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失败原因探析

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失败原因探析
作者：胡波
来源：《考试周刊》2013年第15期
摘要： 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是20世纪世界民族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运动中所呈现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对之后的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运动和反殖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从运动领导阶级的自私和贪婪、内部的分裂和倾轧、秘密革命组织对革命的负面作用和殖民当局卑劣的宗教挑拨政策考察运动失败原因。

关键词：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失败原因
1905年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借口孟加拉省面积巨大不便管理对印度民族运动最重要的中心孟加拉实行分治。

由于分治引起的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及英国的高压政策，一场以反对孟加拉分治为导火线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印度兴起。

这是印度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领导民族运动以来的第一场革命运动，与同时代的菲律宾、中国、伊朗、土耳其等亚洲国家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同为亚洲觉醒的标志。

所不同的是，印度的这场斗争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不是革命力量有计划地发动，而是殖民当局的攻势逼迫人民起而反抗的；不是采取武装起义的形式，而是采取消极抵抗的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工人阶级成为1905—1908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动力之一。

正是由于印度的民族和宗教等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民族运动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因此，对于该运动失败原因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殖民地印度时期的历史，更具体地认识20世纪初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一、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私性和贪婪性是导致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1905—1908年运动失败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此时还没有革命的要求，在被革命的大潮推着前进时，始终三心二意，顾虑重重，唯恐运动深入会引起英国报复，有碍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孟买著名工业家冯马尔达斯的话很有代表性。

他说，虽然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激烈的行动，可是在已有的条件下，这种行动对他的阶级是有害的。

“关于机器和工厂设备的问题，我们在许多年内要靠国外市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别的原因，我们最好不要鼓吹采取容易引起报复的措施。

”[1]p2“达达拜·瑙罗吉也表示担心，恐怕英国人报复普遍的抵制运动而停止向印度出口机器。

”[2]p895运动领导集团中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①所要求的司瓦拉吉②是要求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的，资产阶级不愿接受又不能不顺应当时社会潮流不得已才提出自治要
求。

这与其说是他们此时的真正期望，不如说是为了和激进派提出的独立目标相抗衡，因为他们把自治仍看做是遥远未来的事。

运动开始后，他们对反分割和司瓦德西运动热情最高，对抵制英货运动③视如玩火，战战兢兢，怕因此得罪英因殖民当局而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

在从抵制运动中初步得到实惠就心满意足，只求保持现状。

他们的积极性与运动的发展成反比，运动越深入，他们就越感到不安。

1907年工农运动的发展和秘密组织④活动的开展使他们感到似乎大祸就要临头，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寻求与殖民当局妥协、收缩运动。

其次，在这场斗争高潮中，资产阶级不是积极的领导者，甚至连参与领导都是被迫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资产阶级此时的软弱态度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弱小，而是因为它有了一定的发展，害怕运动的深入发展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

由于是处在英国这个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再加上英国所吹捧的自由主义，他们觉得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得到相当发展，不愿打乱这个秩序，结果造成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局面。

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国大党）内部的分裂是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20世纪初的印度，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相当实力，政治上控制国大党，小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依附于资产阶级。

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国大党内的激进派从没有想过要独立领导运动。

他们总是希望推动资产阶级来领导。

在资产阶级不愿领导，他们迫不得已争夺领导权时，也仍然希望拉着资产阶级一同领导。

运动开始时，激进派一面联合温和派，一面发动工农群众，从两方面获取力量。

然而在运动的领导过程中，“温和派和激进派存在着策略上而非原则性的分歧。

激进派认为运动的发展必然会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因此主张迅速扩大运动规模”；而温和派则由于1906年英国自由党上台执政，对英国新一届政府抱有期待，指责“激进派的行为会对国大党造成严重危害，会使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并且加剧暴力活动的升级，造成运动的混乱。

”[3]p323-324国大党的分裂，温和派从运动中的退出，使激进派失去了一支臂膀，他们认识到，只有更紧密地和工农结合，才能维持和壮大自己的力量。

为此，就要求他们提出革命的反封建纲领，把反殖民地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

然而，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导致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并且，“在殖民地印度，尤其是在民族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民族压迫在政治生活中把阶级矛盾排斥到次要地位。

因此，甚至当时最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即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都没有起来为消灭印度农村封建残余（地主统治）而进行自觉的斗争。

”[2]p894“因此，激进派的一些领导者一方面打算团结全体印度人民反对外国统治，一方面又希望将来在印度仍然给王公一定的地位。

”[2]p892他们错误地认为反殖统一战线可以包括所有的阶级所有人，认为提出反封要求会削弱民族团结，削弱反殖斗争。

由于有这些认识，因此他们虽然做发动农民的工作，农民的发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十分有限的。

“在当时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殖民压迫的条件下，在社会关系和人民意识中还保留着严重封建残余条件下发展的，而无产阶级人数还比较少，还没有自己的组织，还没有形成本身的意识形态”。

[2]p897因此，国大党分裂后激进派领导人对继续领导运动失去了信心。

提拉克把重点转移到搞禁酒运动，而奥洛宾多·高士则提出“宗教民族主义”[4]p302新口号，给人民打气壮胆。

这些措施当然不能使运动起死回生，以至于殖民当局1908年把奥洛宾多·高士和提
拉克等激进派领袖及一大批激进派报刊编辑投入监狱后，激进派顷刻瓦解，变成一盘散沙。

“总的来说，激进派继自由派（温和派）之后，仅仅主张限制封建剥削和地主专横。

可是民族运动的各大派别之间，客观上在这一点也存在着深刻分歧。

”[2]p895因而，运动的最终失败成为一种必然。

三、秘密革命组织的负面作用加剧了运动的失败
秘密革命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1905—1908年运动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秘密革命组织上，印度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缺陷暴露无遗。

这些秘密组织主要成员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所开展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武装起义思想、筹集经费、搜集武器，在军队中策反和制订未来实行武装起义的战略计划等。

这些人虽然饱含革命热情，但与激进派相比更缺少磨炼。

最初，他们把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斗争估计得过于简单，遇到困难后便产生急躁情绪，面对殖民当局的镇压，这种情绪就转变为个人英雄主义狂热，一时间兴起一股暗杀和设置恐怖炸弹之风。

并且，“恐怖暗杀活动在1909年对英印总督柯曾勋爵的暗杀事件中达到顶峰。

”[3]p321-322这种错误的行为招致秘密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严重破坏了武装斗争转变工作，败坏了秘密组织的名声，“加剧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嫌恶，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3]p322
激进派和秘密革命组织之间虽然起过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作用，如提拉克与一些秘密组织的领导人有过接触，曾帮助秘密组织派人出国接受军事训练，还试图建立军械厂，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使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力量相互抵消。

如激进派多数人强调武装斗争道路不适合印度，秘密组织则强调消极抵抗行不通。

由于两股力量不能结合，结果在一极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盲目崇信合法斗争方式，在另一极则促进了个人暗杀活动盛行。

更重要的是个人暗杀是暴力斗争的歪曲反映，是要求暴力革命的潮流得不到支持，找不到正确出路的表现。

以上三方面表明，小资产阶级虽然可以在一个时期充当革命的突击力量和领导者，但要他们独立担当起革命领导重任是不可能的。

四、殖民当局挑拨宗教矛盾冲突，在革命运动内部造成另一巨大裂痕
20世纪初以来，离间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挑拨印度教伊斯兰教纠纷，已成为英国在印度“分而治之”政策的总路线。

“民族解放斗争开始高涨以来，殖民当局挑拨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纠纷的政策比以往更加恶劣。

”[2]p920
“1903年刚传出准备分治孟加拉的消息时全孟加拉，无论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的舆论都一致表示抗议。

1904年，寇松不得不在东孟加拉全境来一次专门巡回演讲，召集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大会来解释英国的政策。

但若是不行贿，是连这种事情也办不成的。

”[2]p920后来，在1905年年底英国自由党继保守党执政后，殖民当局“一面耍弄改革诺言，一面又竭力安慰孟加拉地主和印度封建分子。

他们一再向孟加拉包税地主保证：孟加拉分治，绝对不会影响固定赋额制。

1906年又宣布停止实行寇松拟定的限制王公及其他封建统治者权利的措施。

”[2]p920
与此同时，殖民当局还采用种种新手段，“他们巧妙地在已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历史上形成的印度教徒占优势的局面下，在殖民地印度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使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上层人物的各种矛盾和摩擦加剧，并纳入宗教仇恨的轨道。

”[2]p922例如，伊斯兰教封建地主贵族由于陷入印度教高利贷者的债务而不满，印度教徒占优势的商人们相互间的营业竞争，以及知识分子为了争夺国家机关职位而相互倾轧等。

并且，殖民当局借口保护伊斯兰教人数较少宗教的利益，开始公开给予上层伊斯兰教徒以特权，指望用这种办法加强上层伊斯兰教徒对于广大伊斯兰教徒商人和知识分子，以及伊斯兰教群众的影响，进一步挑起印度教伊斯兰教的纠纷。

随着运动的发展，英国当局加剧了对运动中心地区孟加拉印度教伊斯兰教的挑拨。

“1906年，东孟加拉与阿萨姆省宣布优先接受伊斯兰教徒任国家官职，在县政府和市评议会选举中，印度教徒财产资格的数额规定比伊斯兰教徒约高五倍。

”[2]p924但是，“在此之前，政府很多职位都是由印度教徒控制，目的是孤立穆斯林。

但现在，他们企图使二者（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互相攻讦，以制造一种平衡来削弱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影响力。

”[5]p566-567然而，“由于在整个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穆斯林教徒都拒绝学习英语，因此，他们很难适应现在（指1906年后）在国家机构和公众生活中的新角色。

”[5]p566这样就更引起了很多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教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

此外，殖民当局还利用一些民族口号常被涂抹一层印度教宗教色彩这一情况来挑拨宗教冲突，如司瓦拉吉等口号。

殖民主义者以此为借口，宣布民族运动是威胁印度伊斯兰教徒的幸福，甚至危及其生存的印度教运动，而英国当局是反印度教统治的堡垒。

于是，东孟加拉一部分上层伊斯兰教分子在殖民主义者一手操纵下，力图阻挠伊斯兰教群众参加民族运动，提出“护教运动”⑤口号，与提倡国货口号抗衡。

殖民主义者就是利用这种措施，唆使了大部分伊斯兰教徒反对民族运动。

不久，“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东孟加拉，都开始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表示效忠英国当局，拥护孟加拉分治，反对抵制英货。

”[6]p415至此，民族解放运动遭到严重破坏。

1905—1908年全印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以失败而告终。

但它对后来整个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斗争都有着重大影响。

在这场运动中，工人、农民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旗帜下奋起（尽管范围有限），这在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这时开始的民族运动就带有全印的性质。

运动中产生的新思想及和殖民者作斗争的新形式，在此后的民族运动中得到了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整整一代的为印度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战士，他们对造就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的参加者和领导人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注释：
①指当时印度国大党中以提拉克为首的极端派。

②“司瓦拉吉”，意为自主，提拉克等激进派把它作为1905—1908年运动的一个纲领口号。

③“司瓦德西”，意为自产，和抵制英货运动同为1905—1908年运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④“秘密组织”是1905年运动开始后，一部分青年对合法斗争方式感到失望而建立的以印度解放为目标，以武装起义为主要斗争方式的革命组织。

⑤护教运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保护自己的教派”和“保护本教派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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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东诺娃，戈尔德别尔格，奥西波夫.印度近代史[M].北京编译社译.上海：三联书店，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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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Volume9[M]. Chicago：Hemingway Beton Publisher. 1973—1974.。