入伴随着血与火的历史，一开始就激起国人的抵触情绪。i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并未将中国带入民主共和的现代化国家，由于革命果实被窃取，无数革命党人宝贵生命所换取的却是军阀混战的局面，民间疾苦有增无减。长期动乱所带来的秩序危机使民众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而革命失败也造成民众的信仰危机，这使知识分子开始从文化层面来考虑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与否定，也引起了思想界的激烈动荡。在此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及中国文化的出路，所谓的守旧派对这种极端的反传统思想作出了回应。以辜鸿铭、林琴南、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守旧派对全盘西化派进行了猛烈的回击，他们维护儒家文化的地位，用崇古怀古的方式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当时东南大学的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组织“学衡派”，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认为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1922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轰动，他也因之被划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艾凯先生称其为“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ii

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也是吸引人之处。当年的全盘西化派力量之大，反对中国儒家传统之彻底，使反传统与全盘西化几乎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新思考。欧战后西方各国出现的问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使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们认识到科学并非万能的，以至于将救国良方从学习西方转到重新审视东方文化上来。而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于是，梁启超欧游之后写出《欧游心影录》，揭露欧战后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逐步倒向东方文化派。陈独秀也一改其文化主张，从宣扬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李大钊也受到十月革命影响，先后发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与《庶民的胜利》等文，为社会主义摇旗呐喊。于是，之前的全盘西化派发生分化，形成了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激进派、主张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派与全盘西化派三大派别对立的局面。

二、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的内容

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式罢了”iii，而决定民族生活样式的便是“意欲”。文化被人们用来解决意欲的需要与环境带来的障碍之间的矛盾，文化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意欲方向”的不同。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三种

理想的文化类型，他称之为文化“三路向”。第一种类型以西方人为代表，它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是意欲规则的或标准的方向，反映了作为动物的人的基本问题：对食物、住所、繁衍的需要。西方文化的所有特征与成果，如科学、民主、征服自然的力量等，都是自然地沿着意欲的这一方向发展起来的。第二种类型是趋向于自己与环境的协调，即在意欲本身的要求和环境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这种文化所涉及的问题是：追求感情上满足的生活，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内在满足和生活的快乐。由于在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主张“无对”，所以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能够达到一种和谐，这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第三种类型以印度为代表，意欲回到自身去寻找自我的否定，在此种文化的最后阶段，人类意识到世界不过是一种错觉，因此要寻求绝对的启示。

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可归结为东西方人与外界环境关系的差异。西方人是“有对”的，中国人是“无对”的，“有对”致以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在社会关系里看重个体的伸展，“无对”则致以天人合一和社会关系里无个性之肯定。至于印度人的“意欲向后”，梁漱溟解释说：“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摆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 iv

然而梁漱溟并未考虑各种文化融合的理论，他认为既然文化作为一个表现意欲采取基本方向的独特整体，那么特殊的文化成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